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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弘扬儒学的华人学者

01/23/2008/13:33
华夏经纬网

  当笔者问如何理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时,杜维明又一次兴奋起来:“太好了!我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对话的典范,是人类的最高理想。”时值北京论坛(2007)在北大燕园召开,“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正是讨论的热点。

  如此看来,他还是一个学者,一个兼具儒家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华人文化学者。尽管他的身上有多重的光环,比如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顾问委员会主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同时自1996年出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至今。

  与时俱进

  他在全球的讲坛间奔走,从港台大陆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东京到巴黎、温哥华,还有新德里、开普敦、斯德哥尔摩……

  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说他在“传道”,在“宣传”儒学。“其实我的心愿是不断深入地了解儒家,通过了解、认识来发挥它的资源”。

  杜维明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扎根在儒家传统的资源里,从事比较有创造性的哲学思考。”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或者哲学家,我很荣耀。”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要有一种人文关怀,能够在一个公共领域内对政策和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有责任感,能参与社会文化,代表着一种社会良知,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等等。

  杜维明继儒学名家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以研究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他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区分,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与杜维明是分不开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由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中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行政管理及企业管理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现代化的不同类型,多元的现代性等宏观课题进行了理论性的开拓。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他的思想广为学界所重视,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传统之根

  杜维明的文化之根深深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杜维明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49年随父母到了台湾,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赴美留学,1976年加入美国国籍。他自言小时候并没有直接接触儒家经典,真正对他施加儒家传统影响的往往是周围人不经意间的身教。“我小时的奶妈是从农村来的,没受过任何教育,但从文化的资源上来讲非常丰富。她通过口传和身教,将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价值以她的那些民间的言语、生活习惯传达出来,她的话对我们小孩启迪作用是很大的。”

  杜维明真正对儒学产生兴趣是1949年同父母到台湾之后的事情,尤其是在高中时遇到了周文杰老师。在授课之外,周先生找来部分赏识的学生,一起学习儒学。而这种学习的方式也类似于孔子与弟子间的那种辩难、讨论,大家一起读经、释意,气氛活跃而融洽。

  后来杜维明逆台湾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而行,选择报考了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所在的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从此踏上了国际知名学者的成长之路。

  “跟牟先生学习哲学,大半的学习都是在课堂之外。当时经常到老师的家里,不仅仅是交流。比如读《史记》,老师一句句断句,释意,就我们两个人,有时中午去,有时晚上去,简单吃点东西,一谈就谈到深夜。当时的乐趣太大了,太大了。”

  与当代很多年轻人不同,杜维明选择了哲学,一个通常被边缘化的学科,而非“实用”之学。但杜维明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从事学术研究,从事他挚爱的儒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纯粹是出于兴趣走上儒学研究的道路。而这兴趣,“是强烈的,不是简单的。一方面是感觉到了乐趣,但另一方面确实感到它有意义,有价值。”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到了大学四年级,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维明获得了哈佛燕京提供的奖学金。在服了11个月的兵役之后,就到了哈佛。

  国际视野

  在杜维明看来,儒学的发展体现在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命运,并且作出不同的创建。传统儒学有无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建性的回应,即儒学能否“吸收西方文化的菁华,最终成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乃至核心内容”。

  常年在海外教书做研究,杜维明坦言,海外视野对儒学研究的帮助“太大了!”他认为儒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能不能通过英文把儒家的原理表达出来,而且受到西方的重视。慢慢地他发现,这种发展不仅可能,而且“契机很好,潜力很大”。

  对比东西方对儒学的态度,杜维明感到有很大不同。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学术界的观念里,对儒学的尊重,等于对重大文明的尊重。在他们看来,孔子是代表人类文明的一个高峰。西方学术界中,很多人对儒学很生疏,几乎一无所知,但他们十分热情、好学,杜维明说与他们的交流,使他自己对儒学研究的水平也有所提高,“西方研究儒学的土壤是非常丰厚的”。反观中国学术界,有些人对传统文化的那种鄙视和狂妄,使人没有办法与其对话。

  虽然处于海外丰厚的儒学研究土壤中,杜维明依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寂寞。他说,在西方,对方再尊重、再了解,也只局限于一种学术交流,而与国内学术界的交流不仅是同样的母语,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而且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密切是海外不可比的。他说,就像中国菜一样,美国一些很重要的城市都没有正宗的中国餐馆,所以在本土只要能吃到中国菜,对他来说,就是莫大的满足,“绝对吃不够!”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张晓哲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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