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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周有光张允和

01/24/2008/09:03
华夏经纬网

  1933年秋到1936年夏,我在上海光华实验中学(后改名为光实中学)初中读了三年书,我深知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不容易,所以刻苦用功,每学期学习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但当时我未成为死读书的书呆子,除了抗日救亡的浪潮把我卷进去以外,还得归功级任老师张允和的开导,她为我订了《文学》、《读书生活》两本杂志,鼓励我多读书、多写作。

  初中毕业后,因家贫念不起高中,我只好自谋职业,在张允和丈夫周耀平(即周有光,时任江苏银行稽核科长)的帮助下,我考取了江苏银行练习生的位置。1937年抗战爆发,银行解散,我从徐州爬上去武汉的火车内一个装牲口的车厢到了武汉,想请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社帮我去延安抗大学习,但未成功。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以试试看的心情,我写信给从上海迁移到武汉的周有光先生请求帮助。很快得到他的回信,并附有他的一张名片,名片上写道:“请沙千里兄安排吴海鹤(我的原名)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我持这个名片找到武汉民大招生处,很顺利地办妥了去山西民大运城三分校学习的手续。当时,幸亏有周有光先生的相助,我才能以民大为临时落脚地,1938年2月先到安吴堡专训班学习,毕业后被保送入延安抗大总校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和周有光、张允和夫妇重逢在北京,我常到他们家去玩。张允和来北京以后,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他俩那时已属高龄,身体也不好。1982年底我离休后,我为了感谢张允和老师对我的教诲,1985年我把离休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所得的稿费全部送给张允和老师,她坚决不收。后来我又邮寄给她,她才用我这笔钱买了一台负氧离子发生器,治疗她的神经衰弱症,效果还不错。

  张允和老师,190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的官宦人家,姐弟九个,她在张家姐妹中是位有名的才女,她爱好昆曲,在京参加昆曲社演唱。她出版多本著作,如《张家旧事》、《最后的闺秀》、《多情人不老》(与周有光合写)等,并签名赠给我,她的著作很受读者欢迎。她在《多情人不老》一书前言中写道:她与周有光“性格不同,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我同他俩接触中深深知道他们是一对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妇。2002年8月张允和老师因病去世,享年93岁,我无限悲痛。

  周有光老师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常州,1923年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学。后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学研究,撰写多种著作,很有影响。他82岁时学习电脑操作、打字,接发邮件轻松自如。98岁时,他倡导“基础华文”运动;100岁时他的《百岁新稿》问世,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他的自序中末尾写道: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我深深为他这些话所感动,并从中得到教诲。我今年89岁,也出版过几本著作,按照周有光恩师对我的教诲,决心实现自己晚年立下的格言:“生命不止,学习不息,笔耕不辍。”
 
中华读书报 吴凡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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