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江青亲自召见

　　1966年，浩然因为出生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也很好而被以军宣队为主的北京市文联工作组看中，被推为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

　　浩然第一次和江青见面是在天桥剧场，陪同人有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江青和他谈论起《艳阳天》小说与电影。几天以后的一个凌晨，浩然被吴德带到钓鱼台，接手了一项任务——与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江青慰问西沙海战的前线军民。江青还让浩然和张永枚搜集材料，创作作品。这是他第2次见到江青。

　　从西沙回来之后，浩然接到市委通知，让他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在这个会上，浩然亲眼看到，江青拿着狄福才的档案袋。狄福才原来在8341部队，是毛泽东派到文化组的。一会儿来了一个秘书，江青交代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听到后心里不由得一惊，认为毛主席派来的人，江青都这样说。他还联想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曾经被她重视，后来又被投进监狱的实例。由此开始，浩然和江青开始刻意保持距离。

　　在惶恐和紧张中，浩然用一个月时间写出了《西沙儿女》。由于对生活不熟悉，他把自己年轻时知道的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了一下就应用了上去。在多年以后出版的《浩然文集》中，浩然没让收入这部作品。

　　浩然心里的忐忑，在其长子梁红野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有一次，浩然把梁红野叫到跟前，告诉他，床上枕头里藏了几百块钱和一些粮票，都是父母多年积攒下来的。他担心万一什么时候自己被抓被关，年纪轻轻的红野就得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因而预先告诉他有那些钱和粮票，以备不时之需。

　　推脱江青布置的任务

　　1975年9月16日，浩然正在延庆县山区农村体验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电话，说江青让他到大寨去。浩然17日赶到大寨，参加二十几名文艺工作者的集会。这是他第4次在小范围场所见到江青，也是最后一次。

　　在大寨的第二天，往食堂的路上，浩然被于会泳等人伴随着的江青拦住，她问，你听到什么谣言没有?浩然回答说，没有听见。我一直在乡下，那里闭塞得很。江青接着问张永枚，张回答说，听到了，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就破口大骂。

　　吃饭的时候，江青正式给在场的文艺工作者布置写作任务：重写《创业》、大改《山花》、新创作《井冈山》、《长征》和《四渡赤水》。她让浩然和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于会泳还宣布，江青布置的创作任务，回去后对谁也不许讲。回到北京，浩然第二天向市委做了汇报，并直接跟市委主管文艺工作的黄书记表明不愿意执行江青交给他的这个写作任务。那位书记说，拖拖看。于是，浩然就藏到军队写小说。1976年春节临时回京探亲的时候，文化部刘庆棠等人通知浩然，春节后参加电影会议，责令《井冈山》等创作上马。浩然为了逃避，又通过市委领导在初二躲进军队的301医院，继续偷偷写小说。

　　在后来的回忆中，浩然称，自己一直拖着没有写这部作品。1976年9月，浩然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和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
步入生命低谷

　　粉碎“四人帮”以后，浩然从山巅跌入了谷底。《金光大道》第三、四卷因“四人帮”倒台未能出版，根据他的小说《西沙儿女》改编的电影未及封镜便被打入冷宫。1977年12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会议开幕时却被突然取消了代表资格。这对浩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事发之先没有跟他打招呼。陈徒手后来访问浩然的时候，他还提过好几次。此外，浩然成为了清查对象。最终被认为“摔了跤，没有完全陷进去”。

　　这段时间的浩然心情落寞，北京人艺的老编剧梁秉堃去他月坛北街的家中去看望时，老伴说，很久没人来看望他了，而浩然则摇着他的手流下了眼泪。林斤澜抱着一只老母鸡，和多年没见面的刘绍棠一起来给浩然鼓励。人民体育出版社原文艺编辑张健1988年去采访浩然的时候，浩然提到，自己被批判的时候，一位领导(也是文化人)对一个日本记者说，浩然的小说并不是他写的，他会写什么小说？是雇人写的，署上他的名就是了。浩然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将掏出的烟和火一把扔到窗外，从此再不吸烟。

　　复出执掌《北京文学》

　　1989年之后，浩然担任了《北京文学》的主编。上任以后，浩然强调要多发工农兵作者的作品，从1990年到1992年，《北京文学》几乎没有刊登名人的作品，基本都是基层业余作者的稿子。北京作协会员，平谷的张爽很早就认识了浩然，他说，“浩然破天荒地在《北京文学》头条位置一举发表了平谷区农民作者陈绍谦的小小说25篇，此举惹来了很多非议，议论声四起，有的说，《北京文学》之后该改名叫《郊区文学》得了。一些作家联合起来，不给《北京文学》写稿。”

　　《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回忆说，“作为编辑部成员，我们也很苦恼。大家就想扭转局面。后来，浩然也听到了这种批评，他也不太管了。到1993年，他基本不过问稿子的事了，一些作家慢慢给我们写稿。”

　　章德宁说，在这之后，有些大的会，《北京文学》编辑部请浩然参加，他一般都来。浩然在社会上知名度很高，所以有些企业家都很尊重他。只要是编辑部求他的事，他基本上都做。

　　浩然的女儿梁春水说，浩然从80年代开始，基本是在通州区。1986年去三河，先是挂职段甲岭镇(紧挨着蓟县，离他青少年时期生活和成长的地方很近)副镇长、镇长，1990年在三河县成立了文联，创刊了《苍生文学》。

　　在培养业余作者方面，浩然不遗余力。梁春水如是认为，“他把这个工作当成了自己创作的一部分。”

文艺绿化不遗余力

　　张爽说，1998年，自己申请加入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会上讨论名单时，浩然一听没有张爽的名字当场就问：平谷的张爽怎么没有？作协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他的入会申请上报晚了。浩然一激动就又说出了过头的话，他宁肯得罪那么多著名的作家，也要为一个热爱文学喜欢写作的农民争一个‘作家’的名份。“结果我可能是北京作协历史上唯一一个没被提上理事会讨论名单而加入作协组织的一个特例。”张爽说。

　　不仅如此，浩然为业余作者主编了“三河泥土文学丛书”、“北京泥土文学丛书”等等。但是，浩然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1987年，浩然出版了43万字的长篇小说《苍生》这部反映了新时期农村社会巨大变化的小说，发行了一万多本。后来，《苍生》被改编称了电视连续剧。1990年2月，《苍生》荣获北京市庆祝建国40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的文学优秀作品奖；1990年5月，又荣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苍生》先后所获得的两笔奖金都是1500元，第一笔奖金，浩然捐给了三河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第二笔奖金，浩然捐给了三河文联，作为《苍生文学》的办刊经费。2001年，69岁的浩然为他的71岁的“老学生”———三河段甲岭山区的老农民李纲出书，在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0元资助。

　　此外，浩然还推出了自传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本来他还想接着写下去，但是，身体原因使他不得不中止这样的念头。后来，浩然还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过《“文革”回忆录》的出版协议，但是，他一直没有写。

　　刘庆邦认为，“浩然后期的小说写得比以前好，《苍生》等拍成电视剧反响不是特别大，这可能主要还是政治的原因，媒体对他宣传很谨慎，不像对一些新作家无所顾忌，老想着他在‘文革’的走红。我觉得,《苍生》比《艳阳天》好，意识形态的东西少了，艺术的东西多了。”

　　围绕浩然的两次争议

　　进入90年代之后，文艺界围绕浩然先后召开了两次争论。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终于出齐了。

　　此时，离这部作品第一部出版已经相隔了20多年。可想而知，这时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艾青在199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一文说：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

　　第二阶段的争论，是由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的一篇名为《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谈引起的。这篇4000字的文章披露了浩然的观点主要是：(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

　　其后，吴越农、章明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批评浩然。此后不久就访问浩然的陈徒手称，浩然看完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以后半天不说话。他对很多问题表达可能更困难。批他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他觉得有隔膜。作为“文革”当事人，他觉得别人说的隔了一层，双方没有办法交流，他也没办法大声去说什么。

　　张爽对浩然的一次哭泣记忆尤深。2000年夏，三河文联和平谷文联联合搞了个联谊活动，浩然也参加了。那一次的浩然，是张爽所见过的最显衰老的浩然，一点也没有了当年编“泥土文学丛书”时的意气风发。他拄着杖，慢慢走在山路上，头上满是白发。

　　张爽说，那天中午很热闹，大家相互敬酒。自己坐在浩然的对面。浩然在与和他年龄相仿的韩牧平先生喝酒，两人提到了毛泽东年代，谈着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又感叹自己现在都已经老了。“我看见他大颗、大颗地掉着泪，眼泪砸在酒杯里，砸在菜碗里。那是控制不住的泪水，浩然好像是用尽了浑身的力气，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可那一刻，屏声静气的几个酒桌上的人还是看到了他的眼泪，听到他哭出来的声音，因为极力压制而又变形了的声音，有些尖，有些细，甚至有些孩子气的声音。”

　　在梁春水眼里，外界的批评并没有对他构成很大的压力，“他在农村听到的是是非非比较少，他主要的压力不是别人说他怎么样，而是在创作上。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写一部超过《艳阳天》的书。只要他活着，就不愿放下手里的笔。他就是愿意写东西，如果写不了，他就感觉活着是一个废人，没什么意义。但是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他的才思不如以前敏捷，这方面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