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目前存世最早的名人墨迹，清乾隆内府“三希”中的两件，可谓件件价值连城

    为了庆祝隋人书《出师颂》离开故宫80年后重回宫中，8月24日至29日，故宫博物院在院内绘画馆举办《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由于汇集了我国早期书法中一些最重要的稀世珍品，此次展览备受文物界、书法界专家学者的关注。

　　名帖真迹墨迹之最

　　比起去年年底上海博物馆为建馆50周年举办的《千年遗珍国宝展》，此次故宫的宣传可以说低调了很多，不过专家介绍，单就书法展品而言，此次展览绝不逊于上博的展览，而且此次亮相的《伯远帖》和冯本《兰亭序帖》本身就参加了上博的展览。

　　在故宫绘画馆展厅的一角，一幅不大的宣传牌上印着这样两句话：“中国书法墨迹之最，存世最早蔚成系列。”这两句话精确地概括了此次展览的特点。首先，就文物价值而言，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我国存世最早的名人墨迹，其书写年代距今已有1700余年，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它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其字体为草隶书。《平复帖》虽然仅有9行86字，但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研究中国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次展出的《中秋帖》手卷，曾被清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意即稀世珍宝，卷前引首有乾隆行书题写的“至宝”两字。此帖传为东晋王献之所书，但是根据所用的竹料纸和行笔，当代书画鉴定家大多认为是宋米芾所临，但这丝毫不影响此帖的价值。另一幅《伯远帖》，实际上是东晋王王旬书写的一封信，卷前引首有乾隆御书“江左风华”四个大字。王王旬《伯远帖》自乾隆十一年即1746年进入内府，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

　　而此次展出的唐代冯承素摹写的王羲之《兰亭序帖》，则被书法界公认为王羲之《兰亭序帖》的最佳摹本。再加上刚刚回归故宫的隋人书《出师颂》，五大名帖同时公展，不仅是前所未有的盛事，从更深的含义来说，它们整体再现了中国早期章草书体演变历程，这已经超越了其中任何单件作品所固有的价值。专家介绍，“章草”是在隶书的草写体———“隶草”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而形成的一种书体。它在中国书法书体的演变过程中，是衔接早期的篆、隶书体和在后世占主导地位的楷、行、今草书体的一个重要环节。章草出现于西汉，至东汉中后期趋于纯熟，成为最早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种书法表现形态。从三国、魏晋以至隋代，各时期多有承传者，并相继产生了汉张芝、西晋索靖等一些著名的章草书法家。然而到唐代，就已经很少见了，历经数百年至元代方得复兴，但风格已大异于古人。早期章草墨迹存世者寥若晨星，此次展出的都是其中的珍品。　国宝流浪故事感人

　　入选《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的展品，除了极少数一直在故宫收藏没有遭受“流浪”之苦，几乎每一件展品背后都蕴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如《平复帖》，在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讠斤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后溥儒为筹集亲属丧葬费用，将此帖待价而沽，经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由著名鉴赏家张伯驹以巨资购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躲避战乱的路途中，张伯驹将此帖缝在身穿的棉袄中，视同生死，更感人的是，在遭受匪徒绑架并以“撕票”相威胁以索取巨资时，他却关照夫人：“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1956年，张氏夫妇毅然将《平复帖》捐献国家。

　　《中秋帖》和《伯远帖》则是民国时由溥仪携出宫外，后流散民间。建国前两件稀世文物一起被典当于香港一家外国银行，1951年底，典当期将满时，国外有人意图购买，周恩来总理闻讯，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购回，入藏故宫博物院。

　　而此次故宫购回的《出师颂》，则是1922年被溥仪携带出宫的，当时曾经被不识其价值者截为两段，前面的“晋墨”两个字和正文是一段，后面的元代题跋是一段。6年前，嘉德公司在一次文物征集中，曾经征集到《出师颂》手卷尾部的元代题跋，并将其拍卖。今年的春季拍卖会上嘉德又征集到《出师颂》的正文部分，故宫博物院此次购得的就是《出师颂》的正文部分，据说后面的题跋至今仍在一位收藏家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