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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辛亥革命光荣传统 全面振兴武汉地区经济

2007-09-20 10:30:33
华夏经纬网

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同新

    关键词:武昌起义 历史经验 武汉地区经济

    九十五年前的辛亥年,继广州黄花岗起义,五省保路风潮之后10月10日,重镇武昌,石破天惊,爆发了改变中国历史的武昌起义,敲响了埋葬清王朝的丧钟。继而全国响应,神州大地燃遍了推翻清王朝的起义烽火。江浙、上海起义成功,南京光复,为中华民国诞生举行了奠基礼。1912年1月1日,新生的民主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政权诞生了,从此中国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始了探索走向现代国家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而武昌起义的光荣革命传统,则是鼓舞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百折不挠,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奋争的力量源泉。

    武昌起义,中部革命,对全国革命形势推动之大,是革命党人未曾所料。由于此举对推倒清王朝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人民称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的首义。这固然是由于全反清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盟会中部总部的成立及革命党的共同努力、果断决策分不开的,而同时与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在全国所处的位置、历史发展丰富的文化积淀分不开的。武汉地区,居中国中部,有九省通衢之称,水路、陆路交通之要冲,经济、文化发展很早。古称江夏,东汉末年即在龟山以北巩起“却月城”(今汉阳境内)。三国时东吴孙权在蛇山附近建起“夏口”城(今武昌最早建起的城池)。刘备曾经此西进巴蜀而与魏吴成三足鼎立之势。明代汉口已成行业繁荣的城镇,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形成武汉地区的鼎足三镇。1926年汉口升格为市。1949年三镇合为一市,即武汉市,湖北省省会所在地。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在这一地区萌生,发展,繁盛,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支奇葩。流芳千古的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诞生地,就在与武汉地区紧邻的姊归。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曾侯乙编钟,也在武汉地区附近出土,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最早出自商代中晚期的编钟,不是简单的中国古代的一种乐器,而是包含了历史、冶炼、铸造、工艺美术、音乐、音律等多学科的技术与工艺,体现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其内容之深厚,为世界之少见。而武汉地区既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更是传承、发扬光大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武汉地区处于特殊的位置。远的不说,中国近代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主要部分是在武汉地区。平汉、粤汉铁路的兴建,这里是交汇点。早期民族资本兴办实业,这里是集中地区之一。航运早已发达,近代通讯这里开办得也早。清朝为维护其腐朽统治而组建新军,这里是重点驻防地。这里教育发达,人才荟萃,有相当一批仁人志士早于其它地区面向世界,寻求救国之路。这就为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武昌起义,石破天惊,也就成为历史之必然。

    反思武昌起义成功,多年来学术界已从多方面、深层次总结了历史经验,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纪念武昌起义九十五周年之际,本文仅提出了三点认识,以为历史借鉴:第一,不拘一格,果断起用能人,使反清新军,有了得力的指挥官,对充分发挥起义军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的指挥者,在事出意外、生死存亡之间,只能断然起义,并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当武昌城光复时,连一位能够整合、指武汉地区22个营新军的总指挥官都没有,很难抵挡汉口方面清军的反扑,起义有夭折之险。正如孙中山后来评论武昌起义时所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所指是于10月10日爆发,及当地清军一听枪响即溃散是意外,是长期形成的胜利必然性中的意外。这正是偶然寓于必然之中,必然会在偶然中表现出来的辩证关系。孙中山的评论正说明武昌起义准备不足。为了能够有效的指挥相继投入到起义队伍中的20个营的新军,起义军临时指挥官新军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与各位同仁集议,如何推举革命军的主帅。经城中资高望重的耆老集议于省咨议局,共商求贤之道,省议员刘庚藻提议:“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选当寻觅之。”当时在无他人充任主帅的情况下,众人皆赞同。革命军立即派人寻找这位已着便服到处躲藏的统领大人。当革命军代表找到他,诚恳请他出山指挥军队时,黎元洪怕得要死,百般推脱。革命军代表坚决按会议决定办事,强拉黎元洪上马,请到革命军总部。就是对如此表现之人,因为他有指挥全军的将才,又不与革命军为敌,革命军在吴兆麟的率领下,还是以隆重的军礼迎接他,情真意切的推举他为统帅。虽然黎元洪仍执意推辞,而原湖北省咨议局局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及众位议员,已与革命党合作,聚会于咨议局会议厅。吴兆麟在会议上提议,请“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会议通过人选,决定张贴《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督都安民布告》,将军政府的13项决定公布于众。会议即已作出果断决定,黎元洪虽然情不甘,心不愿,毕竟当了都督,成为武汉地区革命军的统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受到鼓舞,承担起了都督的职务,在后来与清廷周旋,创建中华民国新政权的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项经验值得今天深思。

    第二、依靠全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密切与各省革命军的联系,主动争取同盟会总部的领导,充分发挥武汉地区的优势,在完全推倒清王朝的进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武昌起义的历史意义,称:“一为荡涤260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律平等”。“一为铲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结果之伟大,洵足于中国历史上书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孙中山的高度评价足以说明武昌起义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事实上武昌起义迅猛发展,其原因有三:其一,中国同盟会成立以来,经过六年多的艰苦努力,已在全国及海外华人中广布了革命种子,革命的火种遍于神州大地,清廷已如坐在火山口上。经过广州起义、保路风潮的连续震荡,再经过在中国中部武昌起义的发生,势必导致倾覆清廷火山的总爆发。其二,中国同盟使各地革命党人有所遵循,各地党人均以《革命方略》为指导,自行起义,武昌起义就是典型事例。最后,武昌革命军政府的对外政策,争取到了列强对中国革命取中立态度,这在成分复杂的同盟会内部,容易接受武昌革命军政府的对外政策,打消了一些地方革命党人对外人干涉的顾虑,逐以武昌起义为样板起而回应。这就决定了相继而爆发各地区的起义,都会主动与武昌军政府联系与合作,而武昌军政府为巩固与扩大武昌起义的成果,也必须及时与兄弟省的地区取得联系,相互支持。武昌革命军政府成立后,清廷很快重新集结人马,选派干将,进行猖狂反扑,武汉地区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十分惨烈。而之所以能战胜对手,巩固了新生政权,扩大了战果,一是靠自身的顽强斗争,运用策略之得当,二是靠周边各省的有力支持和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江浙起义,上海起义、南京光复,使清廷捉襟见肘,首尾难顾。而武昌军政府的越战越强,则在全国推倒清廷的起义烽火中,始终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同盟会的总部领导人居正、谭人凤等人纷纷赶到武昌,增加了黎元洪指挥军队的勇气。军政府对外政策的成功,也令黎元洪有了信心。10月28日,刚刚回国的黄兴,受同盟会总部的派遣,与宋教仁、田桐、李书城等,由上海达到武昌,参加军政府的领导工作。黎元洪请黄兴主持前方战事,军政府公推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使军政府的领导力量得到很大增强,民心大定,士气振奋。斗争形势虽有反复,而最终是清廷彻底倒台,中华民国诞生。

    第三、新生的国家政权要不要利用外资发展生产,武昌起义后至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之初,曾有过一场争论。一时间虽然外债没借成,孙中山去从中总结出如何正确对待借外债的思想。发人深省。

    辛亥革命爆发,汉冶萍公司总经理逃亡日本,公司停产。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一文不名。公司因没有资金而不能生产,给新生政权造成很大困难。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就要与总经理盛宣怀联系,请其解决生产资金,恢复生产的问题。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盛宣怀这种身份的人能不能用;二是对解决资金的方式是否应有明确的限制条件。孙中山务实的对待这个问题,立即与在日本的盛宣怀取得联系,只要所筹资金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司能恢复生产,可以不限任何方式。本此精神,盛宣怀与日本正金银行协商,曾提出多种筹款方案,反复比较,既要不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又能解决生产资金与政府的财政困境,终于在1912年1月26日,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日本三井物产式会社于南京签订《汉冶萍公司在中日合办草约》,规定“公司股本为日金五千万元并由中日合资办理。”没想到草约签订,在革命党人中引起强烈反弹,很多重要人物对草约突出严肃批判,坚决反对批准草约。孙中山只得让步,《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废止。但孙中山不认为此事有错,而是人们的观念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可以等待。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这个正式解决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于南京发表长篇演说。在论及到如何对待借外债时说:“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至于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毒,不知借外债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营生产之事则有利”。“能开发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将从此以出是也”。表明为了发展生产,有进步的国家政权作保障,不仅可以利用外资,而且也要鼓励国人开办实业,不要怕产生资本家;4月9日至12日,解职后的孙中山到武汉地区考察,走遍三镇,发表多场重要演说。讲了许多民生主义的主张,会见了工、商、兵、学、女学等各方人士,参观武昌起义地址,工厂,商场,军营,还在今日汉口步行街的精益眼镜店,留下了“精益求精”的墨宝。他离开武汉于4月17日在上海出席中华实业联合会的欢迎会上讲到:“论资本一层,外债非不可借,但合办则流弊甚大。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人 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了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由汉冶萍公司借债问题所引发的孙中山先生对利用外资问题的一系列思考与深刻论述,今天看来仍有很强借鉴意义与启发意义,值得认真体会,求得再认识。

    在武昌起义后的95年中,中国在探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遇到了重重阻力。然而中华儿女执意追求,义无反顾,终于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的道路,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骄人成就。在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中,武昌起义的革命精神与光荣传统,始终是中国人民不断进取的力量源泉之一,而武汉地区也始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里是南北征战争夺的重点地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重要阵地。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里是斗争的重点地区,江汉工人谱写了悲壮的革命史诗。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发动了轰轰烈烈地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血战武昌城,光复武汉地区,革命军会师长江,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迁移到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革命指挥中心,国共合作的结合部。从这里发起了第二次北伐战争,打垮了奉系军阀的主力,为最终推倒北洋军阀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期间,武汉地区朝气勃勃,生产发展,经济活跃,国民革命的政治机构,都在这里安家落户,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武汉地区的火热气愤,很快辐射致长江上、下游,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发挥了革命领导中心的作用。不幸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分崩离析,出现了长达四年多的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武汉地区又成了征战的焦点。桂系的西征讨唐、蒋桂战争、北平扩大会议的反蒋联盟与南京的对阵,都少不了在武汉地区的争夺战。

    而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刻,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中华民族又实现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大团结,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当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转折的过程中,武汉地区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更是写下了光辉篇章。全国正面战场的指挥中心党、政、军机关,从南京向重庆转移,沿海工业向大后方搬迁,大量战略物资转运至大后方,千千万万战区的难民迁徙至大西南,都要以武汉地区为中转站。国共合作的再次实现,延安领导的全国人民的抗战与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抗战的结合点,自然就落到了武汉地区。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建立,中国国民党长江局的组建,全国抗日爱国团体,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一时间云集武汉地区。中国国民党为适应长期抗战的新形势,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该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确立“总裁”制的领导体制等重大决策,正是在珞珈山的会场上作出的。国民参政会也是首次在这里召开。以实现从抗战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武汉保卫战,写下了英勇悲壮的史诗。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是什么原因能使武汉地区完成了民族发展史上这项光荣的使命?那正是:一,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二,悠久文化,人才荟萃,人民勤劳朴实,对全国人才的吸引力。三、工、商、水、陆交通业的发达、经营管理能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可见,武昌起义的革命精神是一直在武汉地区发扬光大。

    1949年是新中国诞生之年。当年5月16日汉口解放,17日武昌、汉阳解放。在人民解放军挺进江南,解放全国的进程中,武汉地区发挥了固有的优势,成为向南进军的坚强阵地,巩固的后方,连接党中央的纽带。新中国成立,武汉地区成为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国恢复国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继而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国最火热的地区之一。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坐长江大桥通车,实现了中国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梦想,新中国为武汉地区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几十年的发展,这颗长江中游的璀璨明珠,更加鲜艳夺目。而武昌起义以来的革命遗址,保护、修缮、重建,成为全国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人文主义教育的基地,标志着武昌起义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并得到了光大发扬。

    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区,武汉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呈现从未有过的生机勃勃的局面。长江巨龙的中段、荆楚大地,各种经济体,万紫千红,百花争艳。国有企业成功改制,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台、港、澳企业家到这里创业,外国资金的强势注入,中华儿女的聪明才智与国际的先进技术与经验相结合,使武汉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长江三峡大坝的建成,并在航运、动力供应上已发挥了显著效益。三峡大坝的建成并投入使用,不仅是中国建设史的奇迹,堪称现代的万里长城工程,在世界的建设史上也是奇迹。三峡大坝建成的意义,人民一时间还只看到它的雄伟、发电力的巨大,长江全程航运的便利,历史上从未能解决的长江水患从此得到极大缓解等等。其实她给长江流域的广博大地几亿人口带来的实际利益,是无法估算的。她所蕴涵的全方位的功能,随着历史的进程才能逐步被人民所发现。而武汉地区、荆楚大地则是直接受益者,给这一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从未有过的便利条件。而这一地区的人民,也从三峡大坝的建设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得到多方的教益,感受到了一种强劲的鞭策力量,将以丰富多彩的经济发展蓝图,绘制得更加多姿多彩,逐渐完美。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其发展的进程是无止境的,其发展的水平会节节升高,其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行持续、均衡、全面发展的战略中,不仅中华儿女的聪明才智会大放异彩,而且将创造出国际合作,共同建设人类现代文明的奇迹。

    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的先烈们,结束了中国封建帝制的时代。经过艰辛探索,今天中国人民终于豪迈地前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上。1894年孙中山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唤:“振兴中华!”今天,这一呼唤正由中华儿女卓有成效地实践着。全面振兴武汉地区经济正逢其时,黄鹤竞飞的美景即将出现在武汉地区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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