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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辛亥首义精神

2007-12-27 15:01:58
华夏经纬网

王功安   原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

    [内容提要] 本文作者认为,武昌首义不仅揭开了辛亥革命胜利的序幕,给清王朝以致命一击,导致中国封建制度的灭亡,还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辛亥首义精神。因此,本文集中探讨了什么是辛亥首义精神,论断了辛亥首义精神是五个主要内容——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敢于抓机遇的果敢精神、敢于实行联合的团结精神;一个核心——爱国主义精神。用革命党人、起义士兵和革命群众的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壮烈事迹阐明了五种精神;从首义胜利的旗帜、革命党人的强大精神动力、五大精神产生的思想基础三个方面论述了爱国主义是辛亥首义精神的核心。还分析了这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两个鲜明特征,标志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产生的一次飞跃。

    “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①。这是吴玉章写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一文中“序诗”的名句。这两句诗,既指出了武昌首义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关键,也赞扬了武昌首义对推翻清王朝、结束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伟大历史功绩。

    我认为,武昌首义不仅是揭开了辛亥革命胜利的序幕,给清朝封建统治以致命的一击,导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而且还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就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革命精神,简称辛亥首义精神。因此,本文特对辛亥首义精神作点初步探讨。

    要探讨辛亥首义精神,首先要回答什么是辛亥首义精神?辛亥首义精神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辛亥武昌首义,从成立起义领导机构、制定起义计划到起义爆发和胜利,以至保卫首义胜利成果,时间虽然不长,但革命党人、参加起义的士兵和群众,用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革命行动,谱写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铸成了丰富的辛亥首义精神,其主要内容是:

(一)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这种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的主要表现有三个第一:
 
    一是打响了第一枪。1911年10月10日傍晚,武昌城南新军工程八营营房首先发难,起义士兵四十余人,在革命党人熊秉坤的率领下,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反清的可贵的第一枪。这一枪打得很响、很准,它给清朝封建统治以致命的一击,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在全国各地发动的武装起义推向了新的高峰。革命党人、起义士兵和群众,只用了差不多三天的时间,不仅使武昌黄鹤楼楼顶高高飘起一面深红底色的九角十八星旗,还使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全部“光复”;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即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已有15省脱离清政府响应武昌首义而独立,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迅速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二是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武昌起义的直接成果是湖北军政府的创立。1911年10月11日,取得了起义胜利的革命党人,凭着对同盟会宗旨的信仰和首创精神,在武昌阅马场咨议局大楼,经民主协商议决:成立了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下设军务、政务、参谋、外交等部。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成立之前,湖北军政府曾代行中央政府的职权。它一成立,便出告示、安民心、稳定社会;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响应起义;组织、领导抗击清军反扑的武汉保卫战。在短短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政活动。还废除了清宣统年号,代之以黄帝纪元(1911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确立了革命军军旗为十八星旗。尽管湖北军政府内部一开始就形成了革命派、旧军官、立宪派三驾马车的格局、逐渐变色和瓦解,但它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中国近代史上结束帝制,开启共和的历史作用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三是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鄂州约法》。1911年11月9日,革命党人以湖北军政府的名义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鄂州约法》共计七章六十条,它的制定与颁行,一反盛行几千年的君权神授的封建制度,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开创了以宪法形式塑造国家形象的先河。《鄂州约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构造了一个活生生的政权。它不仅成为各省仿效的范例,而且成了中国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文件,成为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前身。

    这“三个第一”,是当时湖北革命党人、参加起义的士兵和群众集体智慧和集体实践的结晶,是大智大勇的时代产物,是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的集中表现。正因为有了这“三个第一”,所以孙中山才称赞“民国开创,武汉实为首功”②。

(二)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

    武昌首义从1911年初起义前的准备至11月28日汉阳失守,不到一年的时间,革命发展出现了种种挫折,经受了起义前、起义中和起义胜利后的三次严重的考验。革命党人、起义士兵和群众表现出了惊天地、泣鬼神、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

    第一次,是紧接着黄花岗起义失败就准备武昌首义的考验。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这是他们领导的十次起义失败的最后一次。这次起义,牺牲的烈士86人,正如孙中山所说:“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③。它使得清廷和各省疆吏大为震惊,大丧其胆。因此,更加采取防范措施,进一步严密监视和防范革命党人的活动。湖北、武汉由于政局严重不稳,当局的防范监视更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湖北革命党人并没有后退一步,他们决心变“响应”为“首义”,以进击的姿态准备在武昌起义。5月3日,同盟会的居正和共进会的刘公、孙武、焦达峰、杨时杰等在胭脂巷24号共进会机关紧急开会。孙武提出:“现在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④。焦达峰等人极表赞成。会上决定:以武昌新军为主力准备起义,同时决定和文学社实行联合,并派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负责与文学社联络。于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起来,秘密地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7月26日,《大江报》发表了为革命推波助澜的文章,把矛头直指清廷,触怒了敌人。8月1日晚,在汉口巡警数十人的包围下,《大江报》被查封,报馆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但革命党人还是无所畏惧,不断突破敌人的严密监视和防范,紧张进行起义前的各种准备。

    第二次,是首义刚拉开序幕就遇上孙武配制炸药失事、三烈士遇难的考验。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召开联合大会,拉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会议通过了起义计划,决定这年中秋(10月6日)起义。

    不料,会议之后,“八月十五杀鞑子”、革命党人“中秋起事”之说,一下传遍了三镇。这就引起了当局更加警惕,于是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加强了三镇的戒备。更未料到的是: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配制炸药时,不慎失事,孙武受伤,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所有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袖章、名册、信件和室内物品均被搜洗一空。接着,武昌小朝街的起义总部和其它许多机关都遭到破坏,起义领导人员大批被捕。当晚,瑞澂一方面残酷地杀害被捕的起义领袖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一方面禁闭城门、封锁营门,根据所获名册到处搜索起义分子,弄得人心惶惶,空气十分紧张。

    在革命处于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既没有被吓倒后退,也没有各自逃生,而是一不怕死、二不怕挫,明知有牺牲,坚持用牺牲换来起义胜利。他们说:“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清廷用铁血相拼的时候;与其坐而待捕,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发动起义”⑤。

    10月10日晚7时,工程八营开始点名,反动排长陶启胜带两名护兵在营房检查,走到金兆龙房中查铺,见金与几个士兵荷枪实弹卧在床上,陶启胜上前去抢夺金兆龙的枪。金见起义事败露就高呼:“同志们,动手!”程正瀛闻声举枪就射,陶启胜带伤出逃,此时工程八营内枪声大作。共进会在工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集合队伍,与金兆龙率队直奔楚望台。与这里的守军会师控制了军械库。武昌城内各处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听到枪声后,也纷纷起义,接连奔赴楚望台。然后,在吴兆麟临时总指挥的率领下,对清总督署发动了三次猛烈进攻,至11日上午武昌起义取得胜利,随后两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

    第三次,是迎接阳夏决战,保卫首义胜利成果的考验。10月10日深夜湖广总督瑞澂逃出后,连夜向清廷电告武昌起义消息,请求朝廷速派大军前来“剿办”;同时急电河南、湖南巡抚求援、就近弹压。清廷接到瑞澂的奏报,大为震怒,除命瑞澂“戴罪立功”外,决定中止永平秋操,由陆军大臣荫昌带领北洋军第二镇、第四镇一部沿京汉线南下,又派水师提督萨镇冰率海军13艘舰艇控制汉口江面,对革命军进行反扑。
当时军政府刚刚成立,兵力不足5000人,面对这一场更为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他们勇敢地肩负起了保卫首义胜利成果的重任。于是迅速扩军备战,5天之内就招募到了3万名新兵。由于任务紧急,这些争先恐后报名参军的新兵,抱着推翻腐败清朝、保卫首义成果、忠诚新生政权、不怕战斗牺牲的目的和决心,大多数还未经过训练就投入这一场壮烈的战斗。10月18日,清军向汉口刘家庙发起进攻,正式拉开了“阳(汉阳)夏(汉口)战争”的序幕。在英勇无比的革命军面前,清军遭到迎头痛击,刘家庙首战告捷,毙伤清军千余名。由于清军水陆增援,又配有先进的远程炮和马克沁机枪,分三路围攻,刘家庙落入敌手。血战10日,阵前尸横遍野,伤亡惨重,革命军统领谢元恺、敢死队队长马荣也不幸阵亡。战后,红十字会在大智门外收殓革命军尸体,总计不下2000余具,就地归葬为六座坟莹。从此这里的地名就叫“六大堆”。红十字会的医生描叙当时战场见闻说:“民军勇往直前,誓死不回”,“及受枪伤后,忍痛前进,不肯就医”。可见革命军视死如归之英雄气概。

    阳夏战争,不仅是辛亥武昌首义胜利后的一场著名的保卫战,而且是整个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自1911年10月18日至11月28日,历时41天,革命军牺牲人数逾万,其中无名者多达4300人。这场战争,虽然汉口、汉阳都失陷了,但是这次战争和英烈们的功勋是不朽的,正如辛亥革命志士张难先所说:“有此万余人之头颅,支持武昌根据地两月,使各省胆气雄壮,次第反正”,从而推翻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则此万余名英雄之功绩⑥。不仅如此,他们用生命铸成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也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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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晚清,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登峰造极,在慈禧垂帘听政、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里,“慈禧即清廷、清廷即慈禧”,她独揽大权,一手遮天,陷中国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苦深渊。1911年的辛亥武昌首义,在中国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影响下,其目的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矛头直指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那么武昌首义则是这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正是由于武昌首义的这种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才一举捣毁了清王朝在两湖的反动统治中心——武昌总督署,创建了湖北军政府,开了共和立国之先声,给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皇权的覆灭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创造了历史前提。这就是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的体现。

    这种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还表现在《鄂州约法》的制定与颁行。《鄂州约法》一反过去盛行两千多年的“联即国家”的皇权,赋予人民广泛的权力,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信教、迁涉、营业自由;人民还可陈情于议会,监督行政官署。总之,它载明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蓝图。从此皇权至上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宣告终结,保皇立宪的君主立宪制也为人民所唾弃。

    这种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还表现在革命党人在筹备、组织武昌首义的过程中,一反皇权的君主专制、独揽大权的作法。他们根据“民主、平等的精神”,提倡和践行“筹商大举”、“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会议讨论决定问题”,会后革命党人按照会议决定分头行动。据不完全统计,革命党人为了做好武昌起义的准备,从1911年5月1日至9月24日,在十分秘密和危险的情况下,还先后召开了近10次会议,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的会议上,通过了刘复基所拟的“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还决定了起义时,先由城内工程第八营代表熊秉坤率军占领楚望台军械库等事项。由于起义计划是大家民主讨论决定的,所以后来到10月10日发动起义时,虽然出现挫折,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会议和这个计划作为基础。起义胜利后,军政府谋略处还改革了官兵间的经济待遇,规定军政府自都督以下职员及各军官每月月薪20元,兵士10元,头目12元,从经济待遇上缩小官兵间的距离。还颁发了平等的《严厉法令》,强调官兵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以此改变封建的等级森严,尝试民主平等地建设革命队伍⑦。

    由于武昌首义践行、彰显了这种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所以随着起义的胜利,大大促进了广大起义士兵和革命群众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的高涨。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不许喊“老爷”、不许喊“大人”等新风气。在武昌,革命党人李亚东初任汉阳知府,坐着四人抬的绿呢大轿,前呼后拥,鸣金开道来武昌。都督府的卫兵看他还摆这样大的臭架子,喝令要他下轿,骂他是清朝怪物。吓得李亚东惊愧交加、面色如土⑧。这虽是小事,但它显示了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深入人心。

(四)敢于抓机遇的果断精神

    1911年10月,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及其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是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是革命党人敢于抓住机遇,果断发动起义的产物。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一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突出,它们正忙于准备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激烈。这就迫使它们对于中国的革命暂时难于插手,更不可能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
二是清政权内部危机重重。特别是1908年11月,晚清封建专制统治的化身——慈禧太后崩逝,大清王朝的强人统治一去不复返,不满3岁的溥议于同年12月被抱上皇位,这种皇位虚设、皇权旁落的统治格局,隐伏着极大危机;摄政王载沣昏庸无能,不仅未能扭转小儿做皇帝的统治危机,还使晚清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统治危机更加恶化。

    三是全国革命形势大发展。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伏彼起,弥漫全国。各地的饥民暴动和抗捐、抗税斗争不断发生,其中尤以长江流域和山东一带最为普遍。1911年,长江流域大水成灾,饥民暴动和抗捐斗争更为发展,湖南浏阳一带和浙江杭州、宁波等地的饥民抢米斗争规模很大;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工人斗争也日趋活跃。特别是铁路风潮的发生,使革命潮流更为高涨起来。1911年4月11日,清廷下令铁路斡线收归国有,四川绅商合共筹得商股1400万两,民股1660万两。清廷不仅不愿偿付现款,而且施加高压,再加上革命党人的支持,使得“和平争路”,变成“武装争路”,进而各地骚动,发展成为推翻清廷的革命斗争。
四是湖北、武汉的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是人民群众对清朝严重不满,自发反清斗争连续不断。1908年5月,汉口因当局无偿地剥夺人民土地爆发了后湖反清斗争。1909年夏,江汉各堤渍口,六府一洲遭灾。同年,长江泛滥,湖北灾区达30个县,灾民达300万。从1910年到1911年,汉阳,石首、京山、潜江、广济、天门、随县、光化等县抢米事件层出不穷,瑞澂派军镇压仍不能制止。1911年1月,咸宁爆发温朝钟领导的铁血英雄会起义,1911年初,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清朝官吏的“吴一狗事件”。与工人、农民、市民的连绵不断反清斗争相呼应,武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浪潮。

    其次是革命力量发展壮大。早在1904年,武汉就出现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1906年,日知会遭到破坏,革命运动暂时沉寂。从1907年开始,武汉地区各种革命团体又破土而出,很快就成立了近30个。这些小团体经过分化、组合,演变成为两个革命组织,一个是文学社,由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成,蒋翊武任社长,许多社员都分布在新军中,人数达5000人之多。另一个是与文学社分途并进的湖北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是孙武,自称为同盟会的支派。当时,谭人凤受黄兴之托,携款800元到汉口和 孙武、居正密谋建立机关,运动起事。因此,共进会,大力加强在新军中的工作。此外,武汉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他们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哺育下,也积极行动起来从事革命活动。他们有的创办报刊,唤醒国人;有的投笔从戎,运动军队;有的组织团体,联络同志;有的致书乡人,广为发动。“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暴发于满山之间”⑨。

    上述各方面的形势,充分说明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已经形成,亡清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出现了遍及武汉社会各层面的革命氛围。在这一关键时刻,是观望等待?还是果断地抓住起义机遇?湖北的革命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们认为当时“真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时乎不再,盍兴乎来”⑩。于是坚决否定了个别人的“不可轻易发动起义”的意见和举棋不定的态度,果断地抓住起义机遇,决定要向敌人进攻了⑾。根据这一决定,革命党人抓紧做好了联合组织、汇聚力量、筹措经费、赶制炸弹、成立起义领导机构、制定武装起义计划、联系各处配合响应等各种准备。尽管其间受到挫折,起义计划出现变动,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始终没有畏惧和动摇,革命势头没有中断和减弱。相反,他们抓得更紧,组织得更严密,革命进程推进得更快,从果断地打响起义第一枪到迅速进军楚望台、夜攻总督署、占领武昌城、成立军政府、连克阳夏二镇,一鼓作气,夺取全胜。所以武昌起义的胜利,可以说是湖北革命党人敢于抓机遇的果断精神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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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敢于实行联合的团结精神

    辛亥首义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知道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清朝统治者的,要想推翻它,就必须大胆寻求同盟者,只要这个同盟者能够参与反清斗争,同自己一道夺取武昌首义胜利,尽管这些同盟者中有些人是暂时的、不可靠的,也毅然同他们建立了同盟。因此,他们坚持了“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⑿,争取团结了各种不同的力量。具体地说,主要是坚持实行了以下几种联合,争取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团结。

    1、建立革命团体内部的联合,实现了革命团体之间的团结。主要是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与团结,因为它们是武昌起义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它们是否能联合与团结,关系到整个革命团体内部的联合与团结,关系到辛亥首义是否能取得胜利。文学社与共进会虽然都主张推翻清朝统治、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基础,但由于在发展组织、以谁为主体、如何看待对方等问题上存在门户之见和矛盾,严重影响团结。要想辛亥首义取得胜利,两大革命团体就必须联合起来,加强团结。在起义前夕,两大团体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经过双方几经磋商和开会研究,在刘复基,邓玉麟的斡旋之下,两大团体从争取辛亥首义胜利的大局出发,于1911年9月14日,举行了联合大会,这也是一次革命团体内部团结的大会,会议作出决定,将文学社、共进会的名义一律搁置不用,以革命党人名义参加起义,并制定了联合起义的文告与旗帜。9月24日,又召开大会,通过了“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成立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举了革命领导人,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这样,就实现了联合和团结,为辛亥首义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2、把手里有枪杆子的革命者联合起来,争取团结了新军。辛亥首义,就是要用武装起义来推翻清朝反动统治。为了胜利,除了革命党人自身武装起来外,还必须大力争取团结新军。因为新军中的士兵和部分中、下级军官,很多都是刚穿上军装的农民和受过一些资本主义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留日回国的军校学生。他们对清政府不满,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手里又有枪杆子。所以湖北的革命党人从一开始进行革命就“从运动军队入手”,并始终把新军作为最主要的争取联合的对象。从1908年起,湖北革命党人便把争取新军作为工作的重点,在开始准备起义以后,更注意加强新军中的工作。他们条取了各种方式向新军作争取团结的工作。

    首先利用公开出版刊物,积极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激发新军士兵的反清革命思想。

    其次是秘密地在新军官兵中,散发各种宣传反清革命的专刊,作个别联系、策动工作。

    再次是在新军驻地附近设点联络,比如共进会在武昌黄土坡街清新军左、右旗之间开设一“同兴酒楼”,效法梁山泊朱贵卖酒的故事,刺探军情,争取联络同盟者。

    此外他们还采取了“抬营主义”⒀,即“投笔从戎”、“入虎穴取虎子”的办法,深入行伍,长期潜伏在新军基层,对广大士兵进行深入的、艰苦的宣传、组织和团结工作,争取武装反清的同盟者。例如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宪章、评议部部长刘复基等都是这样做的。

    湖北革命党人的这种深入、艰苦地争取拿枪杆子的同盟者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效,到武昌起义前夕,“总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约一万五千人,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⒁,这就使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根基打得稳固,使得湖北新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清政府控制的反动武装转化为革命党人掌握的反清革命武装,成为辛亥首义胜利的革命工具了。所以起义时,工程营首先发难,其他许多友军如二十九标蔡济民部、三十标方维部、南湖炮队、陆军测绘学堂等,也纷纷鸣枪响应。接着,原驻汉阳新军第四十二标第一营宣布起义;原驻汉口第四十二标第二营也于同天起义,汉阳、汉口就这样“光复”了。至此,在武汉地区所有的新军,除张彪带走的辎重第八营残部和被他挟持的第四十二标第三营未能起义外,其他差不多全部转到革命方面来了。

    3、把武装起义与群众斗争联合起来,争取军民一致,团结对敌。辛亥武昌起义是城市起义,要想起义胜利,离不开市民的参与和支持。特别是当时正在武汉和全国各地激烈进行的抢米、抗捐、抗税和争路的群众斗争,不仅成为亡清必须抓住的革命契机,而且也是起义联合的重要力量。不少的革命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强调:“现在清政府强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人民反抗,我们应乘此时机,向保路会接洽,扩大活动范围”,“将所有各部革命团体联成一气”⒂。于是他们不仅运用报刊大声疾呼;“大乱(即革命)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⒃。这实际上是在发动群众参与武装起义。还积极参与社会上的拒债,抗捐、抗税和争路等群众的公开斗争。例如1911年4月30日,革命党人詹大悲等在武汉各界代表数百人欢送汤化龙晋京、筹议挽救湖广铁路借款的集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反清演讲,尖锐指出,“政府向恃专横,视人民如草芥。……如腐败政府不允人民所请,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又如1911年6、7月间,同盟会湖北会员江元吉在武汉的一次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数千人的大会上,为动员群众起来斗争,割肉写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个大字,并在会后,将十六字制成铜版遍载于全国报章。再如,同年9月下旬,第二十九标革命党人陶勋成参加保路会开会。演说时力数清廷无道,媚外辱国,强收民股,等于抢劫,说到愤激时,自断左手食指,以表反抗决心⒄。这些参加群众斗争的事例,不仅对群众的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对市民起来参与、支持武装起义,促使军民一致,团结灭清,起到了动员和联合作用。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注重群众斗争的作用,争取把武装起义与群众公开斗争联合起来,所以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市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在起义酝酿、筹备时期,由于市民对革命派的同情和默契,使革命行动的发育处于良好的社会气氛中,“武汉人心猛进与觉悟,知清命将终,暗中赞助革命,甚至侦探,以袒护革命党”。在起义爆发后,不仅城市秩序比较稳定,“不现恐慌之象”,而且“街市之上,几乎道不拾遗。三镇居民,对于革命同志、革命兵士,真是箪食壶浆以迎。革命军在前方打仗,不须予备军粮,人民按日送饭。至于运输各职务,不需军令,由人民自由运到”⒅。在巩固首义胜利成果时,市民踊跃参军,使起义大军迅速扩编,开赴汉口刘家庙前线,迎战沿京汉路南下的清军。在铁路工人、近郊农民的配合下,夺得了首战告捷的胜利。随后,在清源源增兵的不利形势下,汉口,汉阳虽在两个月的激烈争夺战中失守,但战果很大,共杀伤清兵在万人以上,并且最终保卫了武昌。在战斗中,武汉市民同仇敌忾,奋力支前,农民拿起扁担助战,工人和市民纷纷参军参战,爱国的资本家如蔡辅卿、李紫云等主动捐款,以大量粮米供应军需,还组织商团配合起义军作战。正是由于军民一致,团结对敌,才给清军以致命的打击。

    以上就是辛亥首义精神的五个主要内容。如果再从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来研究,则还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不仅是辛亥首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主要是)辛亥首义精神的核心。我之所以强调爱国主义是辛亥首义精神的核心是因为:

    第一,爱国主义是辛亥首义胜利的旗帜。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⒆。湖北的革命党人,深知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对革命的重要性,深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当时救中国的革命思想,于是他们从首义的准备开始直到每一战斗,无一不是以爱国思想来动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号召”⒇。使得爱国主义以及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三民主义,成了参加起义士兵和群众的强大精神支柱,对武昌首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爱国主义是湖北革命党人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源远流长,它不仅深深植根于广大劳动人民之中,在民间传颂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豪言壮语和“卧薪尝胆”、“闻鸡起舞”、“精忠报国”的爱国故事;还深深植根于悠悠五千年的历史沃土,与历代贤哲遗留下来的丰厚史学遗产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湖北的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多数是来自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不少人是“秀才当兵”——走投无路的小知识分子,例如1905年黄陂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21)。这些人不仅从幼就在民间接受了爱国主义的传说和故事的熏陶,还从学校和史学遗产中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迪和教育,加上他们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受害者。他们的这种出身和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状况,自然把爱国主义作为他们参加革命、效忠革命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爱国主义是贯穿五大辛亥首义精神的一根红线。是五大精神产生的思想基础。在上述辛亥首义精神中,无论是“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还是“敢于抓机遇的果断精神”和“敢于实行联合的团结精神”,都与爱国主义密不可分。爱国主义不仅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五大精神之中,使每一种精神都充满着爱国主义思想和豪情;而且还是辛亥首义精神产生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对湖北革命党人和参加起义士兵的长期熏陶和哺育。就不会有辛亥武昌首义的胜利,没有辛亥武昌首义的胜利,就不会有辛亥首义精神。所以,辛亥首义精神是爱国主义及孙中山革命思想与武昌首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辛亥首义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爱国与忠君相对立。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爱国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保卫祖国、发展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由于封建社会爱国和忠君紧密联在一起,所以他们往往是在为某个皇帝、某姓王朝效忠,爱的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到了近代也是这样,许多先进人物和志士仁人,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不惜英勇牺牲,自觉地做了爱新觉罗王朝的忠臣,为大清的江山效力。一直到了晚清,还有些人,坚持从事“保皇”活动,仍然是把爱国与忠君联在一起,把维护清政权当作是爱国,他们所爱的国,实际上是光绪、慈禧和溥仪的国家。而湖北的革命党人则不同,他们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认为:如果爱国与忠君相联系,其所曰爱国,“非爱国也,实害国也”(22)。既然“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翻清廷”(23)。因此,他们就坚决地把爱国与忠君相对立,践行了同盟会的党纲,“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为宗旨”(24)。

    第二个特点是爱国和革命相结合。晚清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改革(或改良)和革命接踵发生,而且相互斗争。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两派的斗争,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前者主张爱国和改良相结合,对腐败的清政府进行修补和改革,保住清廷统治;后者主张爱国和革命相结合,坚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在这个时期,孙中山“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25)。湖北的革命党人认为,清王朝已成为“洋人的朝廷”,要救国,就非革清王朝的命不可,因此,他们坚持革命民主派的立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大旗,毅然在《大江报》上公开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文章,驳斥了立宪派通过国会、请愿等和平手段以抵制革命的作法,斥责了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指出“伏阙上书”等和平道路是行不通的,是“亡中国”之道(26)。他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爱国和武装革命相结合的道路,在大造革命舆论,全面作好战斗准备的基础上,一举夺取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辛亥首义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的这两个特点,不仅是丰富了辛亥首义精神的内涵,提高了它的时代价值,而且标志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产生了一次飞跃,说明了辛亥首义的胜利,不仅在政治领域,摧毁了清廷在华中的统治中心,导致清王朝以至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覆灭,而且在精神领域,否定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思想,促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与时俱进,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注释:
①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页。  ③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33页。
④(22)(24)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第37页。
⑤ ⑧何炳然:《武昌起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页、第3页。
⑥ ⑦ ⑾ ⒂ ⒃ ⒄(26)皮明庥主编:《新编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第116页、第70页、第77页、第71页、第76页、第71页。
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民国35年版,第18页。
⑩《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页。
 ⒀《武汉旅游文化丛书》编委会:《辛亥首义红楼》,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⒁林增平等编:《辛亥革命》,巴蜀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页、第363页。
⒅《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8页。
 ⒆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民日报》1990年5月4日。
(2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3页。
(23)《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1页。
(2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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