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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电视台记者专访郭素春

2008-07-11 09:17:45
华夏经纬网

    记者:听说您在台湾政坛很活跃,口才也非常好。请问您的口才是得益于什么样的训练或者人生经历?

    我不敢说自己口才好,但是从小确实是经过老师和爸爸有意的栽培。我还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爸爸要我将报纸内容念给他听,如果我念的不顺,因为小学三年级还有一些字不认识,念不好,他就会及时地纠正和提醒。就这样,我的国文程度可能比同年龄的人还要高一点点。另外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启蒙老师。过去其实我是很道地的闽南人,我的台语讲得很好,我的国语讲得并不好,尤其我又没读过幼稚园,所以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这是从我们大陆过去的,他懂书法,作文,美术,唱歌,什么都会,几乎五项全能,那么这个老师带领我们,我又是班上的班长,他也很刻意的栽培,所以我就参加国语文比赛,参加作文比赛,参加书法比赛,参加朗读比赛,阅读比赛,结果我还得过我们那个县里的冠军。这也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蒙,而且让我也觉得我未来似乎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那当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考上广播电台。考上广播电台,当然要再经过专业的训练。那个时候广播电台要招考国台语双声带,也就是,你除了会讲国语以外,你必须要会讲台语。那我刚好是符合这样一个要求,所以我就被录取了。那在里面再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我也做过电影的幕后配音。所以,这段时间给我的成长很大,也让我后来在政坛上发言也不用看稿,及时反应会比较好一点点。

    记者:我知道您当过老师,还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后来又从政,那么这几种身份您更喜欢哪一个?

    其实我比较喜欢当老师,我也当过老师,因为我觉得老师跟学生有近距离的互动,另外就是我们有一分责任感,要让学生的成长看得到,所以你会无怨无悔地去付出。那广播的方式就是我的听众都是空中之友。那他们或许没有看过我的人,以前电视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他们看不到,只听我的声音。后来从政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我很熟悉的声音,这个人出现在电视上,她就是一个民意代表。所以这样的一个结合,其实满相辅相成。相对政治而言,我比较见义勇为,比较有正义感,说好听点,就是有正义感了。我一看到有一些为非作歹或者是贪官污吏的部分,说实在你阻挡不了我,我要讲就是要讲,我也不管你跟我有什么裙带关系,或者是你跟我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认为你身为一个公务人员,你该被纠正,检讨的,你就应该接受这样一个纠正,检讨。所以在立法院里面,我还有另外一个称号,他们都叫我小辣椒,因为我有时候讲话会比较直接。但我对事不对人。我从来没有做过人身攻击,也从来不会对人家的私事做任何的批评,我只针对他公领域的部分来有所检讨。

记者:我听说您还把目标管理带到了家庭教育里面,请问您在教育子女方面有些什么心得或体会?

    是,因为我在小朋友二三年级我就从政,所以他们的成长我没有办法24小时都陪着,尤其晚上我可能还有一些公务在忙。所以我就跟小朋友约法三章,用目标管理的方式,我会常常跟他们定一些所谓的契约,比如生活公约啊什么公约,那他签字我签字,我们就第一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第三怎么样我么把它写好,我还记得小朋友大概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跟他们约好,第一,你每天晚上要把衣服放在你的床头,袜子放床头,第二天醒来,你要衣服穿好你才能走出房门,才能跟爷爷奶奶请安,跟爸爸妈妈请安,有没有办法做得到?他们说好,那我们这一条就写下来。第二条就是说每个礼拜六你要参加家里的大扫除,因为家里的环境是靠大家的,所以我们有2个厕所,也就是2个盥洗室,那你们一个人负责一间,每个礼拜六下午,你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把它清理干净,那我会来检查,如果检查得好,那么得赏是冰淇淋一杯,有没有做到?OK?他们也OK。就类似这样子,我用几条跟他们约,结果他们呢,他们两个人都很高兴,他们也觉得他们应该付出,他们知道妈妈很重视。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把它张贴在家里的公告,我有一个小小的公告栏,贴上去,而且他写字我写字,他盖章我盖章,我们都盖了章,那小朋友就觉得很高兴因为他们很有成就感就去做了。我都发现每个礼拜六不用我管他们都把厕所打扫了。不管干不干净,我不骂人,因为有些妈妈会说你怎么这样弄不好,那孩子会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会在他做不好的时候趁他不注意把它做个修正,或者把他叫过来,说这里为什么没有做好是因为你扫了什么东西,这里没有做好是因为你少擦了一次或者怎么样,让他了解问题出在哪里,结果他们第二次会做得更好。就像我说到他们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我说你们要参与,每天要帮妈妈洗个碗,他说我会打破,我说没关系,五个以内都OK,只要不超过五个都OK。那家里六个人你不能连你自己碗都打掉吧,别人的碗打掉可以,结果我们的小朋友打掉三个,我说还好吧,还不到五个,我们的小朋友也很感动,他们也觉得受到了尊重,后来三个两个一个,才几次而已,就不会再打破碗。那我用这样的方式和孩子互动,孩子觉得受到尊重,我也不会觉得太累,我们家不用骂人,几乎没有听到那种骂孩子的声音啊,夫妻吵架的声音啊,婆媳吵架的声音啊,不会,我们是三代同堂,公公婆婆跟我一起住,那我们六个人,在台湾,六个人的家庭其实不是很多,尤其是我一个从政的女性,又要顾全家里又要顾外面,其实满难的,但我的公公婆婆很谅解,很肯定也和体恤我,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帮了我很多忙,帮我带孩子啊,帮我照顾家庭,那现在他们老了,变成我来服侍他们,那当然现在也有请佣人来帮忙,所以我的家庭一直很和谐,这一点,我自己,不敢说引以为荣,至少是为豪,或者说我心里感觉还满舒服的。

    那另外一点我比较执行彻底的就是角色扮演,我要很清楚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角色,比如面对婆婆,我现在是媳妇,媳妇有媳妇的角色,我现在是妈妈,妈妈有妈妈的角色,太太,女儿,老师,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民意代表,都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做好角色扮演,我绝对不会把一个角色从头做到尾,有些人他可能民意代表是100分,媳妇是0分,有些人女儿做到60分,搞不好妈妈只做到40分,有些人可能什么都做得好就是太太做不好,那这一点我自己常常在调整,至少我每样要做到及格,60分。60分以上,那些部分是我的长项我可能再高一点点,那些部分是我比较弱的地方我至少要求个及格吧。所以我自己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好。

    记者:您工作这么繁忙,还对自己要求这么高,要求自己每个角色都做到及格甚至优秀,会不会觉得比较累?

    不会,可能在外人看来好像我付出蛮多,就像我的姐妹告诉我说你总该为你自己想吧,你好像一直在为孩子,为公婆,为先生,为家庭。那我常跟他们开玩笑,我们台湾话说欢喜做,甘愿受,就是说你要欢欢喜喜地去做,那你很享受你付出的一切,就是享受牺牲,那与其今天你要发脾气你要让自己不舒服不快乐,坐在那边干发呆,不如你快乐地起来工作,你付出,别人给你肯定,这是相互的。所以我的公公婆婆,说实在,他家彼此都相互体谅。所以我们出去,别人不知情的从来不会说他是我婆婆,比如说我去买菜,我以前礼拜六礼拜天还带着她一起去买菜,别人之前不知道,还以为她是我妈妈,因为看我们两个手牵手啊,就这样出去买菜。而且来到我们家里的人,他们不会感受到,就像一些人开玩笑他们都觉得两个女人怎么可以融入在一个屋子里面,台湾有很多这样子的话题。那我会认为对我们来讲完全不成问题。

    记者:那您在处理和婆家人的关系方面又有哪些心得呢?

    所以有说一山难容二虎啊,让先生左右为难,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太太不知道为谁,我先生最庆幸的是他从来没有为他妈妈和他太太的婆媳问题而操心过这是我先生最引以为豪的。我这个人很讲原则,我在台湾经常讲亲子关系,讲婆媳关系,讲夫妻相处之道,所以我必须要自己先做好。我进房间从来不会提到说妈妈爸爸怎么样,因为我先生还有三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如果我一进门就跟他讲他妈妈讲他爸爸讲他弟弟讲他妹妹,我想这个先生不会爱我,为什么?因为他就会说你好像很多牢骚,那么气氛就会很不好,那如果你都不讲,我常常告诉我很多听众,或者很多读者,你都不需要讲,你可以说他们好话,但是也不需要冠冕堂皇,讲得过度。但你从来不要讲别人话,从你自己做起。当你有一天,你先生听到你婆婆,公公,你小叔讲你的时候,他会站出来帮你主持公道,他会讲说别人从来没有提过半句你们的不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她呢,他会帮你主持公道,那如果你常常在你先生面前讲有的没有的一大堆,有一天他们在讲你他会觉得很习惯嘛,对嘛,互相讲来讲去嘛,那你不觉得那谣言止于智者,很多谣言都是二手传播出来的,你自己应该去判断你这一句话该不该讲出去,到你这边为止还是再传播出去。另外,一个家庭的和谐并不是说报喜不报忧,但是呢,要制造好的和谐的气氛,一定要用心而且要用功。

    记者:您会不会在工作上不太顺心的时候,把工作上的一些情绪带到家里呢?

    基本上是不会的,我进家门不谈政治,除非他们主动跟我谈。我先生有时候进家门会谈政治,我就说我怎么都不懂啊,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说你讲什么我听不懂诶。但是我对我公公婆婆不会这样,他们如果对政治部分尤其台湾有蓝绿政党对立有纷争的时候,我就会清楚地告诉我公公婆婆今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在立法院会发生这种事是来自于怎么样怎么样,有些电视出来是片面之语,他们不清楚,我就会把来龙去脉讲给他们听。我先生在台湾有时候看电视会生气,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都没生气你气什么啊?我在里面的人都没生气你生气什么啊?我有时候跟他说,进家门就不要说了,拜托让我休息一下,那我有时候就故意转烹饪的节目啊,转Discovery啊,转一些其他歌唱节目啊,他就说奇怪你一个从政的人怎么这样的?我说我总得要休息吧,我在家我是妈妈是太太,我在房间里是洪太太看电视不行哦?我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他谈,但是我不会跟他生气,因为基本上我觉得生气对身体很伤,然后破坏关系,你要生气很容易,但是要复原还要一段时间。

    记者:我觉得您真的是很睿智,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

    对,对,我确实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我在家里我儿子女儿还跟我开玩笑,因为我们家有个印佣,叫阿兰,那我叫郭素春嘛,他们就开玩笑叫我阿春,说你好像那个佣人一样。但是这是一个互动,是一个亲子的互动。比如说我白天没有时间做饭,我很喜欢烹饪,晚上我就会说那我跟儿子说,因为儿子要打电脑,宝贝来给你们煮宵夜好不好?他说不饿,不用这样子,我说你给我机会补偿一下嘛,我很快做,你跟我说你要吃什么,他说好吧给我一个皮蛋瘦肉粥,那我就去做,做好再把它端过来,他说那我今天可是给你捧场哦。(笑)

    但是我认为亲子是这样,长幼有序,孩子尊重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要给他空间,我们家很民主,我们家是这样,孩子是对事不对人,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他讲什么,他要听,但是听完他有意见他可以举手说妈妈我有意见,他从小对这个动作(举手)就很习惯。如果我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我可以调整,如果不行我会跟他说你这样不行,我会说你同意吗,他如果说不同意,我会说你想两天再告诉我,或者想两个小时再告诉我我会说你想一个下午来告诉我,他如果说妈我想了一个下午还是觉得这样,那我们就会探讨这个孩子为什么想了一个下午还是想不通,那我就会想应该调整的人是不是我,我会开始听他的意见。另外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出国旅游,去外面旅游,或者做什么事情,只要孩子能够参与的我会请他们来参与,其实我心里有个主,但我还是给他有参与,比如我会跟他商量寒假冬天旅游我们去哪里,去滑雪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我有主,我会说那我们去梨山,去拉拉山看雪或者怎样,我说如果到国外会有什么问题,那国内怎么样,那我会跟他做个比较那他们会觉得有参与感。如果你跟他说几月几日我们坐飞机去哪里我们要怎么样,孩子也可以跟你说我有我的决定,我也有我的事啊,另外就是我的孩子现在都大了,礼拜六礼拜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家庭聚会,几月几号举行我会先跟他说好,你能不能把时间留下来,那么他们自己就会去调整,如果你明天有个聚会,今天才跟他说你明天我们跟许伯伯有个聚会你明天不准出去哦,那么孩子即使来了也会很不快乐。而且我会把他当大人看,我会跟他说今天有个什么方式的会你要穿什么样出席。因为我女儿是在英国念大学,我儿子也到英国去一年,他们有所谓适当场合穿适合服装的概念,我女儿也常常问我今天聚会有哪些人我应该穿什么,儿子也会说今天聚会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我要不要穿西装打领带,还是说我穿便服就可以,他们自己会去调整。

    记者:您觉得在一般的台湾民众心目中武汉市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我们一直觉得武汉是一个,好像听到黄鹤楼啊,武昌起义啊,会觉得这个地方是满雄武的感觉,但是是不是风景很好啊山水很好啊,我想台湾人的概念比较少。会觉得(武汉)有点像重工业,重军事区,但是我想台湾人对武汉,尤其这两个字会觉得满强硬的,所以台湾人游山玩水的话第一站可能不会想到武汉。

    记者:现在在台湾经商的商人有近千人,您有没有考虑过在推动武汉和台湾的直航方面出一把力呢?

    我们这一趟来参加台湾周之后呢,大家认为说其实可以考虑台湾和武汉的直航,那就是第二波,那我们就回去努力,也给到过武汉关副主席一个讯息,看他回去能不能促成台湾和武汉直航的班机,会让武汉有更多的观光。

    记者:今年也是大陆改革开放30周年,请问您在这期间来过大陆吗?对大陆的改革开放有何评价?

    30年前我不知道,但是17年前我第一次来大陆跟现在真是天壤之别。差太多太多了,我记得17年前进来的时候班机还不准确,我们一等就是六个钟头,坐火车也不像样,到处丢垃圾,吐痰的,会让我觉得好像还是很封闭,尤其衣服也不鲜艳,大家都穿的素色的,跟现在完全两回事,甚至现在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已经高过台湾,所以大陆的改革是跳跃式的,台湾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有慢慢一步一步往上爬,大陆不是的,大陆是跳跃的。就像我们有BP call的时候你们好像才刚刚有,马上就进到行动电话,台湾是用了一大段的BP call才用行动电话,所以这个部分就比你们差。所以未来大陆改革会更跳跃,并不是说过去晚台湾30年现在就慢慢追,不是过去晚台湾30年,搞不好现在已经平行了,未来再过三年就高过台湾十年也说不定,我觉得这是台湾应该要努力的地方。(记者:武汉电视台海外中心万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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