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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卓:一个城市的文化坐标

2007-08-20 11:07:21
华夏经纬网

    诗人曾卓在鲜花、歌声、笑声中,离世五年了。一生有72年生活在武汉,80年中从未离开过长江,“长江流过我整个的生命”。他知道长江最终要去向那里,平生向往大海、歌咏大海,晚年练字喜欢写的一句话是“我的心中回荡着大海的涛声”。他喜欢休斯的《老水手之歌》,诗中有一句却成了预言:“我们把他葬在多风的山顶,他的灵魂却走向海洋”。曾卓走了,他的诗心、诗魂仍在中国翩然起舞;他对世人、世界的温情仍温暖着热爱他的人,温暖着长江流经的这座江城。
  
  汇入时代的洪流

  曾卓祖籍黄陂,1922年3月5日生于汉口,四岁时,不到25岁的母亲遭遗弃,曾卓随母亲和祖父母一起生活。母亲的不幸,早早便给曾卓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6岁时上汉口“六小”,开始接触中外儿童读物,小学期间在老师的帮助下发表了几篇作品,从此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并狂热地喜爱文艺,加入了由高年级同学和进步青年组成的读书会,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浪潮和鲁迅的思想开始影响他。

  1936年,年仅14岁的曾卓写作了他的第一首诗《生活》,他在诗中写道:“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漩涡。” 15岁时抗战爆发,曾卓立刻被时代的洪流吸引住了。他参加读书会,投入“一二九”运动的浪潮,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后被学校开除,被迫离开故乡,又辗转到重庆,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火一样的青春,火一样的斗争,熔炼了曾卓火一样的诗情。1939年到1943年,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成为当时靳以编的进步刊物《文群》的经常投稿者,并形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的诗伴随着人民熬过民族的苦难,像子弹一样射向反动统治。

  曾卓在重庆的八年,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终生影响。一是在战火离乱之际,母亲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不知所终。母亲遭逢的双重不幸,使曾卓一生对母亲充满了怀念;而他的性格、情感也因之深受影响。一是在重庆结识了邹荻帆、绿原、姚奔、史放、冯白鲁等青年,自筹资金创办了在时代特征、艺术追求上都与胡风编的《七月》、《希望》相近的诗刊《诗垦地》,并在邹荻帆陪同下两次拜见胡风。“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这个影响,是使曾卓的诗歌创作摆脱了臧克家、何其芳的影响转而深受艾青等“七月派”诗人的影响,同时接受了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的诗风转变,写出了一些为时代而歌的优秀诗篇,如《门》、《来自草原的人》、《母亲》、《铁栏与火》、《有赠》等等。
  
  历经磨难仍诗情如火

  抗战胜利后,曾卓回到武汉,从事新闻工作和教育工作并兼作武汉市文联的领导,曾参与领导长江日报编辑出版工作,参加过中国人民代表团赴朝鲜慰问。1955年因“胡风”事件而被卷入一场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从而丧失写作的权力。从1955年到1979年,这对曾卓来说是一次漫长而又严酷的考验,他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艰难地度过25年。先是在监狱中单独监禁了两年,后因病被保释。休养两年后下放到农村劳动。

  1961年,他被分配到武汉话剧院任编剧,写了剧本《江姐》,但上演时却不能署“曾卓”的名,在京演出得到夏衍的肯定。1962年,他又被闲置一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卓再次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接着被关进“牛棚”、“甄别教育所”,几年后,回到剧院当勤杂工。从33岁到58岁,一生中的黄金时光,曾卓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起伏。但他心中的波涛却仍然汹涌翻滚,诗的激情像地下火一样在岩石下熊熊燃烧。这个时期曾卓还写了戏剧《清江急流》、被改编为广播剧并获得一等奖的剧作《莫扎特》,以及儿童多幕剧《谁打破了花瓶》,而少数诗歌的产生,只是地下创作了。但恰恰就是这种地下创作,使曾卓的诗以《悬崖边的树》为代表达到了一个高峰。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时,这首诗已经广为流传了,“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个形象代表了全体历经劫难、受尽各种曲折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心声。著名诗人柯岩在大会发言时朗诵了这首短诗,她说,这不是一个生命的形象,而是无数生命的形象。我们的队伍里有多少这样坚强而又透亮,寓深思于痛苦的形象啊。

  终于“和祖国一道越过灾难和痛苦的岁月”。1979年曾卓被平反,重新回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写作岗位上,进入了他创作的第二个青春期。虽然他已经步入老年,但是他心中的诗情如火山一样奔涌。自1981年开始,他出版了10部作品,1983年,他的诗集《老水手的歌》获得全国第二届新诗奖,1989年,他的散文集《听笛人手记》获得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生活的赞美者

  曾卓说过:“我知道,读者是不能欺骗的。他们首先区分真诗和非诗,然后才区分好诗和不好的诗。”

  曾卓诗的感情是真挚的,形象是鲜明的,并且都有着浓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感,都融合着一种坚强、无私无畏、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引起读者广泛的联想和强烈的共鸣,从而进入人们的心灵。

  曾卓不仅仅是一位卓然有成的诗人。他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笔、充沛的激情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也使他成为一位独具一格的散文家。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他陆续出版了几部散文集,这些集子体现了曾卓的美学理念和艺术追求,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听笛人手记》。在这部书中,他着眼现实生活,以诗人的眼光选读外国文学作品,以诗的语言复述那些令他感动和深思的故事,敞开胸襟展示他的读后所得,并将之提炼成启人心扉、充满诗意的哲理。有人这样评价这本书:“你读着书,仿佛总有四个字如森林精灵扇动两翼:热爱生活”。

  曾卓对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尤其推崇有加,他对巴氏的评价是可以移用来评价曾卓的:他是一个生活的赞美者。

  《听笛人手记》也被视作一部风格独特的诗化的书话,在文体的创新上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因而这部书也一直是藏书爱好者追捧的目标。
  
  一个最懂得爱的人

  哲人说“风格即人”,曾卓的作品与人也是一个完美的统一体,一点没有违拗和相悖,他的作品总给人“带来温暖和美感”,与曾卓熟悉的人都知道,曾卓正是常常使朋友们感受到温暖和美感的。他宽厚,胸怀博大;他温情,待人以诚。他跟谁都谈得来,因此他有许多朋友。知名不知名的文艺圈中人就不说了,武昌青龙巷待业在家的藏书爱好者、汉口常码头汽运公司的普通职员、滨江蔡锷路开书店的年轻老板、鄂西北新华书店的员工,都可登其堂入其室,跟他促膝而侃。

  对老年作家的后事包括子女的事,他也总是给予无私的帮助。老朋友邹荻帆身后留下一部小说《苦涩的罗曼史》,也是他四处张罗销售。

  一个并非文坛中人的习作者,有意采访全中国健在的“七月派”诗人,追寻历史的烟云,曾卓热心地介绍联系并指导。而这个习作者不论走到哪里,曾卓的朋友对曾卓的称道都是一致的。曾卓及其朋友们的帮助,使他完成了“七月书旅”的系列采访并形诸于文字,得到了好评。

  曾卓在确诊病情之后,仍以近八十岁的高龄西登武当、南游海南。病魔摧残从未使他低头,前往探视的人总听得到他的笑声甚至歌声。只有曾卓这样对世界充满爱意的人,才能在弥留之际说: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也只有曾卓这样对世人满怀情谊的人,才会在人生谢幕的时候说:我爱你们,谢谢你们。

  诗评家张永健教授认为,在众多有影响的老诗人之中,曾卓不以高产著称,却能写出让人百读不厌的优质诗篇。“有人说,曾老是武汉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国诗坛的良知。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强的,理想是远大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

  曾卓2002年4月10日去世后,仍荣获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2003年)。

  大江流日夜。曾卓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坐标,是这个城市的风景。

  曾卓著作要目

  文集  

  《曾卓文集》(三卷本,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诗集  

  《门》(1944年诗文学社);《悬崖边的树》(198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老水手的歌》(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曾卓抒情诗集》(1988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给少年们的诗》(199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散文集

  《痛苦与欢乐》(笔名柳江,1951年武汉通俗读物出版社);《美的寻求者》(1981年宁夏人民出版社);《让火燃着》(198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听笛人手记》(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大江上》(199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美的寻求者》(199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笛之韵》(2000年武汉出版社);《曾卓散文选》(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诗论集

  《诗人的两翼》(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听那美丽的笛声》(1999年湖北少儿出版社)

  文学短论

  《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1951年武汉通俗读物出版社)

  儿童小说

  《小鲁宾逊的一天》(1945年重庆建国出版社)

  戏剧

  独幕剧《同病相怜》(收入《处女的心》戏剧集中。1946年上海文光出版社出版); 改编话剧《莫扎特》(1980年先后发表于《长江戏剧》和《广州文艺》); 多幕话剧《江姐》等。

  曾卓研究文集

  《崖边听笛声人》(200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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