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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遗贝

2007-03-20 15:33:24
华夏经纬网

万年前的先祖"汉阳人"

“汉阳人”头盖骨化石

    人类在武汉的历史,我们可以触摸到的最遥远的时间刻度,是一块神奇的头盖骨。
    1929年12月,中国最享盛名的古生物学家在周口店龙骨山的莽莽洞穴中,发现了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爆出了中华民族五十万年前老祖宗的真容。令人扼腕的是,在战乱的1941年,北京人头盖骨在转移中遗失,其下落成了一个沉甸甸的谜。
    北方不亮南方亮,在绵延万里的长江流域,先后又出土了元谋猿人、蓝田猿人、马坝人、长阳人、郧县人……1997年1月上旬,一个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在武汉市汉南区纱帽山附近的江滩。
    汉南区环保局毛凑元到长江边晨练,突然眼睛一亮,发现一块怪石似的骷髅。有奇石和古玩癖的毛凑元一上手就感受到此物有大来头,小心翼翼收藏在陈列柜中,早就关注古生物化石的《长江日报》旗下的《文化报》记者张松平在2月4日,将湖北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李天元引到毛凑元家,李天元在惊奇中见到了毛凑元拾到的原来是块古人类头盖骨,并将头盖骨带回所里研究,初步判定是古人类化石,比“北京人”更接近现代人。4月10日,李郑重地将头盖骨携往北京求证,经中国科学院院士、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教授等甄别、鉴定,确认是距今1—5万年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头骨的骨质纤细,为30岁左右女性化石。
    4月14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湖北省首次发现更新式晚期古人类头盖骨化石》的新闻。因汉南纱帽山古代属汉阳县,本着因地命名的常例,这块头盖骨化石名之为“汉阳人”化石。
    “汉阳人”的出现,使中华民族的先祖中,又增添了来自武汉的新成员,武汉人则寻根到一至五万年的一位老祖宗。这位老祖宗比炎帝黄帝还要早五千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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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武汉城市之源

盘龙城复原图模型图

    盘龙城为人们所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疑窦。其中最为社会所关注的是它能否说成武汉城市之源。有人说:黄陂过去不属武汉市,而是属黄州府,怎么成了武汉城市之根?它与武汉城市有何联系?
    其实这种设问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黄陂与武汉三镇地缘关系密切,距汉口市区只有五公里,与汉口隔河相望。同时在行政区划上与武汉市区关联度很大。明代的黄陂县属黄州府,但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后,就属汉阳府了。武汉地区在清代大体上由汉阳府、武昌府所属州县构成。而汉阳府的治所在今汉阳区,其政令当然要施及黄陂县。再往上推,远在南朝刘宋孝武元年(公元454年)就设置郢州,治所在今武昌区。黄陂当时就是郢州的一个辖县。不难看到,黄陂早已是武汉地区的成员,与武汉三镇在区划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盘龙城作为武汉城市之根、城市之源是地缘和区划因素所形成的必然。
    多年的考古发掘证明,与盘龙城同一时代,武汉市黄陂、新洲、蔡甸、东西湖区有许多商代遗址,出土了不少精美的铜器、陶器、玉器,从而构成了武汉地区的商文化圈。在楚国还未进入湖北、武汉时,武汉就已覆盖着中原南下的商文化,这是武汉文化的重要源头。
    从各类文物和城址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盘龙城发现兵器之多,的确具有军事城堡特性,但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据点,更不是临时性的屯兵卫所。最大可能是一个方国都邑,同时又是一座军事城堡,也是一座早期城市,而且都受商王朝直接统辖。
正因为如此,可以肯定:盘龙城是商王朝统治古代南方的政治中心。当时武汉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在盘龙城,而今市区中心还未形成,只是盘龙城这个政治中心的辖区。后来,盘龙城消失,蔡甸、江夏等远城区也未形成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东汉末、三国时就转移到今天的武昌区、汉阳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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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前武汉先民的农耕生活

    一个深秋的傍晚,如血似火的夕阳快下山了。在武昌东湖和水果湖之间的一个土台(后来叫作放鹰台)上,孩子们在木头支起的茅草屋旁,正争食黑陶钵中的米饭。猪和鸡也在孩子中乱窜,抢夺地上的饭粒。喧闹吵醒了女人怀中的婴儿,婴儿一阵乱抓乱哭。正焦急等待男人渔耕归来的女人只好掀开身上的麻布和树皮、树叶,把乳头塞进孩子口中,平息怀中风波。一声声渔歌似的号子由远及近,几个蓄着长发下身披着树皮的粗壮男人架着独木舟爬上岸边,一手提着石铲,一手提着莲藕或大鱼,笑哈哈地走上土台。女人们围了上来,用石刀、石斧剖开鱼腹,清除鳞血。孩子们燃起篝火,大声喊叫:烤鱼吃啰,烤鱼吃啰。
    这是五千年前东湖岸边放鹰台的夕阳炊烟场景,它出自我们的想像,更是根据考古资料对武汉人农耕、渔猎生活的的复原。
    放鹰台据传是唐代诗仙李白在此放过一只苍鹰而得名,上面的场景应在李白放鹰三千多年之前。当时武汉的先民正处在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到5000年,这是一个蕴藏着无数历史之谜的阶段。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氏族公社,聚族而居,生息繁衍。建国后,武汉外缘区相继发现了属屈家岭文化范畴、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放鹰台、老人桥、马投潭、许家墩、棋子墩等100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
    1956年发掘的放鹰台遗址地处武昌东湖西岸。这里湖面广阔,湖岸参差,曲折有致。举目四望,水天一色,群山环绕,苍松叠翠。先民们的遗存掩埋在一个高出周围地面的土台下,面积约2500平方米。1965年对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有稻壳的红烧土,与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等遗址的发现相同。出土的磨光石器有斧、锛、铲,陶器有鼎、甑、碗罐、纺轮等,多为黑灰色。遗址上还保存着许多红烧土的房屋遗迹。这说明,武汉先民此时已是一个有固定居所的原始农耕氏族。从放鹰台遗址中稻壳的发现,可知距今5000年前的武汉地区已开始种植水稻了。
    武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各个遗址中发现了众多的农耕生产工具和农业聚落所特有的生活必需品,如陶罐、盆、碗、纺轮,磨光的石斧、锛、铲等,鲜明地标志着数千年前的“武汉人”已不只是原始的渔猎部落,他们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这些勤劳的远古先民依靠氏族公社集体的力量,使用简陋的木、石工具,砍伐树木,芟除荒草,播种谷物,进行原始的农耕。同时,也开始饲养家畜,制作陶器,纺纱织布,武汉人已经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了。
    当时的武汉人首先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然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男子成了主要劳动力。人们在长期采集中,发现果实、种子落地后可以发芽、生长、结实,经过长期体验,进行有意识的播种,缔造出了农耕文明。同时将野生猪、鸡进行驯养,成为家猪和家禽。(皮明庥\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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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的变迁·武汉三镇的由来

    武昌:三国时孙权在今鄂城建都,名武昌,不久在现在的蛇山筑城,称夏口;公元280年,晋朝将江夏郡改为武昌郡,即为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后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时曾设武昌府。辛亥革命后改江夏县为武昌县,武昌即成为正式名称。
    汉口:南北朝时期,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今天的汉口其实只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汉水原来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 、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通商,发展更趋快速。
    汉阳: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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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名缘起

    武汉作为地名和市名是漫长历史中形成的,而且其外延不断变化和伸缩。春秋时,典籍上称武昌为鄂渚,称汉阳(含汉口)为夏氵内。今天我们所指的武汉市包括市属十三个区,八千多平方公里的区划面积,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武汉市的区划就没有这么大,不包括黄陂、新洲,连当时的武昌县、汉阳县也不属武汉市所管辖,只是武昌、汉阳、汉口城区和近郊区才纳入市域。在建国之前,武汉一般只指传统意义上的武汉三镇。但古代的江夏郡、郢州、鄂州、武昌府、汉阳府面积就较大,最多时包括鄂中、鄂东南三十多个县,当时的武汉也包括在其中。
    武汉作为地名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从远古到明代中期,几千年中还没有出现“武汉”一词。到了明代,由于建立了武昌府、汉阳府(元代已建),才逐步形成武汉地名。武昌原来指的鄂城(即今鄂州市),武昌城即鄂州县城。现在的武昌当时叫江夏县。由于设立武昌府,府治设在江夏(今武昌区),于是就形成武昌府城,江夏县城就附在武昌府城内。这样,原来的武昌县城(今鄂州市)就叫作下武昌,而武昌府城就叫作上武昌。当武昌府城——后简称为武昌城时,汉阳府也早已建立了汉阳府城,明代,这两个大江两岸的府城的名字联称在一起就是武汉。《紫阳书院志略》一书中曾记“康熙庚寅八月二十六日,武汉二府,同日灾”。可见明末及清代所称的武汉是指武昌府、汉阳府,主要是指两府的府城。不过,起初人们只是口头上有这种称呼,但未见诸文字记载。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武汉一词,最早见于明代后期万历元年(1573年),姚宏谟所写的《重修晴川阁记》。只要我们翻开《续辑汉阳县志》或者《大别山志》,就可以看到明代文人姚宏谟写的《重修晴川阁记》关于武汉一词的记载:“……嗣客零陵,领湖南郡,岁时以职事走会,间酬应仓猝,倏来旋往,则武汉之胜迹,莫得而恣其观游焉。”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知关于“武汉”一词最早的记载。
    姚宏谟是嘉靖癸丑(公元1553年)进士,先后在朝廷作过史籍编修官、湖南、湖北地方官。这篇《重修晴川阁记》是在湖北担任“全楚督学”、汉阳知府的程金主持第二次重修汉阳晴川阁时请姚宏谟写的。由此可见,“武汉”一词,在距今400多年前,就在文字上有了记载,指称当时的武昌、汉阳两府城。
    崇祯年间的文人阮汉闻,曾逗留武汉,写了不少有关武汉的诗歌,并著有《武汉纪游》一书,说明那时已有人用“武汉”一词。
    清道光年间(1822年),范锴《汉口丛谈》中有“武汉”一词:“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督标裁军,夏逢龙鼓噪举众作乱,巡抚柯永升自尽,遂陷武汉等郡。”继范锴二十年后,清湘军创建人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奏折中也用了武汉一词:“东南形势,则金陵为险;天下大事,则武汉为重。”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文牍中武汉一词频频出现。
    从明中期到民国前期,武汉一词已不仅仅指明代初期的武昌府城、汉阳府城,因为在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汉口出现,到明末形成三镇鼎立格局。因此武汉就成为武昌、汉口、汉阳的联称。但是,武汉三镇行政上并未统一,各有统属,所以武汉作为地名、城名仍有一定模糊性。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1927年1月原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当时国民政府合武昌、汉口、汉阳为一市,定名“武汉”,并作为武汉国民政府临时首都。1927年4月,武汉建市,到此时,武汉作为地名、市名才首次明确界定。以后武汉三镇虽有分合,而且市域也屡有变化,但武汉作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名称就世所公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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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水改道与汉口形成

    偌大一个汉口是如何形成的,这又得从水上说起。
    汉口之地原属汉阳。明朝成化初期,大约是15世纪下半叶之初(即1465-1470年间),汉水下游连年大水,堤防多次溃口,终在汉阳县西排沙口、郭茨口间决而东下,发生一次大的改道,汉水从不稳定的分汊入江到稳定归一地汇入长江。换言之,汉水终于今龟山之北形成合而为一的河道,流入长江。这一来,也把汉阳一分为二。汉水之南成为汉阳,汉水之北则为汉口。
    古汉水自陕西东南来,受武当山、荆山、大洪山的阻挡和制约,进入湖北后,由东南向南注入低洼的江汉平原湖沼。汉水下游因流经云梦泽故地,常使河道消失在云梦泽的巨大水体中。由于荆江、汉水水流所挟带泥水的冲击作用,古云梦泽渐渐被淤成平陆,汉水下游遂处于河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的水网景观之中。出现众水以汉为壑、汉以江为壑的水流倾泻方式。在汉水下游众多的入江口中并不存在一个很稳定的水流量大的入江口。换句话说,汉水靠近入江口的一段不存在长期稳定的主河道。明成化年间汉水水文形势发生的变迁,与其说是改道,毋宁说是汉水下游主河道及其入江口的稳定形成。
    在成化年间,汉水下游河道入江口在龟山北麓形成,从此结束了汉水下游河道游移不定的历史。新水口两岸地盘开阔,港湾水域条件良好,再辅以坚固堤防,即是“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新水口的形成又时值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幼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开始在封建经济的母体内孕育萌生。汉水下游河道惟一的入江口在武汉城区中心形成,给武汉三镇,特别是新兴的汉口镇造就了无与伦比的发展优势,也给了武汉三镇崛起的良好机遇。
    汉口镇从港湾和水运条件来说,远远超过了明中期以前的金沙洲、刘公洲等水运商市。汉口地位处于沟通长江、汉水和南水(洞庭湖水系)三大水系的枢纽,港阔水深,形成了以前武昌、汉阳附近古代港埠无法比拟的巨大地理优势和运输潜力。汉口镇的兴起使武汉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由汉口镇领衔,使武汉成为三大水系流域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
    汉阳、武昌均为古城,自隋代以来,形成两城夹江的双城机制。汉水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劈出了一个汉口,于是双城演化为三镇。可以说,汉水改道最终确立了三镇鼎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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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洲的由来

    相传三国年间,名士祢衡由刘表荐引给江夏太守黄祖。祢衡和黄祖的儿子黄射非常要好,常常在一起玩耍作乐,饮酒赋诗。
  
  那时候,长江中有一座江心洲,洲上一片荒芜,杂草丛生,野兔出没。有一天,黄射邀请祢衡到江心洲上去打猎饮洒。江夏太守的儿子请客,又选在长江当中的沙洲上,去的人不少,有的人还带着歌伎、美女打算痛痛快快玩个够。那天,一位名叫碧姬的歌女斟了满满一盅酒棒到祢衡面前说:“久闻先生清高的美名,只恨没有缘份见到你,今天有幸,希望先生满饮此杯,别嫌我卑贱低微。”
  
  祢衡没想到在酒场上遇到知己,很受感动,按过洒杯一饮而尽。
  
  正在笑闹的时候,有人将一只羽毛碧绿的红嘴鹦鹉献给黄射,黄射高兴地又将鹦鹉奉给祢衡说:“这只鹦鹉转送给你,但是你要写一首咏鹦鹉的文章,让今天参加宴会的人欣赏欣赏。”碧姬一听,马上挽起袖子磨墨。祢衡是个有名的才子,才华过人,只因生在乱世,才智不得舒展,所以一直心存怨恨。今天他见了鹦鹉,不禁触动心事,便借物抒怀,一挥而就写了一篇《鹦鹉斌》。那赋的意思是说:鹦鹉是一只神鸟,可是没有人认识它,只把它当作笼中的玩物。祢衡写完赋后,又把鹦鹉转赠给了碧姬,以表达同病相怜的情意。后来,这篇《鹦鹉赋》被黄祖看见了,他怕祢衡以后得志对自己不利,就借故把他杀害了。黄射把他埋葬在江心洲上。
  
  碧姬穿一身重孝,带着祢衡转赠给她的鹦鹉来到洲上,哭倒在祢衡墓前,表示愿意随他的灵魂一起飞去。她哭够了,就一头撞死在墓碑前。那只鹦鹉彻夜哀鸣,第二天,人们发现鹦鹉也死在墓前了。江夏城里的人们集资为碧姬修了一座坟墓,把鹦鹉也一同葬在洲上,从此,人们就叫江心洲为鹦鹉洲。后来,到了明成化年间,鹦鹉洲沉入江底。可是三百年后,汉阳南门外江边又升出一个新沙洲,人们在沙洲上发现了碧姬的尸体,那只鹦鹉已经变成了一块绿色的翡翠石。这只翡翠鹦鹉被地方官拿去献给了乾隆皇帝,乾隆便将汉阳南门外的新沙洲,重新命名为鹦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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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旧时服饰

    中国近代服饰改革,大致经过了这样三部曲:先是用“细密光泽”的机制布取代粗糙的土布,用进口呢绒取代传统的毛皮衣料,款式尚无大的变化;第二步是模仿外国人穿“洋服”;第三步则是追踪时髦,出现时装。这种变化,与服饰的国际化趋势是相一致的。
    武汉人的服饰习俗在近代也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本文仅以商业大都会汉口为例。
    从前汉口人讲“刮器” ( 清道光年间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有这种写法。徐明庭先生解释为“俗呼体面曰。 ‘ 刮器 ' ,或取刮垢磨光之意” ) ,穿着打扮比较讲究。在商界工作的不论是老板还是店员,多穿长衫,出苦力的劳动者则多穿短打。冬夏衣服花色,按季节而有所不同。夏季酷热,有钱人家轻罗薄纱,愈轻愈好,下层劳动群众则有终日赤膊者;颜色则好蛋青、血青、宝蓝、白色、灰色、米汤娇色、出炉银色,以淡雅为主。有一种“香云纱” ( 一种上漆的细麻布 ) 制作的衣服,穿着凉快,不论贫富都有喜欢穿它的。冬季则一般要穿棉袄棉袍,富裕人家极寒之时,男女多服狐皮、羊皮袍袄,以御寒气。妇人还喜欢将火炉、火钵放在袍子里面,燃烧白炭、炭巴等类,以助体温。冬装的颜色则爱玄青、二蓝、品蓝、玉色、虾青、灰青等颜色。
    至于衣着之花纹则随时变改,男女老幼无大分别。
    从前女子“衣必红绿”,以红为吉服之色,凡有婚姻、庆事时,家内一切布置,如帷帐等类皆以红色布制之,其他家具亦多用红色,满堂光耀,彩幔缤纷,俗称为“满堂红”。白色除了夏衣用白色以外,余多忌讳白色,因为中国传统以白为孝服之色。民国以后,服制改变,受西人尚白色的影响和迷信观念的淡化,城市女子穿“一套缟素衣裳”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房门门帘也用起带花的白布来,大红大女往往见于农村妇女。
    缠足为以往妇女习惯,脚小者称为“三寸金莲”,刳木如桥,缀于鞋底,名曰“弓鞋”,走起路来,“缓行似敲玉棋,急走如挝羯鼓,其声清脆可听”。清末民国年间渐渐改良,劝禁缠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成立的军政府也发出告示,要求全体妇女放足。然社会上普通仍以脚小为最贵,有人娶了大脚老婆,竞对人说:。“昨晚我在坟堆里睡了一夜”,盖以大脚似碑也。许多人清末缠小了脚,民国时放了足,半大不小,称为“黄瓜脚”。 1926 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国民政府迁来汉口,厉行放足,再裹小脚的人越来越少了。
    民国初年,一时兴起洋装热,汉口人士多穿着洋式衣服,女子亦间有剪发着洋装者。后因西服制作不得要领,弄得逼窄拘束,人们认为有碍身体自然发育,逐渐屏弃,又返回传统服式。在 1912 年北京政府颁布的《服制》中,有两种常礼服,一为西式,一为袍褂式。袍褂式即长袍马褂。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亦将马褂和长袍定为男子礼服。
    长袍、马褂均为清代满族服装。长袍即旗袍,分男女二式。较为单薄的称长衫。男式旗袍系无领、箭袖 ( 俗称马蹄袖 ) 、大襟左衽之长衫。原来四开衩。清入关后,受汉族服饰影响,居常长袍有所改良,四开衩改为左右两开衩。马蹄袖改为平袖,惟官服和礼服仍为四开衩、马蹄袖。同时汉族人受满族统治者强迫,许多人也穿起了长袍、马褂。民国时期对长袍作了进一步的改良,无领改为圆领,宽大改为窄瘦。这种长袍和长衫以及对襟式“唐装”、折腰长裤成了人们的常服,一般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多着长衫,而冬天即使农民也有着长棉袍御寒者。
    马褂是满族男子骑马时所穿上衣,故名。早期仅扈从者和出使者用作礼服,因他们均乘马,穿短褂比较方便。后来营兵也服用,到雍正年间服者增多,逐渐流行,不分老少贫富,普遍穿着。其式:长仅及脐,平袖及肘,两侧开衩,领、袖缘花边,宽窄随时尚,至晚清镶边减少。有对襟、大襟、缺襟诸式。礼服为对襟式,以青色或灰色为贵;常服为大襟式,有深红、浅绿、绛紫、深蓝、深灰等色。缺襟式又称“琵琶襟”,多作行服。入民国后,对襟式马褂也有作便服穿者。作礼服的马褂一般罩在长袍外边服用。形成长袍马褂套装。民国时期所规定的礼服即此种,因此长袍马褂流行较广, 20 世纪 30 年代初汉口曾流行此种服式,服用长袍马褂的人数超过了西装和制服。作为礼服的长袍马褂套装在 40 年代后渐少,而作为常服的长衫、长袍则一直流行到 1949 年前后。
    通常所称旗袍一般指女子长衫。本来,满族女式旗袍比较宽大、平直,下长至足,领口、襟、衣裾及袖端均滚有较宽的花边。春秋季也加穿马褂或马甲于袍外。民国时期的旗袍在满族旗袍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改变,由宽袖改窄袖,由宽松肥大型改为紧身贴腰式,滚边亦变窄。在欧美时装风格的影响下,旗袍的款式经历了反复的改良。衣的长短、领的高低和有无、开衩的高低、袖的长短和宽窄、衣襟的开法等等,均随时尚的转移而变化。其变化的主要特点是使旗袍呈露出妇女体型曲线的自然美。上海、广州、天津、北京等地有许多时装店制作各种式样的旗袍。汉口的白海记时装店亦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专门设计有翘腰的紧身旗袍代替直统旗袍,并按顾客的体型确定式样,征得顾客同意后才缝制。在采用面料上则依质而异,缝制不同季节的单夹皮棉各种样式。还用镶滚、嵌牙工艺,配以时兴的空花扣、实心扣。襟则有海派大襟、胸褶大襟,领则有紧扣立颈、开花颈等等区别。 40 年代,白海记这种改良的旗袍在汉口非常盛行,几乎成了妇女的代表性时装,从富家贵妇到小家碧玉,以至女学生,都有穿旗袍者。女子出门,无不穿着自己喜爱的旗袍赴会,使交际场变成了旗袍展示会。妇女日常所穿则是大襟上衣,折腰长裤,部分穿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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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烽火连江城

    “西望夏口,东望武昌……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东坡脍炙人口的《前赤壁赋》对于东汉末赤壁大战的遗迹的凭吊,历来传唱文林。此处所讲夏口就是武汉,武昌是指鄂州,可见苏东坡把武昌和夏口作为当年赤壁之战中周瑜使曹操受困之地。连同他的《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滔尽,千古风流人物”,触发出人们对赤壁大战的怀思,也引出赤壁在何处的猜想。陈寿的《三国志》对赤壁之战记述颇精,可惜就是没有说清楚赤壁在何处。千百年来,对赤壁地望有上十种说法,诸如蒲圻赤壁山、江夏赤矶山、黄州赤壁、汉阳赤壁、汉川赤壁等等。
    在众多的赤壁说中,蒲圻赤壁山和江夏赤矶山是最令人关注的。唐贞观十六年(642年)成书的《括地志》说:“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现在蒲圻已建赤壁博物馆,赤壁也成为三国旅游胜景。
    不过比《括地志》更早的南朝盛弘之所作《荆州记》中所记赤壁不在蒲圻,而在离蒲圻一百多里的地方,这里应为“武汉市江夏区赤矶山”。一些权威著作,如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中华书局的《辞海》均持此说。
    在笔者看来,赤壁之争虽各有所本,但这都是出自微观的见解,而从宏观上全局上考察赤壁之战,两说可以互补,可以并存。当时曹军号称83万(实际只有一二十万人),孙权和刘备联军5万人,战线很长,战场很大,不可能只在赤壁一个山头下进行。可以说,从江夏赤矶山、汉南纱帽山、大军山、小军山到蒲圻赤壁山都是赤壁之战古战场。在这些地区流传许多赤壁之战故事,也发现了不少遗址和兵器等遗物,正是当年战事的留踪。而且在古代,江夏也好,蒲圻也好,都在汉代江夏郡以及以后的郢州、鄂州和武昌府的范围中,因此从宏观上判断,赤壁之战发生在武汉地区。至于作为大战的标志(不是指战场),蒲圻赤壁山、江夏赤矶山可以二说并存。( 文/皮明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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