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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撤村建居村民面临生存方式大挑战

2006-04-13 14:04:45
华夏经纬网
 

农民?股东?

 

建华一直对自己的身份非常困惑,拿不准自己是董事长还是生产队长。

 

何建华是前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九家湾村七队队长,2005年撤村建居时当选为乌鲁木齐众利顺达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众利顺达)董事长。一年后,他辞去董事长一职,担任该公司董事。

 

何建华之所以“拿不准”,是因为在他的董事长任期里,除了给股民办房产证、土地证、处理撤村建居的遗留问题外,根本没有经营活动,没有盈利。而如果说他是生产队长的话,村里已基本上没有了和农业生产有关的事务。

 

对身份感到困惑的不只是何建华,还有像李春明这样的普通村民。2004年至2005年,处于城中村位置的九家湾七队的村民进行了撤村建居的重大变革。他们失去土地,得到的是市民和股民的身份。

 

在撤村建居中,李春明得到安置费和青苗补偿费30余万元。刚成为城市人的他就买了一辆私家车,“我拿的还不算多。”

 

“平均下来每人能拿到10万元左右。”何建华说,在撤村建居时国家给七队的各项费用有8800万元,“很多家一下拿到四五十万元。”现在,为了吸引更多的租房者,九家湾七队的很多人都在大兴土木,修缮房屋。

 

“在这里,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楼房,有3层的,也有5层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就是房租。”李春明说,“还有很多人买车搞运输、做生意、投资信用社和股票。有几个人在广汇美居物流园花了12万元投资了商铺,据说8年后返还20万元。”

 

李春明和其他152名原七队村民,一年间变成了众利顺达的股民。但在他们看来,股东的身份就如同光环一样虚无,因为“公司的股份现在不能兑现”。

 

他们私下说最好是把股份变成实实在在的人民币,但这一点股东们却从未在正式场合提起过。他们认为,公司现在最好不要有什么“冒险”的经营行为,因为这会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

 

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完全是小农意识”,他们说“公司更重要的是经营和发展,应大胆地吸收有能力的人才参与公司的经营。”他们认为经营肯定会存在风险,由于撤村建居后产生大量农民股东,认识问题直接影响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

 

据了解,撤村建居的原村民将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基本生活保障”的待遇,其交费办法为政府补贴总额的30%,村负担30%,个人负担40%。

 

李春明认为有了这些保障,可以放心地“该干啥就干啥”了。

 

生产队?公司?

 

该干啥就干啥,可到底该干啥?李春明、何建华和新上任的董事长张建国对众利顺达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一年多了,全都是为农民的房产证、土地证以及撤村建居的遗留问题,包括为自来水忙活,”何建华说,“哪有时间考虑公司的发展。”

 

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时常聚集着一群等待解决问题的股民,他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生活琐事。“不管根本不行。”张建国说,这样会影响到他是否会得到拥护的问题。

 

在张建国看来,这种拥护与生产队时期选村长无异。他说:“现在为股东办事都用公司的钱,可如今是只有支出而没有收入。”在何建华眼里,现在的公司跟以前的生产队没有区别,队长和董事长也是一回事,刚成立时拿工资的有9人,现在精简到4人,其中包括董事长、监事、会计、出纳。

 

事实上,众利顺达的主营业务是销售,但这一年来,几乎看不出有明显的业绩。相反,众利顺达似乎更像一个1300余万元(货币资产400余万元、固定资产900万元)的“富农”。

 

原本设想能成为城中村村民在改变身份后可以依靠的公司,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有也只是局限于“召集大家开个会”和处理股民日常生活中的杂事。

 

公司的状况导致一些股东的忧虑。153名股东中,有一部分私下提出“分家”的想法。

 

何建华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初,商业厅、兵团二建、孔雀大厦以1800余万元征购了七队部分土地,村里用这些钱搞三产和其他项目,但都没有成果,钱却没了。正是“一朝被蛇咬”的影响使得“大家都不信任我们,我们也就什么都不敢干了”。

 

何建华说,在该公司成立一年中,曾经准备和北园春合作一个项目,但在股东大会上,被很多人以“我们的股份可是长辈们用血汗换来的,跟证券和股票不一样”为由否决了。甚至有人要求确定“如果赔了”的解决方案。

 

对于众利顺达的发展规划,无论是已卸任的何建华还是现任的张建国都没有计划。张建国说:“慢慢看吧,一年一个样。”而何建华则将众利顺达的未来寄托于政府的征购和发展森林公园上。

 

“可以肯定,等为村民忙完房产证的事就要涉及到公司发展的问题了。”张建国说。

 

“现在村民由农民变成了股东,变成了市民,但最重要的是观念的变化,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何建华说。

 

一位专家称,撤村建居作为新生事物,无论对城市的公共事业管理来讲,还是对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都是一种考验。这种形式的改变可以通过一个政令实现,但改变一代人的思维模式却不是容易的事。(作者:记者孙健 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