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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平 钱水根:血洒“中巴路”

2011-03-01 14:53:19
华夏经纬网

作者:袁世平

出国筑路重任担    悬崖陡壁作业难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政府长期来互相支持、友好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6年3月18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修筑中国——巴基斯坦公路的协议》,修筑的中巴公路分东、西两段,东段从中巴边境线上中方的红其拉甫山口界碑起,往东直至南疆的喀什市止,全长416公里,在中国境內,由中国负责修筑。西段是从红其拉甫界碑起,出边境往西至巴基斯坦北边省塔科特镇,全长616公里,由巴基斯坦负责建造。由于巴方境内的筑路工程难度极大,施工效率低下,到1967年夏天止,仅修筑了25公里路基。1968年5月,中国政府应巴方的请求,同意帮助援建从中巴边境到巴方哈利格希镇的高山公路,全长156.7公里,是整条中巴公路中工程最为艰险的高山公路段,要从石壁上筑出一条双向两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的沥青路面公路。据说,这条公路是当时中国内陆直通欧洲腹地的唯一陆路近距离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968年5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援建中巴公路的密令后,地处边境喀什地区的农三师迅速组建了有473名军垦战士组成的七、八两个中队投入援巴筑路工程。当时的农三师前进八场根据上级指令,按照政治素质过硬、体强力壮的要求,从值班连队四连抽调一部分基干民兵,同时还从当时的二连、六连、八连、九连等一些政治素质和个人表现好、身体素质强的军垦战士共100余人,参加“中巴公路”筑路建设。其中有25名绍兴支青被选入。他们是:任文荣、钱水根、韩云水、章宝全、陈发新、金全林、徐渭清、孙增炜、马祖森、曹荣根、丁国清、王金夫、朱幼健、严士根、诸成伟、季阿牛、张关根、詹新祥、许思成、孙永海、王张荣、朱国尧、茹荣堂、周荣根、戴吉生。经过国内二个月时间的学习培训,于“八一”建军节后动身出国。而筑路大队正式迈出国境之日是7月16日,由筑路指挥部总指挥(农三师参谋长)李道伟带领首批出国人员在红其拉甫山口界碑处与巴方举行了筑路交接仪式。

    筑路队伍出国一个月后,农三师员工所在的筑路队在一处名为巴拉洪的三岔口地方驻扎宿营。当时炊事班需要用干树枝作燃料,一天上午九时许,三班有4位筑路队员上山拣拾树枝,当地山上岩石已经十分风化松动,队员们正在半山腰拣拾树技时,由于山上坡已有几个人在行走,可能由于走动而引起了一块岩石突然松动滚下,一路带动了许多其他风化的山石纷纷挟裹而下,下坡拣柴的4名队员纷纷躲闪。其中一位叫吴兴甫的宁波支边青年在躲避中回头一望的瞬间,被一块并不大的山石砸中头部并滚下山坡,脑浆从耳旁流出,当场牺牲。绍兴支青任文荣目睹了这一惨状,痛惜不止。这是筑路队伍中第一个牺牲的浙江支边青年。
筑路工程沿途多是崖陡谷深、处处惊险,四周高山峰顶终年冰天雪地、莽莽一片。参加援巴筑路的绍兴支青们和军垦战友们一起在喀喇昆仑山区平均海拔6500米的高山的半山腰上用绳子捆绑住身体,吊在几十米高的悬崖绝壁上抡大锤、敲钢钎、凿炮眼、放炸药,炸岩破壁,身边白云翻滚,脚下是奔腾咆哮的印度河,令人头晕目弦、心惊肉跳。要在半山腰里开凿出一条凹型的高山公路,谈何容易。他们还要克服高山空气稀薄而引起的呼吸困难。这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使人感到气喘,心跳加剧,浑身有头重脚轻之感。烧开水到68度时水就开了,烧饭必须用高压锅。由于交通不便,还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白天紫外线强烈、白雪刺眼,高山的种种不良反应和变化无常的气候随时伴随在他们身边。冬天室外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口中呼出的热气马上在眉毛和头发上结成了冰。

    1969年,绍兴支疆青年金全林、徐渭清、曹荣根等被分配到桥梁大队,是专门建造桥梁的工程队。建桥第一步是要建立桥墩:先在桥墩底基向上捆扎好钢筋,再在四周搭建木框架,然后往木框內的钢筋处浇灌水泥,浇水泥时要日夜不停施工,一般连轴干三天才能浇灌好一个桥墩,使人深感疲劳。一天,绍兴知青金全林和另一员工在十几米高的桥墩框上面抬钢筋时,后面一人突然钢筋从肩上滑下,使前面扛着钢筋另一头的金全林站立不稳而倒下,这时幸亏身旁已捆扎好的一根钢筋把他的工作服袖子挂住,使他及时用手抓住钢筋架而没有掉下桥墩,但整只衣袖已被撕下,好在有惊无险。

    筑路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在勘测队预先设计好的半山腰的路基沿线打凿放置炸药的岩洞,一般打一个岩洞高度要可供人站立进出,进深要八至十米左右,因为今后所筑公路宽度要达到十米宽,所以炸洞进深必须十米以上。在打凿岩洞时,随着所打岩洞的深入,风钻机热量的散发、空气流通不畅、灰尘飞扬,作业人员就视物不清,很快汗湿透了衣服,人也透不过气来。后来被迫采取每隔十分钟换人的方法,换出来的工人如同白面书生,灰满全身。打洞进深达到十米左右的要求后,就改往左右两边打洞,使岩洞成“丁”字型,再在“一”字洞左右两边”放进去十几吨炸药(开凿多深的洞、放进多少炸药等数据都有技术人员预先精密计算),然后把洞口封住,最后是同时起爆。一般要在半山腰同一高度、同一时间起爆好几个炸药洞,才能在半山壁上炸出公路路基的基本初样。

                             凿岩炸壁悬崖边    舍生忘死洒热血

    在筑路工程中泥石流爆发、雪崩、岩塌、滑坡等灾情随时都可能向他们袭来。

    筑路员工每天都面临着三位死神:一个是雪崩,一个是岩塌,还有一个是泥石流。无论遇到哪个死神,人基本上是无路可逃的,因为头上掉下来的无论是岩石还是冰块雪层,或是泥石流,都会把人压扁或埋葬,或者被推下悬崖。

    有的伤亡事故简直无法想象,据农三师前进八场的绍兴支青钱水根回忆,有一次,七中队有位员工因病没有上班,躺在帐篷里休息,所处的环境应该是很安全的。这时,附近的筑路工地上正在对山体进行爆破作业,山体爆炸后,其中有一块并不大、但很尖锐的岩石飞到住宿营地上空,击穿了帐篷顶,并直接击中了这位正在病休员工的头部,脑壳被砸成两爿,当场惨死。真是飞来横祸!

    1969年夏,钱水根所在的七中队,在一处筑路工地清运被炸下来的岩石堆,钱水根把地上的碎石捧起来往铁皮车上装,旁边一位叫王贵清的上海支青也在往另一辆铁皮车上装碎石,就在钱水根正把石块捧起立起身子侧向自已使用的车中放石块之时,旁边的王贵清恰好弯下腰侧身到刚才钱水根捡石块的地方拾石头时,突然一块石块从山上滚下,把王贵清的臀部压住,大家赶紧跑过来搬掉石头,把王贵清抬走急送筑路医院。经医院检查,诊断为股骨骨折,后装进了不绣钢板固定,总算保住了生命。由于王贵清伤残无法参加体力劳动了,筑路挥挥部就让他提前回国,返回到农三师45团(1969年农三师前进八场并入前进五场,后又改番号为45团),团里考虑到他的病残情况,照顾把他按排到45团团部商店做钟表维修工作。

    1970年3月25日下午3时15分,有一个排的员工正在半山腰冒雨施工,突然发生雪崩,半侧山上几万立方冰雪塌崩下来,把山下30米深印度河埋没后还高出30多米,雪崩时反弹的巨大冲力还把部分没有被淹没的员工反弹到山上,多数人牺牲,连尸体也找不到。

    1970年10月,在修筑巴方140—150公里路段工程中,由于工地遇上了塌方,头顶上的岩石已十分风化和松动,在一阵突来的狂风裹挟下,一块重达二、三吨的岩石被大风吹落,将正在现场指挥来自农二师的6中队指导员下半身压住,当场牺牲,另还伤及三人。

    工程施工期间,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时任中国驻巴大使张彤的陪同下,从当时的首都拉瓦尔品第乘直升机到工地视察,并慰问了我全体筑路员工。

    1971年3月,第一期156.7公里长,8米宽的高山公路经过三年奋战,终于胜利竣工,其中筑建永久性大桥24座,筑路部队凯旋归国。

                             绍兴支青惊险多    刻骨记忆铭心间

    1972年6月25日,中巴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修筑哈利格希镇至塔科特公路协议》,在前期已筑建的156公里处再延伸续建459.3公里高山公路,即援巴筑路二期工程。农三师又于1974年3月组建了由790名军垦战士组成的援巴筑路队伍,其中就有绍兴支疆青年18人,他们是:杨国权、沈锦甫、樊若炳、陈晓茅、许建平、尹来兴、朱德法、金瑞金、冯金水、陈荣根、钟关生、徐荣、许塔归、葛新泉、龚沐恩、诸智强、孙树本、周木根。筑路队于1974年4月份开赴巴基斯坦境内筑路。

    提起当年参加援建中巴公路的经历,许多曾出国参加筑路的绍兴支疆青年至今还心有余悸。来自农三师水工团的绍兴支青龚沐恩对多次死里逃生的惊险场境仍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最危险的有三次:一次是半山腰筑路工地遇到沙石塌方,刚好后勤运输物资的汽车来到,由于塌方沙石阻挡,汽车无法过来,需筑路员工从塌方的岩石上过去把物资背过来,正当龚沐恩在沙石上小心行走时,突然脚下沙石松动,使他站立不稳倒在坡上,并向塌方边缘的悬崖方滑下去,在下滑过程中他幸好抱住身旁一块巨石,才使身体停止下滑,最终逃出了险境,拣回了一条命。
第二次遇险是1974年的一天中午,队领导分配他和另一位名叫张小雷的黄岩支疆青年一起上山,在山顶上把人吊到半山腰去解下一根缆绳。他们二人上了山顶,张小雷把预先带在身边的绳索一头捆在自己身上,一头交给龚沐恩在山顶拉住,自己拉着绳子顺山坡滑下去。不料所带的绳子只有40公尺长,够不到半山腰那根缆绳,而人被悬在空中,既不能下,又不能上,他只得大声喊叫,让龚沐恩把他拉上去。要在高山缺氧造成全身乏力的情况下用双手把一个百余斤重的人拉上来谈何容易,但形势迫人,龚沐恩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勉强战战兢兢拉着,如果脚下石土松动,搞不好自已要被拉下山崖。最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张小雷拉上了山顶,两人躺在山顶,心在怦怦剧跳,混身无力,不能动弹。

    还有一次是1976年7月,龚沐恩回国到浙江绍兴探亲结束后,在返回筑路工地的路途中,再次遭遇了险情。当时返回工地需渡过印度河(上流),原本可乘汽车驶过夏希科特友谊大桥就行了,不料当地爆发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泥石流, 182米长的友谊大桥被泥石流淹埋在30米以下,过河就靠渡船摆渡。所谓渡船就是将几只木船拼在一起,铺上木板,船上就可以停放汽车和数十人过渡。龚沐恩来到河边时,渡船正在对岸上人,一会儿渡船上了一辆汽车和几十人。渡船开始依靠牵连二岸的钢索在洪水强烈的冲击下缓缓地渡了过来,渡船刚到河中间时,牵连渡船的钢索突然断裂,拼在一起的木船很快在洪水沖击下被各自分解,汽车也掉入了河中,远远望去,汽车驾驶室顶上还扒着一男一女两个人,但顷刻之间就不见了踪影。龚沐恩当时在河对岸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侥幸逃过一难。

    另一位名叫诸智强的绍兴支青,在筑路工程中被分配到翻斗车上工作,一天,翻斗车正在半山腰的路基上作业,车辆在向路边悬崖边开动时,突然闸把失控,车辆落下几十米深的悬崖河边,河边都是乱石成堆,凑巧的是翻斗车刚好跌落在一大堆沙土上,才使他从鬼门关拣回了一条性命。最后用直升飞机把他援救了上来,经检查,仅是脑震荡,奇迹生还!

                             惊心动魄大塌方    火线入党真荣光

    来自农三师53团的绍兴支青朱德法,当时在工程二支队五中队担任班长职务,他是风枪手,专干钻炮洞的工作,是一种又闷又累的活。有时为了抢时间、抓进度,他还兼任爆破手(放炮手)。一般起爆有两种方式:对小型炮洞采用点燃导火索的方式起爆;对较大的炮洞由于爆炸威力大,人要跑到几百米以外躲藏时间来不及,所以采用电线连接电源开关起爆。而朱德法当爆破手是专门点燃炸药导火索的危险活,一米长的导火索一般可燃二、三分钟,所以要预先按起爆时间计算好各个炮洞导火线的长短尺寸。点炮时,他一次要点四、五十个炮眼。要记清放了几根导火索,点燃导火索后就迅速退到预先观察好的安全位置蹲下,竖起耳朵听清响了多少声爆炸声,如果发现少了一炮,还要排除哑炮,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工作,在筑路工程中,曾有多名员工在为除哑炮而牺牲。

    1977年某一天,朱德法所在的二支队一位中队长和一位爆破手两人配合用电起爆,炮手按下电源开关后,却没有起爆。炮手就对中队长说:“我去检查电线,你管住起爆器(电源开关)。”火炮手跑了几百米路,找到了故障,刚一搭线,威力巨大的爆炸把炮手掀上半空,粉身碎骨。原因估计是中队长没有将起爆器恢复到“关”的位置,所以炮手找到故障线一搭上就起爆了。最后,中队长也因此受到严肃处分。

    放炮结束,许多岩石被炸开落下,有少量岩石被炸裂而没有掉下来,也有炸洞上方的岩石被炸松而摇摇欲坠。这就需要在山上用绳子把人吊下来,一路察看看无松动或开裂的岩石,一有发现就用随身所带的钢钎去撬挖,让山石滚下。有时这块山石被铲下了,但上面另一块岩石也可能松动滚下。这也是一种危险性极大的工种,叫排险手。都是生命系在裤腰带上的危险工作,朱德法也经常干这种叫排险手的活。

    爆破以后,炸下的岩石大的几十立方米、小的一立方米左右。有一次,朱德法在清理爆炸后被炸下来的岩石,他拿着钢杆去撬一块岩石时,旁边另一块约二立方米的岩石突然滚动,把朱德法的整个右脚压住,人无法动弹。附近员工一齐赶来,众人一起努力,一下子把巨石掀开,所幸的是朱德法被压的脚下地面有个凹坑,终使右脚没有受到重伤,否则脚被压碎将成终身残疾。

    由于朱德法重活、苦活、自觉干,危险工作抢着干,再加上肯动脑筋、办事反应快,很受领导信任和器重。1977年7月,朱德法在筑路工地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二期援巴筑路员工中唯一的一位迈入党的大门的绍兴支疆青年。

                               昆仑天堑变通途    铺就中巴友谊路

    1978年6月,从哈利格希镇至塔科特全长459.3公里的二期援巴筑路工程经过4年时间的奋战,也宣告全面峻工。

    在援巴公路移交仪式上,时任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高度评价了这条中巴友谊之路,他说:“正像中国的古代人民创建了万里长城的辉煌一样,中国的现代筑路队帮助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实现了千年梦想。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善良的人民和真诚的朋友,中巴公路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建设者用汗水、鲜血和生命筑成的友谊之路。”

    二期援巴筑路工程至此应该胜利结束了,正当中国筑路员工满怀喜悦心情准备动身返国时,巴基斯坦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要求中国筑路队继续留在巴基斯坦,对一期工程中被毁坏的公路段和桥梁给予修复和重建。即在1968年7月至1971年1月的2年7个月内,由中国员工修筑的自中方红其拉甫达坂界碑至哈里格希镇全长156.7公里的高山公路,由于经历了五年时间内的多次山洪、泥石流灾害冲击,已造成毁坏地段多达160多处。

    经国务院同意,中方答应了巴方的要求,并将此修复工程称为援巴筑路第三期工程,并于1977年4月与巴方签订了《关于修复红其拉甫达坂至哈利格希段公路的会谈纪要》。

    中方为了节约开支,并考虑到部分员工在巴基斯坦筑路已经长达四年之久,故只留下了约五分之一、2000余名筑路员工,让其余员工全部回国,另再从国内选调了1000多人到巴,组成了一支3750人的筑路大军,从1978年6月开始,投入到了对第一期被毁公路的修复工程中。

    经过对第一期被毁工程重新勘测,由于泥石流冲毁公路,或把公路深埋在泥石流下,有的公路段需要放弃另行新建,这样一测算,需要清理62公里路程的大塌方,52公里的公路需要改道,另需新建70公里的公路防护墙工程。

     这期修复工程中最艰巨的项目是重建1974年4月在被特大泥石流淹埋的原182米长的夏希克特大桥。由于这座大桥被深埋30米地下,巴方曾出动轰炸机准备将下流堰塞的泥石炸掉,以使洪水下降让大桥露出水面。但泥石流中的巨石小的十几立方、大的几百立方米,像混凝土样交结在一起,非常坚硬,无法炸破,最后只好选择在原桥下游重建一座大桥,而这座新桥的位置紧挨着崖边,需通过200米左右的石壁,必须要在石壁上开凿出一条路才能到达建桥地点。这个工程相当艰险,筑路员工都是用绳子捆在腰部,从山上吊下来开凿炮洞,先打出小岩洞,再扩成大洞,每洞放进十几吨炸药,硬是在石壁上开凿出了长200米的路基。夏希克特大桥曾是第一个期工程胜利竣工的标志,当地老百姓把它誉为友谊桥,也称为毛泽东大桥,在当地的影响很大。为了使新桥比原桥更有气魄,更加漂亮,新桥的设计图曾五易其稿、反复修改论证。

    1979年8月底,一座崭新的夏希克特大桥终于在洪水来临之前提前建成。三期修复工程经过全体员工连续1年4个月时间的奋战,终于在1979年9月5日全线竣工。在这援巴筑路第三期的修复工程中,又有5位中国员工为此捐躯。

    为了这条“天路” 的建成,在援巴筑路前后14年的时间中,中巴双方有700多人为此捐躯,其中中国员工有168人牺牲、终身致残200余人(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死亡91人、致残 119人,农三师有5人牺牲),差不多每三公里公路就有一名中国员工牺牲。万幸的是我们参加援建工程的43名绍兴支疆青年无一伤亡,令人感到欣慰。中方有88位烈士的遗骨被安葬在巴基斯坦北部首府吉尔吉特市境内的“中国烈士陵园”内,另有20穴是没有墓碑的空穴,这是因为当时由于雪崩、岩塌、被泥石流冲走或因绳断掉入激流而未能找到烈士遗体而设立的。烈士们长眠异国,为国争光,备受敬仰。

    2005年9月,巴基斯坦又在中国烈士陵园的入口处建立了一座新的、高1.2米、宽3米的整块鄯红色花岗岩纪念碑,30公分高的碑牌底座也是用整块黑色的花岗岩贴面,碑体正面自左至右分三栏用英文、中文、乌尔都文记载了当年中国援巴筑路员工在修建喀喇昆仑公路中舍生忘死的悲壮历程。

    2006年10月,浙江绍兴、宁波、温州、黄岩四个城市当年曾支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且迈出国门参加援巴筑路的部分支疆青年们,分别在这四个城市重新相聚,共同回顾、纪念那段刻骨铭心的艰苦岁月,并合影留念。

    袁世平,1943年生,中共党员,1966—1979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五团工作,1979—2003年在绍兴县粮食局工作,2004年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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