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中国传统建制的唯心主义和道德主义中，近似长今和韩尚宫的遭遇，一直备受歧视，动辄被指「数典忘祖」。二十世纪，即使最开明、革命、西化的知识分子，也绕不过「长今孽种」的情结看香港，香港变成「香港长今」，人人视为不洁不祥。香港有可以使中国比较顺畅现代化、民主化的「类现化」文化实体。历史给了中华民族一个「一国两制」的机遇，可以藉「一国两制」挖「香港长今」的潜力。

「大长今」中，大明来使来访，皇上怕他找麻烦，竭诚招待，但因大明来使有病，长今和韩尚宫冒着生命危险，不煮盛况空前的正统宴席，自作主张，以「青茶淡饭」待客，招徕大明来使和宫中整个建制的上下围攻。对立一派崔尚宫和今英走另一条「正规」路线，服从建制的组织纪律，依照宫内和国际的「安全惯例」，煮三日的盛宴给大明来使享用。幸好大明来使深明大义，听长今「指示」先吃清淡的「健康食品」，病又治好，长今和韩尚宫才逢凶化吉，后来还得到太后的赞赏。

建制权势客观规律

这段剧情的设计，是以长今（韩尚宫）和今英（崔尚宫）代表「客观规律和主观规律」两种哲学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之争。大明来使点题道：「你们煮的有煮的规矩（客观规律），不能不遵；我们吃的有吃的规矩（客观规律），我们要跟你们的规矩。」（大意）这段话表明他是服从客观规律的，当客观规律和权力建制出现矛盾时，客观规律先行，不唯上不唯权、不唯书不唯令不唯传统。

长今和韩尚宫代表的是唯物主义，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按建制的权势和上司和传统的规律和逻辑；建制的权势和上司和传统之上，还有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在建制的权势和上司和传统之上，而不是之下；建制、权势和上司和传统在客观规律之下，而非之上。

崔尚宫和今英相反，代表的是唯心主义，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按建制的权势和上司和传统的规律和逻辑；建制的权势和上司和传统之上，没有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在建制的权势和上司和传统之下，而不是之上；建制、权势和上司和传统在客观规律之上，而非之下。　

据报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中央学习班上，曾请学者讲述西方自文艺复兴这五百年来的发展史和启示。「大长今」这一幕，简单生动地展现西方文明的精粹，解释西方这五百年怎样带领人类历史走过「客观规律和主观规律」两种哲学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一个「个人」和「集体」的「存在问题」，涉及「既成知识、社会和建制」和「未来知识、社会和建制」的转化，是「人」（集体人和个体人）和「天/上帝/神/大自然/客观规律/本体性/群体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东方现在一如西方的「前现代」农业和游牧社会，几百年来经历一场由「孤立自足的农业和游牧社会」转向「全球共通的工业和商贸社会」的「现代化」质变过程。这如文化基因移植，是一个大痛楚、大代价、大回报的不能回避的文明转型。

韩国经战后经济起飞后，这二十年来民主化快速推进，付出惨烈代价，做总统跟着坐牢、判死刑，坐牢的反对派做总统，一九九八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几乎令国家破产。挨过这些后，整个社会和民族走过「国族总体质变」的临界点。十多年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创意产业异军突起，社会局部做得到一个开放竞争的自由社会。韩国整个社会仍然比香港等级分明（例如性别和长幼），「大长今」以现在的社会思情想象五百年前，反映的是一种这二十年成形的价值观及对将来的新期望。

即使如此，韩国不少方面已走在日本前面，社会各阶层和企业内部进取活络，正负互动和竞争淘汰炽热，不那么忌生死、抱守残缺，成为亚洲最自我反省和纠正、自我更新的社会，新陈代谢较顺畅。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一下子和西方接轨、成功地现代化以来，百多年来社会结构稳定和单元，因循守旧、抱守残缺。日本过去这一百年，基本上仍在应用明治维新「文化基因改造」的成果，没有再上台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和德国走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歪路，到现在未跟德国一样作战后的反省和悔悟，没有植入俗世正负面平行共存辩证化的「唯物主义文化基因」，现代性不整全。这种「现代性文化基因」残缺症，表现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是对世界不认错道歉，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表现在工商和制造业上，是以「商业战争」代替「军事战争」，表现在内外金融业上，是对外常在金融泡沫前大举入市、泡沫爆破后不断担沙填海，对内则金融体制改革找不到出硌，比韩国这十多年还不如。

冒险犯难不改其志

十多年的经济低迷，是这种社会状态的一个反映。相较下，长今和韩尚宫是目前韩国文化的「正常」（或期望「正常」）思维和办事方式；崔尚宫和今英是今日日本文化的「正常」（或期望「不正常」）思维和办事方式。

香港百多年无可选择地以一种悖论、吊诡地走过这个「现代化」的历史难关──以民族耻辱换回无痛的现代化，在一个「化外、无人」地带建立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专制的「类现代」社会。香港移植和应用俗世正负面平行共存辩证化的「唯物主义文化基因」，现代性在应用层面算是整全。整个社会开放自由、多元杂交、内外对流，一直是中国人社会中最公平公正、高效率的，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尊重和鼓励，异议创见有较多机会尝试和出头。这些现代特性并且互为网络，形成体制，连成一气的「类现化」文化实体。

长今因为出身暧昧，虽然天性好学，每事问，到大自然中随手拈来，创出前人未见未知的东西，但也备受正统建制的歧视和阻挠。她不因循、不拘一格，不囿于有型和无型的建制（师承、御膳房、行业、美食固有概念、宫中），而是四出「天外天」探索，唯一标准是「好、健康」，无分内行外行、等级你我，无名相之争和门户之见，但又直探本源本心，坚持烹饪的最高、终极原则──「不煮对食者有害的食物给人吃」。受考验时，冒险犯难，不改其志，把古代的道德和当代的「专业橾守」贯通起来。但她们的打破建制成规和体制规矩，却因是「孽种」原罪，备受文化排斥和卡压，屡遭厄运，是非标准颠倒，好的变坏的，先进的变落后。

香港消除历史情结

香港在中国传统建制的唯心主义和道德主义中，近似长今和韩尚宫的遭遇，一直备受歧视，动辄被指「数典忘祖」。十九世纪还有一些进步分子如郑观时、何启、孙中山和洪仁玕等绕过「长今孽种」的情结正面看香港，要引入香港的现代化先进性；二十世纪，即使最开明、革命、西化的知识分子，也绕不过「长今孽种」的情结看香港，香港变成「香港长今」，人人视为不洁不祥。

西方帝国主义近二百年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历史怨恨情结，横滨和圣彼得堡已过了，上海和澳门也过了，香港似乎还没有过，对港政策仍夹在「香港长今」的「孽种情结」中，总要改造右派那样改造香港似的。James　Hoge去年在《外交事务》上说，美国可能将美国外交政策（以至国策）的重点，转移到怎样响应中国崛起后的国际势力上面，其中一个因素是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后走向国际时，过去在西方手上所受的不公平对待的怨恨未消，民族主义可能勃起，恍似二十世纪初的德国。香港现在夹在中西方之间的历史怨恨情结，如不能消除，不但是影响对香港政策，还可能影响新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香港有可以使中国比较顺畅现代化、民主化的「类现化」文化实体。历史给了中华民族一个「一国两制」的机遇，可以藉「一国两制」挖「香港长今」的潜力。然而中国会不会再选错路？（洪清田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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