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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在北京:上班途中像打仗 户口是绕不过的坎儿
华夏经纬网   2007-07-11 08: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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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在北京

    30路公交车刚一现身,平乐园北站站台上的人就像炸开了锅,原先排得一条长龙迅速憋粗。人们争先恐后抢占有利地形,以便公交车一靠站,能以最快的速度挤上去。

    人流中的秦璐(化名)飘摇不定,被周围的人挤得东倒西歪,不断有人擦着她的身子挤过去。

    车门前的她,犹如撼树之蚍蜉,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抵制来自四周的力量,最终她离车门越来越远,直至被彻底挤了出来。

    车门关了。公交车发出沉闷的喘息声,载着超负荷的笨重躯体向下一站驶去。

    目送公交车远去,秦璐无奈地摇了摇头。在这场近3分钟的肉搏战中,她彻头彻尾失败了。失败意味着可能迟到,而迟到意味着会扣除奖金。

    几分钟后,852路公交车驶进站台。这一次,秦璐放弃了30岁女性的矜持,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在人流中左冲右突,一番冲杀后,终于挤上了车。此时,她的脸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

    “自从来到北京,我的生活就上了快车道。”秦璐站定后,从包里摸出一包纸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有人说纽约像天堂,纽约也像地狱。其实这话现在可以形容北京。”

    路上的整个过程就像打仗

    挤上公交车,秦璐苦不堪言的上班之旅才刚刚开始。此后的一个半小时内,她还要在一号线地铁、二号线地铁和十三号线城铁之间辗转“肉搏”,等到达公司后往往已经精疲力竭了。

    当然,她也可以选择乘坐出租车,沿东四环北向而行。不过,代价是70多元钱和1.5小时。与5.4元的公共交通费和1.5小时的代价相比,作为打工一族的她只能选择后者。

    公交专线上的852路公交车开得忽快忽慢,不时伴有急刹车。车上的乘客随之向前后倾倒,尖叫声、咒骂声此起彼伏。一个拥堵和闷热的早晨,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车厢内,人们要保持一份好心境,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到一站,下车的乘客几乎是零,但仍会有不少挤车“高手”,像泥鳅一样钻进车门。这个车厢,仿佛是一个有弹性的容器,只要使劲一挤,就能再多容纳一些。可容器里的人不干了,他们的空间一直在缩小,于是,各种小摩擦,一路连绵不绝。

    秦璐索性不再找扶手。即使她想找,站在车厢中间,也力不能及。身体贴在肉墙上,倒也站得安稳。

    “我的一个朋友,个子不高,抓扶手有些费劲。”被挤得手足无措的秦璐刚开口,便忍俊不禁,干脆笑出声来,“有一次,她的前后左右都挤得严严实实,她又闷又困,竟靠在前面一个大胖子的肚皮上睡着了。你想想车上有多挤。”

    有几次,秦璐的脸就是一直贴着窗玻璃到达目的地的。“车外的人看了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她苦笑道。

    当这个超级城市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流动人口的时候,这些流动人口也在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消化系统和传输系统。每日1100余万的出行人员,对于只拥有2.5万余辆运营车辆、800多条公交线路,以及114公里地铁的北京市公共交通系统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断拓宽的马路,不断增加的运营车辆,在充分释放这个城市能量的同时,也将这个城市逼入一种逼仄的状态。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大饼一直向外摊,可出行难的问题依然是这个城市的头等问题。300余万辆的机动车总数,降低了市区路网的抗风险能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城市的某个点上,瞬间就可能瘫痪。

    拥堵已经成为这个超级城市的常态,只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人们就不得不预算出路上两个小时的裕量。即便如此,心里仍不会踏实。

    20分钟后,852路公交车到达大望路。秦璐颇费一番周折才挤下车——对于满载的公交车而言,挤上挤下同样困难——随着如潮的人流钻进地铁站,花5元钱买了一张地铁通票,再经过一番“有失淑女形象”的“肉搏”,终于挤进开往建国门方向的地铁。

    地铁车厢里密不透风,臭汗味、呼出的大葱味、香水味等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令人掩鼻。嗡嗡作响的空调排出的冷气,根本无法与人体散发出的热量相抗衡,不少人只能折起手中的报纸当扇子用。人们脸上带着焦虑、不耐烦、睡意,任何无意的碰撞都可能引发一场“口水战”。与公交车一样,每到一站,上下的人流总会引起一阵骚动。

    10多分钟后,一号线地铁到达建国门地铁站,秦璐费力地从车厢内挤出来,又随着如潮的人流换乘二号线地铁。在这种环境中,哪怕稍微放慢一些脚步,便会阻挡后来者的步伐。

    “到处都是人。实在是烦透了。”秦璐挤进开往西直门的地铁,松了一口气,“路上的整个过程就像是打仗。”她说。

    西直门转乘城铁时,情况稍好一些。毕竟是开往城外的,人相对少一些。可是从地铁站到城铁站,步行需要10多分钟。她有些不耐烦,嘟囔了一句:“设计得真差劲,怎么就不能连在一块儿?”

    9时20分,秦璐终于走出城铁五道口站。再步行10分钟,她就可以跨入清华东门外的一栋写字楼,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趟赶路下来,秦璐“出了一身臭汗”。“我很少化妆,即使是淡妆。”她拿出化妆盒稍稍整理了一下仪容,淡淡地说,“我总不能带着横七竖八的粉痕见同事吧。” @pages@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交通成本如此之大,是这位来自西安的女子始料不及的。每天3小时的上下班路程,燃烧了她的时间,她的能量,也燃烧了她的激情。

    “睁开眼上班,回到家睡觉,连恋爱都没有激情了。”她抱怨道。

    在西安时,从家到上班的地点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天气好的时候,秦璐会“闲庭信步”般走着上班。“不仅能锻炼身体,还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来欣赏周围的风景”。但是,在北京,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早晨7:00起床,洗漱之后,吃前天晚上买好的早点。8:00出发,通常情况下,9:30到达公司。17:30下班,18:30分到达大望路。如果没有特殊安排,秦璐一般在SOHO现代城附近找一个馆子吃晚饭。晚饭过后,再搭乘公交车回家。偶尔她也会逛一下附近的商店或书店。

    但这个时间表,对她而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公司经常加班,一加班,晚饭只好在公司附近吃,回家的时间就没准儿了。

    工作时间加上消耗在路上的时间,秦璐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一再被压缩。

    “平时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活动范围基本就是两点一线。”咖啡馆里的秦璐一脸倦意。她说,经常有要好的朋友打电话说聚聚,可总是聚不起来。大家都很忙很累,路上又要花费两个小时,想想就犯憷,“结果,感情越来越淡,朋友也越来越远了。”

    休息日的时间,秦璐会“掰着手指”安排。周六上午习惯睡一个懒觉,补充一周的睡眠。下午,整理房间。周日也要睡懒觉,起床后才“给自己一点时间”,或看书,或购物。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秦璐说,除睡觉之外的其他功能,比如做饭、接待客人、享受亲情等,她现在这个家,基本不具备。除了偶尔煮粥、煮泡面及在冰箱储存一些熟食、饮料、水果外,厨房几乎没沾过油烟。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个城市的居民,生活与工作的空间距离一再被拉大,连带着也拉大了时间的距离。时间和精力每天都消耗在无止境的堵塞和拥挤之中,再加上一天工作的劳累,回到家,谁还有精力再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呢?

    家的功能越来越被简化成只是睡觉的场所。回龙观、天通苑、望京和通州等人口比较密集的超大社区,工作日早晨,人流从各个家中涌出,奔向四面八方。晚上下班,又从四面八方涌回社区,睡上一个晚上,次日,又开始周而复始的循环。北京人通俗地称这些社区为“睡城”。

    无谓的消耗,在挤压秦璐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之际,也在挤压着她的审美情趣。

    “小巷深处”的幽静,“细雨葱翠”的空灵,“古城素裹”的淡雅,京城的美景一开始就与这个总“在路上”的奔波者毫不相干。这个“素有审美细胞”的女子,来北京后,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欣赏周围的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在西安,她有大量的时间柳下垂纶、雪夜赏月。

    金钱上的压力更无处不在。不断飙高的房价,在挑战每一个寄居者的心理承受极限。买房要承载还贷压力,不买房又担心房价节节攀升,这种矛盾心理,挑战着每一个寄居者的理性选择能力。

    今年4月,秦璐被迫选择做了“房奴”。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2500元/月的银行还款,300元/月的物业费,200元/月的水电费。仅房子一项,几乎花掉她1/3强的薪水。

    “我基本上是月月光。”秦璐喝了一口茶,笑了。而她在西安的时候,虽然月薪远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每个月都能节余下一些,“每天寻思着钱怎么花出去”。但现在,如果生病了,一个月不工作,她就不知道该如何过下去了。

  北京是个有未来的地方

    即便生活压力如此之大,私人领域如此局促,但北京依旧是流动人员的理想漂泊地,不少外地人就像着了魔一般迷恋北京。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涌出的人群中,一些人就此留了下来,过起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生活。

    《北京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年末,北京市登记的流动人口达383.4万人,较去年增加26.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4.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介绍,根据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这些流动人口中,有专科以上学历的,不足10%。

    尽管没有确切统计,高学历人群究竟占这个庞大的流动群体多大比例,但仅从秦璐的收入上可以推断出来,大多数的流动人员,所承受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焦虑和忙碌,不会比她更加轻松。

    5年前,大学生秦璐“带着梦想”、简单的行囊,以及各种证件,只身来到了北京。此前,生活在古城西安的她,对首都充满色彩斑斓的想象。她始终坚信,“北京是个有未来的地方”。

    古老的紫禁城,人民英雄纪念碑,颐和园的石坊,圆明园的废墟,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荷塘月色,笔直的街道,老胡同,四合院,这些新老北京的象征,无一不印在她的脑子里。

    不过,这些关于北京的印象,都是她从课本里、电视上、媒体中,以及别人的谈话中移植过来的。也正是这种重复的移植,加深了她对北京的向往。

    西安的天,总是灰蒙蒙的。一个阴霾的日子,下班回家的秦璐路过钟楼,突然放声大哭。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20年后的我。”秦璐说,待在西安那样的城市,20年后,甚至更多时间之后,她的生活将不会有太大变化,也许会一成不变。而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的。

    正是从那一刻起,她决定到北京“混”。

    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混”在北京的人,怀揣着像秦璐一样的梦想。但每个受访者普遍看重的是,北京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高素质的城市,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就业机会、有无数选择的理想漂泊地。只要自己“肚里有货”,不愁找不到工作。

    秦璐到北京前,她称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直到生活了数年,她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可选择的机会”,还有“相对公平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而这些,是中国许多城市“相对欠缺”的。

    前些日子,她因工作上的一些手续问题,曾多次打电话到西安的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结果,“接电话的人总是不耐烦,还说不清楚,有些人干脆就把电话转到无人接听的号码上”。无奈之下,她动用了一些地方关系,才把问题弄明白。

    “办事的成本太高。”提起前些天的恼火事,她的脸上出现愠怒的神色。她也曾就此事咨询过北京的相关职能部门,尽管北京的相关职能部门无力解决,但把事情解释得很清楚。这一点让她非常满意。有亲朋好友劝她回老家工作,承诺更

    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轻松的生活,但秦璐一一回绝了亲友们的好意。

    “我每天都在诅咒这个城市,却从没想到过要离开。就冲着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我也不离开北京。”秦璐喝了一口果茶,惬意地说。  @pages@

    户口是个绕不过的坎儿

    5年前,秦璐带着瑰丽的梦想来北京寻找未来的时候,只有憧憬。比如,在北京买一套大房子,买一辆高级轿车。

    她没有考虑过,作为一个在北京发展的外地人,究竟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多少代价。她也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养老问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她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这个城市会不会接纳她。

    “在青春年少的岁月,这些问题是排不上日程的。”秦璐说。

    置身北京后,她才发现,除了生活上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外,现实的北京与她梦想中的北京,还存在着不小的反差。比如,她发现北京高考学生的分数普遍比外地学生低,她自己的考分要在北京完全可以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学,而不用蜗居西安读书。还比如,她发现,有一些工作是自己完全不能做的,北京市保护一些行业禁止外地人介入。虽然她所在的工作圈子并没有因为她的外地户籍而排斥她,但她仍感到“不公平”。

    “我看重的是一种机会平等。”秦璐说。这个看起来包容大度的城市,有时竟封闭到让她难以理解。外地人就业禁区以及北京市政协委员限制外地人进京的呼吁,更让她感到不快。

    今年6月,秦璐因工作需要到香港,但《港澳通行证》必须回老家办理。为此,她不得不耽误两天的时间,并为民航业贡献了两张机票。

    “同样都是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非要设置一些人为障碍呢?”她重重叹了一口气,“都是户口,户口,户口。”

    同样也是因为户口,秦璐的朋友,来自郑州的李建军目前正在做一个“艰难”的抉择:回去还是留下。

    2004年,李建军受聘于地处北京的某行业协会。这位在摄影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女教师,因为看重北京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决然告别丈夫和女儿,只身到京城闯荡。起先,聘用单位答应给她办理北京市户口。后因种种原因,户口未能办成。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努力工作,原因之一是她拿到了北京市绿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按规定,持绿卡满3年、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当时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拼命工作。”在北京工作的3年里,李建军在摄影界已颇有建树。但即便如此,她的北京户口梦仍然化成了泡影。“北京户口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考虑的主要是孩子的考学问题。户口是个绕不过的坎儿。”

    李建军到北京后不久,一次和丈夫电话交流时,丈夫透露说女儿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她马上意识到女儿到了青春期,身体发生变化,无法和父亲沟通。

    “如果我不把女儿接到身边,会影响女儿的身心健康。”李建军说。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她也要将女儿带在身边。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高昂的择校费和赞助费外,最重要的是,正在北京读高一的女儿的知识结构问题。

    如果她的女儿继续在北京读书,高考时回河南,那她在北京所学的知识将无法应对河南的考题。当然,即使现在回河南,仍存在一个学籍问题,未来能否在河南参加高考,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有一点确定无疑:没有北京户口,目前肯定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这位摄影界有头有脸的人,决定来北京之前,已经将郑州的房产卖了。她和丈夫商定,等她在北京站稳脚跟,丈夫随后就过来。因此,如果现在再回去,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女儿多次找我谈话,问我怎么办,我都无言以对。小小年纪,本来是不应该承受这些的。”站在望京27层楼的家中,李建军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风景。“网上有一些人正在呼吁这事。如果实在没办法解决,看来我只能回去了。”

  这个城市在逐渐开放

    2006年5月10日,北京公交一卡通正式启动。不久后,秦璐买了一张。从此,她和北京人一样,享受到了出行的市民待遇。而在此前,公交系统推行月票。月票是北京人的专利,外地人无权购买。

    “省不省钱倒无所谓,关键是不能受这种歧视。”这位西安女子,骨子里有很强的权利意识。“如果大家都机会平等了,反而我就不争了。”

    “不过客观说,北京也在慢慢地变。如果抛开成见,理性地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在逐渐开放,在逐步改善着自己的形象。”秦璐说,“比如买车,以前只有有北京户口的人才能上牌,现在有暂住证就可以上牌。再比如暂住证,可有可无,也没有听到有警察随意拦住行人就检查暂住证的事情发生。”

    秦璐的另一位朋友叫刘舒慧,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1998年定居北京之前,她在广州和宁波两个城市分别工作了一年以上,除西藏外,每个省区市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在刘舒慧看来,广州睁眼就是钱,而宁波总让人担忧治安问题。“北京就好多了,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有良好的秩序。我在这里能获得安全感和被尊重感”。

    定居北京后,她在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从事公民教育、社区民主自治。2002年,她所在的机构与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北新桥街道一起组织并指导了九道湾社区的直选。

    之前,《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发布。《意见》规定,社区应设立社区代表会议,由社区内的本市居民、驻区单位和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的外地来京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按一定比例推选产生。

    这一关于外地人可以参与社区管理的规定,在2002年8月九道湾社区的直选实验中,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体现。九道湾直选实验中,按比例产生了两名外地来京人员的代表。他们可以直接参与社区的管理。

    “我认为,九道湾直选实验中能有流动人口参与投票,并参与社区管理,对流动人口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刘舒慧说,这表明北京在逐渐接纳流动人口。

    2004年,北京市废止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管理规定》等限制流动人口的行政法规。次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废止了实施10年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张引对此表示,条例的废止“具有公民权利里程碑式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公民权利时代的到来”。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城市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正在一点一滴修补着自己的不足。”刘舒慧说。

  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

    与北京每个有纳税能力的市民一样,秦璐每个月也照章纳税。具体多少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财务都给我做好了,一分钱也不会漏缴”。当然,李建军也在这个行列里,因为要续签绿卡,必须提供详尽的完税证明。

    像秦璐、李建军等近400万的流动人口,对北京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学者研究显示,2003年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对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27.96%。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对北京的贡献不可小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说,“随着近两年北京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我估计这种贡献会有增无减。”

    然而作为为北京做出不小贡献的群体中的一员,身份问题仍然会时不时地困扰着秦璐:“说我是北京人吧,北京政府不承认;说我是西安人吧,我已多年不在西安生活了。”

    最终,秦璐自嘲地为自己想出一个巧妙的答案:“北京的外地人。”

    不过,在一些老北京人看来,如今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才是硬指标。此外,体面的衣着、优雅的谈吐,这些外在的符号,也正在改变着北京人心里对外地人的印象。

    “外地人也分三六九等。”一位曾供职于一家中央媒体、现已退休的老北京人说。在他看来,老北京人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他们私底下认为北京的脏乱差都是素质比较差的外地人造成的,因此很排斥;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高层次的外地人另眼相看。

    不论北京市是否仍存在户籍歧视,也不论当地人怎么看待流动人口,秦璐已不像过去那么在意了。“北京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嘛。大家其实都生活在外地人的圈子里,只不过有些人有北京户口,而我没有而已。”她说,“只要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有没有北京户口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至于能否像北京人一样,享受地方的政策性福利,对她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但刘舒慧却很在意自己的这一切。她一再强调自己的“北京人身份”。

    “我纳税了,我参与北京的建设了,为什么不能说我是北京人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北京人。’尽管北京现在还不承认,但我相信它迟早会承认的。”刘舒慧在发给记者的一条短信中如是说。

    从1998年到现在,刘舒慧从来没有办过暂住证。每逢听说居住地要查暂住证,她就躲到朋友家去。虽然被查到过一次,并为此付出50元钱的代价,但她一直固执地拒绝办理。

    “我没有必要暂住到祖国的首都。”她强调。

    从15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旅游,用“审美的目光看北京”,到9年前,选择移居北京,“嫁给这个城市”,用“建设者的目光审视北京”,挑剔北京,她正在完成从寄居者向首都公民的过渡。“我要帮着北京改掉自己的某些毛病。”她乐呵呵地说。

    她认为:“心态决定行动。”自己不能只满足一个被动的参与者的角色,而要成为一个主动的建设者。“如果喜欢一个城市,选择在一个城市居住,就有义务参与建设一个城市,就像建设自己的家一样。”刘舒慧滔滔不绝,“不能持过客心态,漠视这个城市出现的问题,任由它坏下去。只有如此,这个社会才会更健全,更有秩序。”

    “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这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年轻人说着,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文/郭建光)

来源:中国青年报

转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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