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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性关系”调查:计划生育使性与生殖分离
华夏经纬网   2007-08-02 14: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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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潘绥铭教授在他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性与生殖的分离

  -数据显示6年来中国发生了性革命

  -社区生活影响人的性行为

  过去6年来,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上公布的调查结果,挑战了许多人的常识。潘绥铭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声称这正是社会学调查的价值所在。

  全国6000多人参与了这次性调查,有效回答率位列世界第一,甚至包括穷山僻壤的老汉,胡同里的大妈。调查问题则涉及婚外情、性取向等个人隐私。

  为何那么多人愿意回答这些极为隐秘的性问题?说服这些陌生人走进访谈室,潘绥铭教授有何招数?

  创新思维指导潘绥铭团队探访公民隐私

  决不能到别人家中谈“性”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2000-2006》,潘绥铭带领的团队不久前才完成这个项目,6010人参加了面对面的有效访谈调查,遍及全国。福特基金会为这个项目资助了160万元人民币,还专门请了一个调查公司来承担现场工作。

  潘绥铭说:“我们的实际调查对象应该是7553人,应答率是79.6%,约有1500人不愿意来。不过这个应答率在全世界来说,可以排第一。”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相当不容易。

  第一个“秘诀”,是决不在家中访谈。中国现在大部分调查是入户调查,敲开对方家门,当场填写问卷。性调查用这种办法就不可能。

  “当着你家人的面,问你有没有性伴侣,你会告诉我吗?”这个调查的保密性占第一位。

  把访谈对象邀请到调查室来,是最大的工作。潘绥铭说他们的工作人员主要精力用来做这个。有些人不愿意来,倒不是因为调查内容与性有关,而是现在的人太忙了。

  当然必须先跟对方说明,这个调查是有关什么的。有些农村人听不懂,就说是夫妻生活,对方也就明白了。

  调查人员一般是中年人

  调查人员都经过专门的培训,一般是中年人。年纪稍大一些,会给人一种可靠感。年轻人就显得有些不合适——一个20岁的调查者,去问一个40岁的人关于性的问题,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轻视。“他会觉得,你一个20岁的人知道什么呀!”

  中年人也比较礼貌,容易理解人。在潘教授看来,“现在不讲礼貌的多是年轻人,中年人至少说话比较客气。”

  态度最关键。平等待人,在社会调查中是最起码的一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被教育这一点。“什么是社会调查?就是求爷爷告奶奶,把这一条给我记住。人家没有任何义务回答你的问题,你去了是给人家添麻烦的。哪怕你给人家小礼物,给人家一点儿钱,但人家需要吗?”

  这次调查会付一些报酬,一般20元左右。不过潘绥铭表示这仅仅代表感谢,他否认这对吸引调查对象有多大作用。“在北京给你20元钱,问你的性生活,你会到我们的访谈室来吗?”

  绝不能上去就说“请你配合”之类的话。凭什么配合你啊?“很多社会调查都犯这个错误,跟人家说话的时候,盛气凌人,居高临下,那肯定玩完。你想做调查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任何关系,我没有义务给你打工,我有选择权。”

  在潘绥铭看来,一颗感恩之心很重要,“人家告诉你这么隐私的事,你应该感谢人家。不信你到大街上去问人试试,看谁理你。”

  越是底层人越不好意思拒绝你

  这次性调查遍及全国,包括四川、陕西、宁夏等省区的一些偏远山区。比如四川阿坝地区一个较穷的县,就在这次调查被抽中。即便在这样的穷山僻壤中,人们对性调查的接受,也不成什么问题。

  主要的困难来自另一个方面。这些农村人没有阅读习惯,不少人说自己初中毕业,但他们看电脑上的文字时,速度极其缓慢,一句话都能盯着看很久。而且常常对有些问题无法理解。这是让调查员们最费劲的一个难题。

  从2000年第一次调查之后,潘绥铭就有一个感觉,中国人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保守。关键是采用一种让人舒服的方式,让人在一种安全的环境下接受调查。要是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下,去问那些隐私问题,人家当然不理你。

  中国人讲情面,一对一调查,被调查对象抹不下脸来拒绝,这个特点也帮了潘绥铭大忙。“尤其是农民,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拒绝你。看你都那么大老远的来了,费劲说了这么半天,要还不去,他会觉得不好意思。越是底层人,越不好意思拒绝你。上层人才不理你呢——我凭什么回答你这些问题?”

  虽然没有分开计算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数据,不过给潘绥铭留下的印象就是:农村人口的有效回答率更高一些。

  陌生人反而最替你保密

  上门动员的是组长,但调查员肯定是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一个被调查对象一旦进了访谈室,一定要保证他面对的完全是陌生人,从没见过面。这样他才能放心作答。

  火车上人们更容易畅所欲言的现象,就能说明问题。第一,从来也不认识;第二,今后永远也碰不着——下了车大家各奔东西,再也不会见面。这是人们在火车上敢说话的两个最关键因素。

  潘绥铭教授说,“很多人认为,知心朋友是最保密的,错了!夫妻之间都不说真话,别说朋友了。陌生人之间,反而是最保密的。”

  封闭空间,访谈室,只有两个人。这些安排都是出于保密考虑。“一切社会调查,你判断它好不好,就是看它有没有替对方着想。所有失败的调查,都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从来不想让人家更舒服,更保密,更有可能来回答你。我们想的一切办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如何让人家更愿意来答。”

  但是,非要调查对象到访谈室来,对方可能就不愿意来了。潘绥铭他们宁可损失这个访谈对象。

  再有,一对一的访谈,一定是同性别的人。这类话题,男的还有可能给女的说,但女的绝不可能给男的说。有些问题,夫妻之间都不说,怎么可能给你说?同性别至少少了一个障碍。

  笔记本电脑不会对你做出道德评价

  潘绥铭教授再三向记者强调,他们完全使用笔记本电脑操作。

  电脑更容易让人说真话。一个机器不会对你做出道德评价,这种安全性,远远超过面对一个人,哪怕是你的朋友。

  “目前国内还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2000年时,我们在中国是第一次,现在应该也有其他人也这样做了,但我还不知道。”

  好在现在见过电脑的人越来越多,即便在那些偏僻的农村,人们没看到过,也至少听说过电脑。而且刚开始的第一部分的问题不敏感,比如问你上过学没有。调查员跟访谈对象坐在一起来回答,告诉他怎样操作,怎样按数字键,起一个简短培训的作用。

  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会跳出一个对话框,提示这之后都是性问题。这时,调查员就坐到对面去。笔记本电脑的盖一掀开,挡住调查员的视线。按什么键,调查员不知道。这是最大的一个细节考虑。

  被调查者眉头紧蹙,可能是有些问题看不懂,调查员要观察对方的表情,随时提供帮助。如果对方按得太快,可能是不认真,调查员要稍作提醒。

  很多很敏感的词,调查员也说不出口。就算能说出来,人家还不爱听呢。你凭什么给人说这个?中国人一贯的特点就是许做不许说。也不能听,听上去那是脏话。潘绥铭笑着说,“你找个最熟的人去问他:你昨晚上干了几回?看他理不理你!”

  记者在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看到了这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性关系包括性交(同房、做爱);也包括用手、用口刺激生殖器;还包括发生在相同性别的人之间的性生活。你有过性关系吗?”等等。

  把这些问题转到电脑里以后,就变成文字了。有的调查对象对屏幕看着看着,就偷偷乐了,怎么还问这种问题?但还是一一在电脑上回答了。

  网上调查根本没意义

  全世界的性调查很多,比如海蒂和金西的性调查,在大众中很有名,但在学术界并不重视。因为海蒂和金西都不是随机抽样,没有什么代表性。潘绥铭说,网上调查就跟海蒂和金西的调查一样,没有任何意义,“网上调查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个百分比是谁的百分比,网上调查能说清楚吗?分母没法确定。分母是网民吗?是什么样的网民?你永远也说不清楚。”

  而潘绥铭他们的这个调查对象,是中国所有20到60岁的成年公民,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一套复杂的抽样,然后统计百分之多少的人做过什么事,这个分母是确定的。

  不光是性调查,网上所有调查,如果不做抽样的话,最后回答的,可能大多是一些好事之徒。或者都是有这种事的人,或者都是没这种事的人。总之,你不知道分母是谁。

  “那这个调查还有什么意义呢?”潘绥铭反问到。

  话虽如此说,潘绥铭最近还是把这次调查的内容挂到了网上。他说,社会学家都知道网上调查和现实调查差别很大,自己就是要验证一下到底差在哪里?他希望能给网上调查提供一个参考系数。以后所有的网络调查,可以用这个系数来校正。

    计划生育对“中国性革命”影响最大

  青年周末:这个项目,你在2000年做过一次,这次有什么不同?

  潘绥铭:最大的成果是做了一次性的历史对比。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像美国著名的金西和海蒂,都没做过这样的对比。做这个对比,就是在6年时间之内,看看中国在性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变化。

  青年周末:你在这次报告中提出了“中国性革命已经成功”。网民有一些怀疑,觉得你这说法纯粹是耸人听闻。

  潘绥铭: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一般大众不研究这个,自然不了解。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专业不同的问题。

  青年周末:它跟西方国家的性革命一样吗?

  潘绥铭:不一样。有一些共同点,但差异性更大。中国性革命最根本的一点,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性和生殖的分离。在这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法跟中国比。因为他们没这个政策。

  还有另外一点是社会控制的变化,现在个人在私生活领域的自由,跟20年前相比是巨大扩展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一段时期,大家都不再管闲事了。用一句大白话来说,过去有一句口号: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眼睛还是雪亮的,但是不睁开了(大笑)。

  青年周末:计划生育怎么会造成性革命呢,我不理解。

  潘绥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它的后果到现在才真正显现出来。生殖和性的分离。就是它的后果。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在进入了婚育期。8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在二十五六岁了,这个政策在性方面带来的影响,此时开始充分体现出来。

  最大的变化就是,独生子女已经不太可能再生育多子女了。两个独生子女结婚,他们可能还会再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女吗?性和生殖的分离,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东西。不理解这一点,你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性革命。

  现在是有规定,两个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胎。但根据国家统计,占百分之五都不到。两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再生第二个孩子!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接受多子女的概念了。

    性革命与道德无关

  青年周末:你提到夫妻专偶之间,因为性行为方式多样化了,也导致了性革命。但一般人不把这种单一的专偶关系跟性革命联系到一起。它怎么能导致性革命呢?我有些难以理解。

  潘绥铭:这太好理解了!过去是在性交,现在是在做爱。过去你像猪和狗一样过性生活,现在你像人一样过性生活,这还不叫革命啊?全世界的性革命,都包括性行为这一块,自然也包括夫妻间的性行为。

  青年周末:你提出中国性革命,不少人就深感担忧,觉得社会道德沦陷了。

  潘绥铭:性革命这个词说的是什么意思?短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叫革命。革命这个词不是政治词汇,而是一个中性词,它没有价值观。就是看在短时期内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大,那就说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我们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这几年的现实不是这样的。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才称之为革命。至于你怎么评价它,认为它好还是坏,那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关键是要先把数字搞准确了,如果数字不对,你怎么评价都没用。

  青年周末:你的意思是,性革命跟道德无关?

  潘绥铭:当然跟道德无关了!全世界都这样。

  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数据高的人

  青年周末:你们的简报中提到,多性伴现象在2006年达到了25.3%,岂不是咱们这个社会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拥有多性伴,有这么多吗?

  潘绥铭:自从2000年到现在,你是第一个说它太多的人。2000年我们公布的数据是16.8%,那时候网络也不发达,我所碰到的所有人都说这个数据太少了。这些年来,你还是第一个当着我面,说这个数太多的人。

  青年周末:多性伴的企业家达到了43.9%,男性企业家则达到了68.4%,这个数据有这么高吗?

  潘绥铭:你看你看,你又是第一个对我说这个数据高的人。我碰到的人都说低了。接受我们调查的企业家并不多,只有200多人。这个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不多,人数越少,这个百分比就越模糊,但至少说明它比其他人群多很多。

  当然,统计数字出来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来研究它。一般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

  社区影响人的性行为

  青年周末:你们的一篇简报称,一个人所生活的社区,对他的性行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潘绥铭:你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小环境,包括周围的街坊邻居,实际上对你个人的性生活会发生影响。过去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表面上看来是个人决定的事,但实际上不是,背后的原因太多了。这就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事情。

  青年周末:这不好理解啊,一个人住在哪个小区,会影响他的性行为?

  潘绥铭:要都好理解,那还要我们干什么?社会调查的一个意义就在这里,有些东西你事先可能完全没想到,但调查出来,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发现这个现象之后,我们只能开始研究它。

  比如这个社区里,多伴侣的人多不多,离婚的人多不多。这些都有影响。但必须是真正的社区,中国很多是居委会,居委会跟社区的概念不一样。

  社区之间也有等级差别。住在紫玉山庄的人,跟住回龙观的人,在性行为方面,肯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再比如,现在仍然住在胡同里,等着拆迁的人,这群人是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模式的,但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现在我们正在研究。

  这就是社会调查的好处,得出了跟一般人的常识不一样的结果。你信哪个?你要是相信我们的调查,那就请你改变观念。

  潘绥铭其人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学专著问世,至今已有《中国性现状》、《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等多本专著出版,另有《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等三本译著问世。(记者 马军 吕家佐)

来源:北青网-青年周末

转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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