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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50年:从历史谜题到文化强势的时代变迁
华夏经纬网   2008-01-23 09: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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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10月19日,河北邢台一幼儿园的孩子展示画好的“福娃”,上面标注着“福娃”新的英文译名。据悉,北京奥组委新近把“福娃”国际译名“Friendlies”更改为新的英文译名,即汉语拼音“Fuwa”。 中新社发 黄涛一 摄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

  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本人的偏好则最终让步。陈章太认为,这显示了决策层的气度,以及冷静的判断力。当时正值国际关系紧张,英语等西方语言在社会上受到排斥。

  政府高层的决定,迅速平息了各种不同意见。当陈章太刚刚进入语言研究领域时,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至此,中国历史上多种拼音方案交错使用的乱象,面临终结。

  一道历史谜题

  在这种乱象中,冯志伟完成了自己的基础教育。1945年,他进入小学,被规定学习注音字母方案。

  这套方案拟订于1913年,共设37个字母,全部从古代汉字中选取部分笔画充当。1918年,该方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实施。

  不过,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一统天下。

  当时,五四时期由钱玄同等知识分子发起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仍在继续,主张废弃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书写汉语。经过黎锦熙、赵元任等学者的研究,1928年9月,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这一派注音法,被称为“国罗派”,并于1932年由教育部确认。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苏联开始。当时,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华工中扫除文盲,身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瞿秋白等人与苏联汉学家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新文字派别,被称作“北拉派”,并与“国罗派”发生激烈论战。

  如果再加上更早时由传教士创造的“威妥玛式”等拼音方案,在国内和国际上,拼音方案让人眼花缭乱。

  1958年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最终舍弃了以上所有方案,另起炉灶。不过,有学者发现,除了标调法不同,这套方案与之前的“国罗”拼音方案,差别并不大。

  作为当时公认为最科学的拼音方案,“国罗”为什么没有被新政权直接采用?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多数学者选择沉默。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评价,在“国罗”和“北拉”争辩的背景下,当时的决策者很难摆脱革命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直接采用“国罗”拼音方案。

  而陈章太则认为,当时的决策是冷静和客观的,也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那个时候,这名年轻人因为语文研究与编辑工作需要,接触过许多老辈学者。在他的印象中,大多数学者都积极参与了文字改革方案的讨论,他们的观点,也都“随着国家政权的政策变化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显得很自然,并不勉强。

  不过,历史也记录下一些例外。在当时关于汉字拼音化的讨论中,文字学家陈梦家曾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他被划为右派,“下场很惨”。当时,许多大学者都曾写长篇文章,对其进行批判。

  一次方向重立

  冯志伟记得,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不久,便风行全国,他自己也很快舍弃了用注音字母拼写的习惯。

  不过,与周围其他人相比,冯志伟并不是最狂热的一个。他有许多同学,当时便开始用拼音记日记。不过他没有这么做,他担心这种不区分同音词的日记“以后自己看不懂”。

  尽管1958年周恩来在宣布《汉语拼音方案》时,曾经表示,汉字是否会被字母代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初开始的汉字拼音化倾向,仍然是一种潮流。在许多人心中,汉语拼音最终的发展方向,将是字母文字。

  由于汉语拼音方案还不具备作为文字的资格,当时,相关部门曾组织专家继续研究。据回忆,这个研究的最终结果,是编制了一套只在内部发行过的《定型化汉语拼音词典》,通过复杂的方式,使拼音具备了文字的基本形态。

  不过,这套汉字方案并未公布。由于1977年“第二批简化字”的公布,文字改革委员会一时“声名狼藉”,处于瘫痪状态。“文革”结束后,这一状况亟须改变。

  陈章太又一次出现在语言文字改革的热闹里。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推动者。

  1983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与吕叔湘商量,点名将陈章太从社科院调进文字改革委员会,让他将这个几乎处于瘫痪的机构重新运转起来。

  摆在陈章太面前的事情,就是如何对待汉语字母化的历史思潮。当时,毛泽东“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言论,仍有许多人信奉和坚持。而经过“文革”后的反思,曾经激进地主张汉语拼音化的胡乔木,态度发生了变化。陈章太记得他曾与自己谈话,指出汉语拼音化是“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不可急于求成。陈章太曾在胡的讲话稿中添入“循序渐进”的词句,胡在旁边批注:“很好。”

  在这种背景下,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大会”,成为重新确立文字改革方向的重要会议。

  这时候,“文字改革委员会”已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改革”的色彩已经淡化。陈章太回忆,这次会议之前,关于拼音方案如何对待,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是重新确立毛泽东时代“汉语拼音化”道路,另一种则认为,拼音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不需要多提。

  两种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最终,这次会议没有提“汉语拼音化”的问题,只是对拼音方案作了“继续推行”、“扩大应用范围”、“研究解决应用中的实际问题”等决定。

  “这实际上是不再提汉语拼音化了,将拼音方案作为文字辅助工具确立下来。”陈章太说。

  如今已年过七十的陈章太,至今仍十分怀念当时工作中求实、民主、融洽的氛围。当时,他这个中年“布衣”,与胡乔木讨论文字改革方案,时有争论,胡总是平等相待。

  据他回忆,“文革”中,胡乔木偷偷对第一批简化字方案进行研究和反思。他希望在重新颁布简化字总表时,将100多个简化字改回繁体字。陈章太则以“汉字字形应保持相对稳定”为理由,没有接受。

  当时,胡乔木发着高烧,两人的辩论从北京一直进行到北戴河。胡的要求从100多字改为20多字,仍然没有说服陈章太。一次,胡乔木躺在床上,一边输液,一边与陈争论。说到最后,胡乔木“动了感情”,陈章太却依旧坚持己见。这时,胡乔木说:既然我说服不了你们,你们也说服不了我,那么我们分别向中央书记处申诉。

  “这就是民主的作风。”回忆至此,陈章太感叹说。

  这次会议上,有几名老一辈“文改”同志,坚持要重提毛泽东的言论。有些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批他们”,但多数人认为,这只是表达不同观点,应该被允许。

  最终颁布的简化汉字表,部分尊重胡乔木的意见,改动了7个汉字。

  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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