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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将群中独一人关羽人神辨析(4)
2015-08-11 14:48:50    华夏经纬网

  (四)人格魅力

   刘、关、张三人情同父子兄弟,并“誓以共死”,后来诸葛亮又加入这个特殊的集团。当时人论及蜀汉兴亡时,总是以这四人为代表。他们的出身和开始所走的道路,虽说不尽相同,秉性也各有别,但在人生和政治道路上却走到了一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说,他们是一批在汉末战乱当头,忧国忘家,振济苍生的仁人志士。也就是说,他们是一批共赴国难的同道者。这个“道”就是削平群雄,平息战乱,重建统一繁荣的国家政权,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正是这个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们聚结在一起,饱经风雨,而牢不可破。因此,从这个生死与共的集团行为出发,并结合关羽的个人言行,才能对其人格魅力有深切的认识。

   刘备的文武才略,当时人评价极高。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备)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郭嘉、程昱也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周瑜、鲁肃皆认为刘备“天下枭雄”。广陵太守陈登称: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当时群雄逐鹿中原,刘备在他们心目中声望颇高,且深受尊崇。兴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卒,刘备推让袁术。广陵太守陈登曰:“公路(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北海相孔融也劝说:“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敢,悔不可追”。可见他们都认为刘备忧国忘家,乃治乱之主。陈登等遣使告袁绍云:“州将殂殒,生民无主……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袁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刘备助曹操败亡吕布后,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国,“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建安四年(144年),当刘备离曹营依袁绍时,绍亲自去邺二百里,迎接刘备。史载:“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归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这些霸主何以为此敬重刘备?我想除了他的才略外,其躬行仁义,为人心所归,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刘备少时师事同郡大儒卢植。植少与郑玄同师通儒马融。当时人曾说:“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范晔在《后汉书•卢植传》赞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这是说,卢植身处乱世,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违背忠义。卢植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深达政宜”,“才兼文武”。他先后任太守、侍中、尚书、北中郎将等军政要职,业绩卓著。刘备有幸在少年时代投身到卢植这样一位吕、学、才气俱臻上乘的名师门下,所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诲,对其一生影响不可低估。刘备后来在领豫州和徐州牧时,“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见,治乱之道悉矣”。刘壎《隐居通议》卷24称:“此数语甚伟,非唯可见先主君臣论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与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于儒学之论,岂止专于武略而已哉”:元方父陈寔及弟季方,皆有盛名。陈寔“德冠当时”。陈登曾说:“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父子”。郑康成“经传洽熟,称为纯儒”。他整理儒家著作,“括囊大典, 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康成在诫子书中反复强调:“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显誉成干僚友,德行立于已志”。孔融深敬康成,称其为“仁德之正号”。通过卢、陈、郑三大名儒的教诲,使得儒家思想仁爱、忠义、德行情操等,对刘备一生影响颇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荆州,刘备南撤,操急追。荆州人众投刘备者10余万,辎重拖累,日行十余里,或劝曰:宜避开人众,“速行保江陵”。刘备说:“夫济大事,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见其所以得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头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事,不亦宜乎”!蜀汉章武三年(222年)四月,刘备病笃,遗诏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又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这个遗诏古往今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弦,而为之掩卷叹息。刘备以帝王之至尊,临终弥留之际,对继位者,对亲人,对大臣,对国家,一字不沾权势利慾,而是谆谆教诫其崇善、弃恶、尚贤、明德,而且自谦自责,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质的最高修养,是绝对作不到的。刘备临终遗诏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国一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众多章王中,只有他一人。所以陈寿高度评价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诫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关于蜀国贤相诸葛亮,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取向的忠实执行者。大家公认,他一生的言行,“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明”。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曾说:“嘗读旧史,详求往哲”,有的人忠于君主,而无开国才略;有的人品德高尚,而无治世法术,这四者兼备的,唯有诸葛亮一人。我们曾将诸葛亮一生的言行功业,归结为三点:修身善德,尽忠为国,虚心纳谏,廉洁奉公,严明法纪,一身正气的典范精神;忠顺勤劳,尽职尽责,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为实现国家民族统一、国富民安的远大理想,“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为国家民族益利而奋斗终生的献身精神。诸葛亮崇高的精神风貌,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其立身行事及宏文雅论,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国、治军、用兵、明法等丰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过于他对国家、对居主、对家人、对同僚、对下属、对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爱心。正是其博雅深切的爱心,给人们心灵深处以极大的撞击和感召力。

   唐太宗称道诸葛亮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他总结诸葛亮治国八字诀:“忠诚、无私、平直、大信”,要大臣们学习并身体力行。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特别讴歌诸葛亮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品格,以寄托其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大文豪苏轼称诸葛亮为“万乘之师”。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赞扬诸葛亮“精忠大义”,“千载如生”。朱熹“每酒酣,多朗诵《出师表》,或书之以赠友人”。民族英雄文天祥《怀孔明诗》云:“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元代诗人萨都剌歌颂诸葛亮《出师表》所体现的“忠贞大义,与日月同辉”。清朝康熙曾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在封建制时代,有读《出师表》不流泪者非忠臣的说法。实际上,这表明《出师表》所反映的忠干国家民族的精神,与历代爱国志士在思想情操上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说诸葛亮是蜀汉高层领导集团中文班领头人,那么,关羽就是这个集团中武班领头人。《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江表传》称:“羽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这条记载又见《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此乃吕蒙向鲁肃所说:“斯人(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可见其真实可信。《三国志集解•关羽传》引黄奭曰;有墓志言羽祖石磐父道远,三世皆习《春秋》。此说见于碑刻,当有所据。因关羽家世传《春秋》学,羽年少习之,故年长犹能背诵,也足见其对《春秋》研读谙熟。《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起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12公242年。《春秋》叙事简洁,深寓儒家伦理道德褒贬。故《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为经,其传有左氏、公羊、榖梁三家。《左氏传》详于史实,公羊、 榖梁二传以释义例。关羽从小爱儒家思想熏陶,因而在处身立事道德规范上,同刘备、诸葛亮可算同道中人。刘备甚有知人之明,他之所以特别看重关羽,深知其德才兼备,后来将留守荆州以及北伐的重任交给他,其原因也在于此。

   关羽追随刘备约35年,先为兄弟,后为君臣。刘备在取益州之前的31年的斗争生涯中,从县尉小吏到郡国相、州牧,颠沛流离,几起几落,曾投靠过割据势力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他多次被敌军打败,甚至两次连妻子家属被俘。当时群雄逐鹿,不少谋士、武将依据各霸主地盘势力大小,离散组合不常。而关羽对待刘备,不管其处于何种情况,都衷心拥戴,矢志不渝,这在战乱时各种势力盛衰莫测的形势下,是难能可贵的。这既说明二人相知甚深,情操政见相侔,又表现出关羽对刘备所具有的一种纯真的人间情义。

   建安五年(195年)正月,刘备为曹操所败,奔袁绍。操军攻破下邳,俘关羽,“拜为偏将军(为主将下属副将,五品),礼之其厚”。同年四月,关羽斩颜良,解白马之用围,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曹操素“壮羽为人”,深加宠爱,“暗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特示张辽:“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深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将此意禀告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关羽斩颜良后,曹操知其必去,特“重加赏赐”,意欲挽留。关羽毅然“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曹操部属“欲追之”。曹操制止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这段记载内涵丰富,发人深思,历来为人们所赞叹不绝:

   其一,当时刘备大败后,军队离散,寄人篱下。而曹操为中原两大霸主之一,且即将统一中原。他对关羽又封官拜爵,赏赐有加。而关羽仍离曹归刘,说明他不为高官厚爵所诱,更显其对刘备的忠义,可贯苍穹。其二,绝不因其对刘备的忠义弥笃,便置曹操的厚爱于不顾,决心要报效而后去,并说到做到。这又表明他不是专注忠义于一人,而是以忠义为立身行事的根本。所以宋代唐庚说:“关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以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至于关羽“必欲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这是“战国之士”所作不到的。其三,关羽对张辽讲明其心迹,以示不欺,诚心感人。这便是吕蒙称赞关羽的“斯人长而好学,梗亮有雄气”,即具有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其四,他特将曹操给予的一切“重赏封还”,分文不取,“拜书告辞”。不为名利动心,不为封爵絷情,这又表明关羽为追求既定的志向,视名利为粪土的高贵品质。其五,曹操以明主的胸怀,为关羽忠义所感,让其离去,以成人之美。故斐松之评论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而成其义,自非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平”。

   唐礼部尚书虞世南颂关羽:“利不动,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义烈烈,伟丈夫,真豪杰,纲常备,古今绝”。明代程敏政《读将鉴博议》引戴溪言:关羽“古今称之者,以其忠义大节,足以仰高于后也”。元代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文指出:“昭烈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而诸葛亮则始终守一忠。蜀汉君主、文武领班者三人所守仁、忠、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仁者,讲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讲博爱,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讲的爱心。忠者,指对君主、国家、民族忠诚。古代君主和国家是一个概念,故当时臣僚常把君主称国家。精忠报国,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义者,讲正义,请情义,指维护公正合理的事,指一种人间真情。刘备甘愿与10万投靠他的普通百姓,同生死,共休戚,表现其崇高的博爱精神。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贯日月,关羽义薄云天。仁爱、忠诚、信义这三者,在封建制时代,虽说具有不同的阶级内涵,但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讲,它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义。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上述蜀汉最高领导层三个代表人物,其立身处事既符合我国主体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又基本上体现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正由于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常常称赞仁爱、仁慈、博爱、爱心;忠心、忠烈、忠诚;忠义可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义不容辞、仁至义尽等合理正确的行为准则。虽然时代不同,含义也有别。但历史文化不能割断,新旧历史文化之间有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诸葛亮和关羽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志士仁人、普通老百姓所讴歌、崇拜,并祀为神灵,其缘由尽在于此。尤其是关羽,他除了忠肝义胆外,还具有骁勇善战,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光辉形象。因而在宋元以后封建制后期,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逐渐趋向激烈的形势下,无论封建统治者或广大人民群众,都需要一种趋“人间的力量”来保卫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宁,人民的生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尚不发达时,人们有着软弱的一面,当人力无法克服自然力或社会矛盾时,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这时人们便造就了神这种“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以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和安慰。关羽这位在众多武将中,其忠义至醇、神勇超人、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优势,因而被人们选中了作为一种超人间力量的神灵,而加以顶礼崇拜。同时,忠义、护国、神勇、灵祐、保民、绥靖、伏魔、宣德等一顶顶桂冠,不断地加在他的头上。北宋以后,历代文人学士的关庙碑文和诗词,都是集中歌颂其忠义神勇,保国祐民,以及抗禦外侮,躯散邪恶。即所谓:关羽“亘万古而为神”,“佑我皇明,亿万年祗”;“旌善诛恶康黎元”。“镇抚海澨,再战歼倭”等等。以此作为保卫国家民族,以及维护人民利益的一种支撑力和精神安慰。当科技进步,人间力量能够征服自然力解决社会矛盾时,属于“超人间力量”的神,也就自然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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