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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之美与晋商之魂
2015-07-08 16:49:13    华夏经纬网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晋商之魂。

  作为伦理美基础的真的问题,是老子提出来的,他提倡和追求的是真善之美,去伪存真之美,益民、利民、爱民的伦理之美。孔子第一个提出“信”,而且要求“去食存信”,不吃不喝,也要坚“信”到底。孟子根据他的“性本善”的理论,提出天道是诚善的,人道也是诚善的。而要做到“诚”,就要“反求诸己”,“己所不为,勿施于人”,这样才能“反身而诚”,这也是“悦亲”之道,若“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诚,成为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和范畴。庄子强调伦理美的基础是真,提倡朴素之美、真美、诚美。他说:真在其内,神动于外。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个历史,“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一种伦理美,几乎是一条线发展下来的,即使韩非子的“人性皆恶”,“隆主论”和“刑德”之治,也没有斩断“诚信”这一美德的延续和发展。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存。“民信”是国家政治的灵魂。失民心者失天下。政府重视诚信,政策、法令才能施行、落实。所以,在“信”的问题上,在任何情况下,无任何机动、灵活的余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道可以一刻离开诚信吗?

  历史上流传的成王“桐叶封弟”的故事,本来是一句戏言,但因“君无戏言”,既然说了就必须算数,所以便封其弟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西)。介子推“割肉献君”,救重耳于危难之中,重耳即位,有失诚信,介子推与其母硬是被烧死在绵山(今山西介休市境),也不出山受封。因为介子推被烧死的那天,正好是清明头两天,后人为纪念他,每逢清明便不生火做饭,俗称“寒食节”。《国语》中《箕郑对文公问》的故事,更为有趣。当时晋国闹饥荒,文公向箕郑询问说:“怎么救灾荒?”回答说:“讲诚信。”文公说:“怎么讲诚信?”回答说:“君心要讲诚信,官位名分要讲诚信,法令要讲诚信,办事要讲诚信。”文公说:“讲诚信将会怎样?”回答说:“君心诚信,善恶就分明。名分诚信,上下级就互不干犯。法令诚信,就时时会成功。办事讲诚信,百姓都可以就业。于是百姓了解君王的心,贫穷的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自己收藏的东西如同往自己家拿一样痛快,又有什么贫困匮乏呢?”文公拜他为箕大夫。《文公称霸》也记载,由于文公按子犯的建议,围绕诚信、义和礼做了三件大事,得以顺利击败曹国、卫国和楚军,为宋国解了围,从而称霸天下。而救宋也是为了报答其礼遇之恩,实现自己的诺言。

  至于对出生于解州(今山西解县)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并为扶汉,横刀立马,“过五关斩六将”,奋战一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关云长,那就更非同小可了。他的原型已经是“忠、信、义、勇”的代表,宋、元、明、清以来,更把他美化得圣乎其圣,神乎其神,由“侯”及“公”及“王”,册封不止。明神宗在万历年间还曾封关公为 “协天大帝”——— 这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儒家和儒教不必说了,因为关公显然是孔子所倡导的“礼”的化身。外族统治者不嫌弃他,佛道各教也争先恐后地拉他“入伙”。苏州的五百罗汉堂中,竟然也出现了持刀站立的关云长。原来佛教把他封为护法的“伽蓝神”。而笃信道教的宋真宗则把他请入道教。他没有让他去隋唐战秦琼,却让他到解州盐池,大战蚩尤。虽说有点滑稽,但也说明从封建君主到各大宗教对关公的推崇。在民间对关公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伦理美和诚信美的化身。关公文化,即诚信文化。这一文化,经久不衰,至今影响犹存。过去是“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现在则在海外——— 亚洲、澳洲甚至西方国家也被造像、立庙,顶礼膜拜。尤其海外的华商,更是把关公奉为财神。这也许是因为“诚能通金石”,诚信才能发财的缘故吧。历史上晋商的崛起,重要的依托,不也在诚信吗?

  晋商之魂 

  晋商兴盛达5个多世纪。

  早在夏、商、周时期,山西境内的产品交换已经兴起。在夏帝都和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如平阳、蒲坂、安邑,今襄汾陶寺、夏县、翼城、垣曲等地,市场交易已很活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与三晋,即出现了像猗顿、吕不韦那样的豪商巨贾以及他们在思想政治上的代表纵横家学派。与此同时,由于商业的繁荣,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山西成为中原地区商业之枢纽。秦汉时期,山西商业已拓展到内蒙古、东北辽东一带。隋唐宋元时期,山西商人不仅携资竞争于全国市场,而且通商于塞外以至欧洲。在明代,因北方少数民族不断侵扰,北部驻兵增加,粮饷缺乏,便实行“开中法”,用发给食盐专卖执照“盐引”的办法,鼓励商人把粮食和食盐贩运到晋北边防粮仓。山西商人利用自己靠近边防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以当时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不但向晋北边防输盐,而且向全国市场进军,与安徽的“徽帮”展开竞争。“晋商”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雄厚的实力,到明代末期即成为雄踞海内的、中国当时最大的商业集团。

  同时,晋商利用明末实行汇票的机会,又来了一个捷足先登,率先建立“票号”,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在清代达到鼎盛。它不但在山西平遥、祁县、太谷有总号30家,而且在各地有分号,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经营官商汇兑。不但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金融,而且把分号设到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以及东南亚,每年获利达500万两。在清咸丰、光绪年间,则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高峰,曾一度执全国之牛耳。光绪三十四年,全年汇兑达到两千万元以上。而卓越的商业信用正是晋商尤其是“山西票号”得以持久、旺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晋商的成功不仅在于资本雄厚、管理严密、法规完善,更在于他们在实际运营中同生产者、消费者、储户以及商业同仁之间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诚信关系。因其诚信享誉全国以至全球,其生意才能覆盖全国及全球,真正做到“生意兴隆通四海”。

  试想当时北方的农民、牧民,生活很贫困,甚至无力用现钱、现物购买或兑换商品,只能凭信用。晋商采取的就是“春赊秋收”的交易方法。在春天青黄不接时赊给他们商品,解其燃眉之急,秋天再来收账。晋人的商号还常为蒙民捎购物品,甚至垫借钱财,一旦答应,就一定要办到。所以,深得蒙民信任。蒙民购物,只认商标,不问价格,对山西商号的商品,从不怀疑其质量。这种信用买卖关系,多少年如一日而不变。及至发展到“票号”,更是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必按期兑付,绝不延误。储户如需用款,随时可以提取,此地存款,彼地亦可支取。客户感到方便可靠,吸储自然不会困难,即使达官贵族,也愿把钱存在“票号”。

  对于“山西票号”的信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评价说:“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显著。”《英国领事报告》中也说:“山西票号”信用很高,有力量买卖中国任何地方的汇票。上海汇丰银行说:二十五年来与山西商人作了几亿两的巨额交易,“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由此可知,“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分庄遍于全国,名誉著于全球”的根本原因了。(以上参见: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刘建生、任志国《晋商信用及历史启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诚信是三晋尤其是晋商之都太原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需要创造性地加以继承,使它在建设文化强省和“诚信山西”中发挥积极作用。

  信用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黄金规则”,也是政治活动、司法行政的“黄金规则”,或像古人所说的“帝王规则”。诚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不能设想一个统治集团内部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失去诚信,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倾轧的状态下,能够维持其集团的存在和社会的稳定。不能设想一个诚信缺乏的环境能引来投资和促进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长远的发展。相反会扰乱和破坏整个社会以及国际市场的正常和健康运行。新晋商的崛起,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诚信走遍天下。而反面的教训正是由于诚信缺失。

  大量事实说明,诚信缺失,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严重危害市场经济、市场秩序、政治风气和国家信誉以及在世贸组织中的信誉。它既是一种“私害”,也是一种“公害”,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必须予以破解。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诚信已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稀有资源。抓诚信建设,就是挽救这一稀有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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