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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概况与经营种类
2015-07-24 11:04:04    华夏经纬网

  晋商作为一个五百年的商帮,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辐射范围之广、从业人员之众,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在学术史、经济史上,其学术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各界对晋商的评价

  康熙皇帝在江浙一带考察时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我考察江苏、浙江的市场,在那里经营叫卖的,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大多数是山西人,而当地人非常少。)山西巡抚刘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山西的风俗习惯,人们重视经商而不重视读书做官,聪明有才智的人大多都去经商了。)自诩深谙下情的雍正皇帝在其奏折上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应试,朕所悉知。”(山西当地人的择业观和价值观第一个选择是经商当商人,第二个选择是务农,第三个选择是当兵,不聪明的人才去读书。)

  清人郭嵩焘(清朝最早派到欧洲的公使),虽然在国外多年,但是仍然注意到国内的这种经济现象,他在著作中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制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心实也。”(史料记载中,把山西和陕西商人统称为西商。)其意思是山陕人不如江浙人聪明,搞计算赶不上江西湖广人,但是山西人祖祖辈辈经营商业,立足商界靠的是厚道、诚信。《清朝文献通考》卷18对山西票号评价:“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山西人创立的票号,经营管理非常精到,而且人朴实无华,在国内商界信用最著名。有一位山西票号的遗老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序》中说:“数百年来,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

  人们把清代的龚自珍定位为政治家,其实龚自珍也是位经济学家,他对经济问题也异常关注。他给皇帝上的奏折,有一篇是《新疆设置行省录》,认为清朝新疆地区地广人稀,对国家边境安定不利,对开发西北地区也是不利的,提出新疆应该建省。经济上的发展需要从全国各地向西北地区移民,但是有两个省不适宜迁移人口,一个是江苏,因为江苏市肆繁华甲天下;另一个是山西,因为山西“海内最富”。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多年,外国人一说起中国来,评价是“积贫积弱”,梁启超每每感到汗颜,为国家不富不强而羞愧。但是谈起山西商人来却眉飞色舞,常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树立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由此足见当年山西商人劈开万顷波涛,踏过千里荒漠,敢为天下先,从货郎担到富甲一方,因此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山西人也树立了自信心。

  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中谈到:当年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小姐,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在宋蔼龄的印象中,山西不就是黄土高坡嘛?经济不发达。但是当她作为新娘子,下了火车,孔祥熙用十六抬大轿抬她进太谷城的时候,她颇为诧异。在宋蔼龄眼中,由于中国的金融家们大都住在这条街上,太谷就是中国的华尔街,是中国金融的中心。

  再看看外国人怎么评价。汇丰银行经理:“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快……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德国人李希霍芬(德国柏林大学的校长、爵士):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马克思曾极为关注地论述道:“恰克图一带的边境贸易,事实上是而且根据条约都是物物交换,银子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俄国人自已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

  晋商概况

  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活跃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资本实力之强、辐射范围之广、从业人数之众、经营项目之多,在中国商业史上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商人,如范蠡、武士镬。但过去是有商而无帮,没有形成大量的从业人员和大的帮。而在明清时期,恰恰出现了这样的商帮。从业时间之长:山西人从明朝始一直到1929年,驰骋中国商界五百多年,老一代的身影消失了,又出现了新的一代,川流不息。从业人员之众:据资料记载,当年太原府(涵盖了晋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家子弟是在外经商的。举几个数字:1931年东北沦陷后,人们纷纷往内地跑,经过山海关登记时,山西人在东北的总共有17万人,还不包括从其他地区绕道回到山西的。俄国十月革命后,阎锡山接见山西商人代表时,山西商人在俄国还有一万余人。《浮山县志》记载:“浮山人,十之五六在外经商。”刘大鹏在 《退想斋日记》中说,“太原人十之二三读书,十之七八在外经商”。辐射范围之广:形象地说,东到日本横滨、大阪、神户,西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北到伊尔库茨克,南到香港、加尔各答,都有山西人经商。日本有大量关于山西商人的资料,东瀛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中关于山西票号的资料就有整整一个展览室。经营种类之多:山西商人主要经营盐、粮、布、茶、票、典、账。举几个主要的介绍。

  盐商。山西商人发起自河东盐业。食盐历来是国家专卖的,从桓宽《盐铁论》开始,由于食盐利润非常大,国家严格控制盐业生产和盐业交易,山西商人当年怎么发起来的呢?我们知道,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匆匆过客,当被赶回蒙古草原后,在蒙古草原上又恢复了金戈铁马,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风调雨顺的时候会跟他人相安无事,一旦遇到水、旱、蝗灾的时候,往往会南下,常常通过右玉打进来,甚至打到太原。当年明朝皇帝英宗带着50万人马御驾亲征,在土木堡就被也先俘虏。但早在这一奇耻大辱之前,明王朝就开始加紧修复长城了。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在万里长城设置了九大边镇。这一巨大的防御体系,驻屯的80万民兵每天的吃喝拉撒,军需粮秣消费量巨大,仅靠国家财政经费支出,久而久之国家财力达不到,国家此时就想到了借用民力,号召大家向边关运输军需粮秣,制定政策调动民间积极性,这就是“开中法”。明洪武四年(1371年)出台了“开中法”,号召商人运送粮食到边关去,政府给商人以好处,如果你运来粮食,就开给你盐引(贩卖食盐的凭证),到河东去支盐,国家划定范围,河东盐行销范围主要是晋南地区、陕西南部、河南北部等120多个州县,在那里的销售价格政府不管。食盐利润空间非常大,山西人抓住政策变化这一契机,纷纷北上、南下。由此山西人淘得明清以来第一桶金。“开中法”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但是久而久之,粮食陈腐,多得吃不了,且河东产盐量有限,逐渐商人手里开始持有大量的空引,在河东兑不了现,成为社会一大弊端。这迫使政府二次改革,提出 “叶淇变法”,商人以后不用向边关运送粮食,可以交银子换取盐引。对于大家手中持有的空引,政府编成十组,分十年一一兑现,每年兑现一组。兑现后,不仅可以在河东支盐,而且可以到全国各大盐场支盐。由此带来山西商人由地域性的商人向全国范围的大进军。在两淮、扬州等地,盐业产量非常大。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陕西商人在竞争中被淘汰,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各不相让、平分秋色。由此山西商人淘得了他们的第二桶金,完成了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

  山西盐商文化鼎盛,明清时期有“中国汉学第一人”之称的阎若璩,是太原人,祖上迁居到扬州,他每次考试都要从扬州回到太原府参加科举考试。他著有《尚书古文疏证》8卷,对《古文尚书》辨证128条,指出《古文尚书》25篇均是魏晋间伪作。随着经济的发展,运城逐渐发展起来。运城古名潞村,后来那海德俊将盐运使署移到了潞村,起名凤凰城,至明清时期,由于盐运使署设置在凤凰城,后改名为运城。运城因盐得名,因盐勃兴。清人郭书俊有诗:“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有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

  铜商。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总需求量增加,商品流通速度加快,此时国家发行货币跟不上。中国产铜量有限,且边铜(云南铜)告匮,引起商品大量贬值,货币值钱。此时,山西商人自告奋勇去日本贩铜,以低于市场价贩卖给政府,既能解政府的燃眉之急,又能赚取利润,因此,得到了清廷的恩准。山西铜商漂洋过海,经营赴日贩铜贸易长达近70年,当时去日本贩铜的船队总有17艘,山西商人的船队就有7艘,年购铜量约55.5万斤。

  茶商。山西不产茶,但是茶商品化程度高、历史悠久。中俄雅克萨之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在国家政策上,鼓励商人开展贸易,在贸易过程中不收税。1728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界约》,1792年,中俄又签订了《恰克图市约》,在中俄之间划定了北方边境。同时,允许商人之间彼此往来进行交易。原来恰克图只是一个很小的村子,谁去担当到北方与俄国人开展交易?此时,山西商人又一次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山西商人从武夷山运送茶叶到莫斯科,到后期进入欧洲腹地开展贸易。到俄罗斯去,往返一次需要一年时间。现在人们每每以艳羡的眼光看乔家、常家、王家当年的富裕,但是人们不知道其中的艰难。在道光年间,恰克图贸易已占到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0%至60%,占中国输出入总额的16%至19%。在当年贸易过程中,山西商人是非常精诚团结的。1828年《莫斯科报》登载了当年山西商人定的17条规定,比如:所有恰克图商民,在恰克图进行交易,任何人不得单独同俄国人进行谈判;所有的恰克图商民,每年进行一次民主选举,选出四名商界领袖,这四人是这一年中恰克图商场上的最高领导者,所有运来的商品由这四个人进行分等论级,然后由这四个人与俄国人进行谈判。任何一家商家如果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这四个人有权将其驱逐出恰克图市场,不允许再进入市场。商家之间进行价格大战是最低劣的,你降我也降,最后两败俱伤。而山西商人一致对外,保持了自己的价格、质量和信誉度。

  典商。在钱业方面,晋商经营放贷的票号、账局、典当号称三大支柱,其中典当业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李燧《晋游日记》称全国之“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雍正二年即1724年,山西典当行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共有2602家,约占全国总数的26%。乾隆十八年,即1753年,全国共有当铺18075家,山西省则有5175家,占全国总数的28.6%。19世纪50年代,京城有当铺159家,其中山西典商开设的有109家,占68.55%。由此可见当年山西商人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当时山西商人在全国赚了钱后,纷纷把钱拿回乡里,因此当时山西号称“海内最富”。

  账局。账局主要经营存、放款业务。乾隆元年,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4万两白银在张家口开设了中国最早的一家账局———祥发永,自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在《清户部档案》有记录的52家账局中,由山西人出资开设的有34家,占全国的65.3%,由山西经理经营的有49家,占全国的94.23%。1853年,北京共有268家账局,晋商独占210家,其中仅介休商贾所开账局就多达118家。1853年大学士祁隽藻上奏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查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账局左右着整个北京市的金融。

  钱庄。钱庄主要经营存、放款业务,不做汇兑。1765年(乾隆三十年)苏州一地就有晋商钱铺81家。“山西‘祥’字号钱铺,京师已开40余座。”1914年,山西境内钱庄竟多达561家。票号与钱庄之间是有差异的,票号资本雄厚、实力强大、辐射范围广、遍设分号,既经营存、放款业务,又经营异地之间的汇兑。而钱庄只限于一地、一业,小额放款,不经营异地汇兑(到后期也经营异地汇兑)。当年,山西钱铺与以内务府外账房自居的东四牌楼恒利、恒和、恒源、恒兴等“四大恒”竞争。当时,北京钱业开盘,以“四大恒”为首,“四大恒”不去,谁家也不许开盘,非常霸道。山西的钱铺去后,很看不惯“四大恒”,于是开展了激烈的竞争,大量回收“四大恒”的银票,然后突然拿出20万两的银票要求马上兑现,如果不能马上兑现,就意味着其信用度不够,资本不够雄厚,威信扫地,很难在市场上立足。结果搞得“四大恒”手忙脚乱,四处借债。曾有一名旗人存现银10万两在太原的钱庄,6年后提款,其存银原封未动,完璧归赵,由此可见山西钱庄实力之雄厚和信用度之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山西商人稳健的经营作风。

  票商。票号究竟产生于何时?学术界看法不同。主要有 “隋末唐初说”、“明末清初说”、“清康熙乾隆嘉庆说”、“鸦片输入因素说”和“道光初年说”。在山西民间流传甚广的有“明末清初说”,而且是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李自成入主北京,从皇宫和王公大臣家中搜集了大量金银财宝,后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京,李自成仓皇西逃,进入山西,因清兵追得紧,不得已甩下了两样东西:一是从宫里带出的大量的宫女流落到了山西,再就是大量的金银被埋到了山西地底下。李自成后来再没有回来,山西人从地底下挖出金银以后经营票号,由此发迹。另一个版本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等志士要反清复明,这需要活动经费,于是把人派到全国经营商业搞票号,这些人后来耽于赚钱,慢慢地手段变成了目的。这在民间流传甚广,以至于1923年上海申报纪念建馆50周年时,刊登了一首因果歌:“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因果歌。那李闯逼死崇祯帝,那文武百官一网罗。那闯将同声敲夹烙,霎时间金银堆积满岩河。冲冠一怒吴三桂,借清兵驱贼出京都。贼兵舍不得金银走,马上累累‘没奈何’(大块金银)。一路追兵潮涌至,把金银向山西境上掩埋过。贼兵一去不复返,农夫掘地富翁多。三百年票庄称雄久,不成文法孰嗟磨。相传是亭林青主两公笔,这桩公案确无讹。”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一则史料能够证明,财富是由山西人在地上挖的,其实,绝大部分山西人的发家史是肩挑负贩,小打小闹,日积月累,逐渐做大做强。

  从1823年左右,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产生。票号的产生,需要几个必备的条件:第一,卓著的信誉。山西商人通过几百年的运营,在市场上树立了极高的信誉,足以担当。第二,自有资本极为雄厚。如果没有充裕的资本和流动资金,在异地兑现就成问题,马上就会信誉扫地。山西商人由于资本实力雄厚,使得其可以开展异地汇兑。第三,有遍设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山西商人把分号遍设全国各地,使得异地汇兑成为可能。第四,民信事业大发展。过去中国虽然有驿道,但那是官驿,官驿是不允许夹带民信的,故而杜甫说“家书抵万金”。到1823年左右,民信局产生,允许邮递民间信件,这使得票号产生成为可能。当时只要有钱,就可以开票号,山西商人看到了开票号的利润,看到了市场空间,你办我办他也办,大家都办。到20世纪初,山西票号已在各地设立了35处分号,分布在23个不同商业城市里。票号鼎盛时,在全国总分号的数量达500家。林则徐的门生冯桂芬谈到:“今山西钱贾,一家辄分十数铺,散布各省,汇票出入,处处可通。”当时已经是“一纸汇票甫到,百万现金立取”,款项可“汇通天下”。其方便快捷,适应了市场的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快占领了全国的市场。

  刘建生,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等职。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清史研究》、《中国软科学》、《中国地方志》等国家、省级杂志报刊上发表论文120余篇。主要著作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晋商研究》、《山西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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