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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夺目红》周汝昌为苦了60年
华夏经纬网   2003-12-10 11: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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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先生是当今最重要的红学家,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

    曹雪芹痴迷,撰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0年。同是痴人,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红楼梦》的本文敏感了。
 
内容简介:

    本书是周汝昌先生新的一本红学随笔集。与以往的著作不同,是以短文讲“大旨”。全书一百三十余篇,从赏析雪芹“绝特”个性,提出湘云才是《红楼梦》全书主角,到刘姥姥在全书中的重要性,以及红学研究者极少触及的红楼小人物的见解等观点,令人玩味领悟,大开眼界。可谓点面新、视角新、解说新,是红学界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精彩作品。周先生在本文后再记中,赋诗一首,抄录如下:百读红楼百动心,那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语,重上高山悦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徽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有书换万金。全书诗、文、图并茂,精美大气,印装讲究。
 
作者简介: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生,天津人。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历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四至八届委员。学术论著20余部,包括红学、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等。亦有随笔散文集数种。
作者访谈:

“痴人”周汝昌 为《红楼梦》苦了60年

    采访周汝昌有些难度,先是他年龄已大,体能有限,他的女儿周伦玲替他挡了一回驾,再者是及至见到周老,发现他“耳目已坏”,几乎不能交流。但周老说:“你有问题可以对着我的耳朵喊!”本文就是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喊出来的。

    如果没有在现代文学馆的数次演讲,也许我们会把周汝昌仅看成一个历史人物,他更像现代文化馆里供奉的人物群像之一,少了些现实的鲜活性。而周老在文学馆演讲的现场反应,却否定了这一点。周老讲《红楼梦》的时候,所获得的掌声是所有演讲者中最多的。
  
    “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
  
    周汝昌是当今最重要的红学家,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不知道周老是否会觉得这个定位过于狭窄。他生于1918年,1947年即着手研究《红楼梦》,后人对于周老的了解,几乎就局限于“研红”一项事业。但记者在不止一个地方看到他说“我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白呢?周老说:“我研究的其实不仅仅是红学,我主要研究的是诗学、书法、中华文化学。”有人曾抱怨周老将“红学”转变成“曹学”了,其实也与周老这个宽泛的研究范围有关,他认为研究《红楼梦》不是仅研究遣词造句,更要研究《红楼梦》所映射出来的所有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无疑都承载着传统文化。周老除了上述研究范围之外,他还是一个外文教师。他说:“从去年到今年,我一直在用外文给外国客人讲《红楼梦》。”
    
    这一层原因之外,其实还包含着其他因素:国内人对红学一词并不是都抱有好感。这也许与历史记忆有关,向来红学研究就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再者,周老告诉了记者当今红学界的沉闷。这沉闷包括学术方面的沉闷:现在红学研究进展缓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红学著作,但无论其规格、其品质,有价值的不多。”
     
    另一方面的沉闷则是来自学术界的环境风气,“为什么我说一句话,大家亿万双眼睛盯着,议论,围剿?如果是严肃的批评我欣然接受,可是我遭遇的都是非学术的话,漫骂,造谣,攻击,所以我说,我最好还是离开这个所谓的界,我是界外人。我弄自己的学问不是很好吗?”
  
    《红楼梦》抄本的两个线索
  
    红学曾是显学,但研究者的生活却并不“显”。进入周老家中,发现家里的布局装饰,仿佛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面貌。旧沙发,旧桌椅,周老用的茶碗、茶托以及盖子是零散拼装起来的。非常简朴,但仍然古色古香,有一种“暖老温贫”之美。这种美自然是文化养育出来的,使人想起《诗品》里说的:“神存富贵,始轻黄金”。

    这样的环境最适合扯闲篇。记者想知道红学研究中的实物考证有没有新进展,并无意中向周老说,不久前听朋友胡扯,说《红楼梦》的原稿抄本可能在四川资中县,晚清时候四川有个铁路事件,斩了一个北京去的满族官员,手抄本极有可能是他带到那里的。

    “哎呀,你说的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跟你说实在的,我知之就知之,不知就不知,这个说法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马上可以回答你,这个可能性是不小的。为什么呢?你说的那个人叫端方,满洲人,别人的记载就是他有一本真的《红楼梦》,你知道那个脂砚吗,那也是在四川发现的,我认为那都是端方带过去的!而这个抄本一直都没有下落,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周老提到另外一个线索:当年重庆北醅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则虞教授亲自告诉过周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所见的那个80回以后完全不同的那个本子,也在四川,他对那个本子非常注意。“他亲自告诉我,他认识藏真本的人的儿子,那人当时做中学教员,而这人脾气古怪,吴教授的判断是,这部书还在这个中学教员手里。”

    周老认为事关重大,希望本报帮助搜寻线索。“不论线索大小粗略详细,都没关系,你要我看一看,然后我来给你下判断。”
  
    “闲篇不闲”与新书
  
    “闲篇不闲”,其实是周老研红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奇闻轶事的提及与兴趣则无意中遵循了考证派红学的内在逻辑。现在有人说红学已出现学术危机,以海外的余英时为代表,周老说:“这种向外找材料的倾向在考证派红学中尤为突出。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困顿。”

    历史上的红学可粗分为三派:索隐派、阶级斗争派、考证派。后者大致以胡适为开端,鲁迅也有参与,最后周汝昌将此学说推向最为丰满的阶段。考证派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这也是有人说周汝昌将“红学蜕变为曹学”的原因所在。

    搜寻曹雪芹的生命遗留成了考证派红学的重要命题。这里面也包含着文化心理学的重要因素,即搜寻遗迹是我们心灵的内在需要。而周老对曹雪芹的多年考证,几乎就集中在《曹雪芹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版)里。实物考证对红学意义重大,这一点即使余英时也不能否认。比如,周老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恶意制作,其低劣主要并非是文辞的低劣,而是与前面的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但也有人否定这个观点,认为高鹗基本上继承原意,若没有实证,这个问题似乎将成为永久性疑案。

    余英时认为,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世界:乌托邦的世界(大观园之内)和现实的世界。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周老多年将大观园“现实化”的考证工作似乎就失去了意义。其实,两种观点都退一步,则都可存立,小说笔法不可能完全写实,但即使想写一个理想世界,其中也必定有现实的影子,不必如此剑拔弩张,完全敌对。而记者发现周老新出的《红楼夺目红》(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版)里,有一篇《大观园哪里“理想”》,也许就是针对余说的反驳。

    余英时还认为,以后研红的方向应该是注重对文本的研究。而《红楼夺目红》的出版,“字字紧扣文本”。有人说,“周汝昌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红楼梦》”,此书的出版则颠覆了这一说法。周老对文本的注重,也许不是随意的学术转向,也并非受谁的启发和鞭策,而是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性“逼”出来的。周汝昌已85岁高龄,竟仍有能力把握和引领红学研究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方面。

    也许是随着新材料的减少,周老年事渐高,体力精力都不允许他再去翻检、查阅、寻访旧迹,这反而使他从一切烦琐考证中解脱出来,回归文字本身。周老是离曹雪芹最近的人。曹雪芹痴迷,写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红用了60年。同是痴人,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红楼梦》的本文敏感了。
  
    “研红务必先研心”
  
    周汝昌是第一个将红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他写过一本书叫《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个命题令笔者产生疑问:中国文化正统是儒家文化,而曹雪芹似乎是反对它的,因为这些悲剧恰好是它造成的,而挽回这个残局的并不是儒家内部的力量,或者说,当世事让人极度痛苦的时候,书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道家或者佛教的人物形象,这些似乎是《红楼梦》里的精神出路,曹雪芹到底是否认同中华文化呢?

    “你的这个提问是自然的。我怎么回答呢?第一,他们说曹雪芹反专制,不可能!那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第二,贾宝玉也并不叛逆,《红楼梦》写的礼法、尊卑、主奴、等级,严格极了,贾赦让宝玉进来,进来以后,两个低辈马上站起来,迎春不动,因为迎春是姐姐。一个宴会谁坐哪个位,主次分明,最注重礼。曹雪芹不是反,是说有‘伪’,说那都是假的,都是一个表面,那个礼都是应酬、巴结、借权势。而真正的礼是人与人的关系:怎么对待人,怎么看自己。贾宝玉说:我不值什么,我怎么都行。彩云说王夫人房里犯贼了,要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偷东西的就完了,这时候贾宝玉说,这个东西是我拿的。他处处为人,处处关怀,‘大旨谈情’,说的就是这个情。这怎么说是反呢?怎么说是叛呢?你要是把这个扣解开,你就会恍然大悟,啊,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

    周老话语间充满激情,而他言简意赅所谈及的,完全就是李泽厚“情感本体论”所着重阐发的核心内容。可以断定他没读过这个概念,他也无须别的支援,这全是他以80余年的生命经验自然感知到的,只是他没有将之假以名目。周老基本不接触现代的文化产品,他家里的书无一例外,全是古书。他说:“我自己是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对英语有很深的造诣,但我不喜欢现代那些受西方影响很大的作品。”

  学者们从事传统文化与红学的研究,大多是一门职业,技术性的参与更多。而周老研红,不但有外在的索引考证,还有其生命本体的亲身实践。他不但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还是它的载体,他身在其中,因此他从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滋养将比任何人都多,这是他与现在以及以后更多研究者相区别的一个地方。这是其有利的一面。而不利的一面也由此产生,因为身在庐山,不能旁观,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就会沉溺,批判少而包庇多, 而感性对理性判断不时出现的僭越,也是周老研究文章中常有的现象。

  正因如此,周老本身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除了他的红学贡献之外,他身上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据说,当他在现代文学馆做演讲的时候,听众是最多的,大量的听者涌入文学馆,这不仅仅是红学的魅力,他们也是为了看一眼周汝昌,如同拜谒一段即将被时光拆除的古城墙。它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古典标本,可以预设有一天,他也将成为被研究的对象。(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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