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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真实伪装者袁殊:拥有五重间谍身份
华夏经纬网   2015-12-30 12: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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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冬在日本东京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袁殊)。

  “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写照。在电视剧外,一位真实存在且比明楼更加传奇的“伪装者”,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被人们关注。

  他是日方“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而他最真实的身份却是一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他叫袁殊。

  如果没有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很可能成为一位单纯的文人、学者,留名文学史或新闻史。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留下了“五重间谍”的传奇身份,也经历了一生命运的坎坷曲折。抗战结束回归解放区时,就有人说他是“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因卷入潘汉年案系狱20载,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就连他的子女,都曾对他的政治面目疑虑重重。

  《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毁誉完成了党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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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个“谜”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自武汉北上的列车里,只剩下一位老者还没下车,他透过车窗向外张望着。站台上,一名中年男子已经等得有点着急,他猛然看到了老者,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你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被叫作曾龙的中年男子,看着眼前阔别22年之久的父亲袁殊,甚至叫不出“爸爸”两个字。多年后,回忆起第一次回京探亲的父亲,曾龙在《我的父亲袁殊》一书中写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者,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地陷了下去……他和我记忆中的父亲完全判若两人。”

  从子女身边消失了22年的袁殊,终于归来了。曾龙却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袁殊的身份是一个长达20多年未能解开的谜。他回来了,“谜”还未得解。

  在曾龙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名叫曾达斋,是一个革命军人。直到1955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和往常一样从学校回家,却被家人告知:父亲因反革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现尚未定性。当年不满11岁的曾龙对此似懂非懂,茫然无措。此后很多年,他都不知父亲关押何处、定了什么罪、判了多少年刑。

  这样的家庭变故,给曾龙带来的直接麻烦是填表问题。小学毕业时,他托词父亲出差把登记表交给班主任处理。1961年,曾龙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出身问题无法再回避。他只好写信给当时已与父亲离婚、在上海工作的母亲,询问父亲的政治情况。母亲的回信非常简单。就是从这封仅一页的回信中,曾龙才第一次了解名为袁殊而非曾达斋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军统、做过区伪教育厅长、1945年到解放区等。这份履历,让曾龙眼中的父亲更加神秘:解放后在军队系统工作的父亲曾达斋,与当过“汉奸”“特务”的袁殊,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年岁渐长,曾龙逐渐从奶奶口中了解了袁殊更多的身世。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投靠亲戚谋生,12岁时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机缘巧合得以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军,但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使他悲愤不已,随即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乱世之中,几经周折,袁殊最终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回国后,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并与左翼文学界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而后,便是曾龙看到的履历表上的一串经历。

  曾龙后来说,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留日时的袁殊肯定想不到,这些“收获”都成了他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助力。

  而逐渐勾勒出父亲人生轨迹的曾龙,当年更是无法理解,袁殊到底是怎样完成“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的身份切换?他到底是“落水”的“汉奸文人”,还是不惜个人荣辱的地下革命战士?

  父亲无声无息地消失了20多年,曾龙本以为,这样的疑惑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没想到,1977年,袁殊突然回京探亲了。

  原来,1955年袁殊被捕后,拘留审查了10年,1965年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值“文革”,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又被解送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劳动改造“就业”。此后几年,袁殊才开始与北京的子女通信联系、回京探亲。

  袁殊第一次回京探亲,就先让子女们传阅了1965年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而后,他才开始解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曾龙回忆,在以后的几年中,袁殊逐条对他解释了判决书的内容,谈了许多往事。但无论谈什么,凡涉及到现实仍有保密性的人和事,他都绝口不提。尽管如此,曾龙“对父亲的问题始终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直到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1965年判决,宣告袁殊无罪,曾龙心中关于父亲身份的谜团才终于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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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这张左翼文化名人的合影中,很多人和袁殊有交集。

  《文艺新闻》

  在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眼中,袁殊同样是一个打满了问号的历史人物。与曾龙不同的是,丁淦林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因为其新闻学研究。

  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丁淦林还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学子。读到袁殊的《记者道》一书时,丁淦林记住了这个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主义”的作者“袁殊”。后来,他知道了袁殊曾“转行”做地下情报工作,但他搞不明白这个从新闻事业“转行”的人最后为什么成了“汉奸”。几十年后的1984年5月14日,丁淦林偶然看到《解放日报》报道“恽逸群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在南京举行”时,提及恽逸群“生前好友袁殊也献了花圈”,这才知道袁殊尚健在。随后,丁淦林很快打听到袁殊在北京工作,并托人对他进行了访谈。

  一天半的访谈中,袁殊谈得最多的,不是他堪称传奇的情报工作,而是1931年创办的四开周刊小报《文艺新闻》。他告诉丁淦林,当年上海的报纸很多都被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报界情况更糟,记者要么与青帮有染,要么是为资本家办事儿。他想创办一张以新闻为中心的自己的报纸,当一名职业记者,既作为事业,也是生活的依靠。于是,妻子马景星回娘家筹集了500块钱创刊经费,袁殊自己当总编辑,找了朋友翁从六负责印刷和发行,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编辑部……就这样,1931年3月16日,《文艺新闻》出版发行了。

  袁殊创办《文艺新闻》,最初标榜的是“集纳主义”,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为“左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茅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直接称它为“‘左联’领导的一个外围刊物”。其中最为左翼文化界称道的,莫过于袁殊策划的关于揭露国民党秘密杀害“左联五作家”的系列报道。

  那时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以及其他18名革命志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统治者杀害。国民党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大批杀害青年作家和革命志士,但由于消息被封锁,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五作家蒙难的情况。

  彼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直接找到袁殊问:“各报刊杂志均不登载五烈士遇害的事,《文艺新闻》敢不敢登,能不能登?”袁殊慨然应允。不过,报道一旦被国民党政府抓到把柄,无论是他和《文艺新闻》,还是提供消息的冯雪峰,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再三斟酌后,袁殊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请冯雪峰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化名询问五作家下落,再以另一封读者来信透露五作家蒙难的消息。

  果然,第三期《文艺新闻》头版上,一封标题为《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的读者来信赫然见报。随后,第五期《文艺新闻》头版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发表了冯雪峰转来的两封信《作家在地狱》和《青年作家的死》,进一步告诉读者,五作家已被“枪毙”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第六期登载了五位作家的遗照,第十二期、第十三期则分别发表了回忆胡也频、殷夫等人的纪念文章。这些照片和文章,自然都是由冯雪峰提供。系列文章登出后,激起了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痛恨,真正的读者来信纷至沓来,袁殊又继续登载。

  报道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艺新闻》也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坚持出版了60期,成为“左联所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刊物”。而据袁殊对丁淦林的回忆,《文艺新闻》最初发行3000份,以后升到5000份,最后高达10000份,经济方面已完全独立。

  正是因为这张报纸,袁殊进入了左翼文化界的圈子。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当初那种形势下,他(袁殊)虽然没有向我表示他的政治身份,却明白地表示,他愿为左联效力……他就用这口号‘客观’地报道了‘左联’关于五烈士牺牲的宣言……”1931年6月,在潘梓年的介绍下,袁殊加入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并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事实上,当时的《文艺新闻》编辑部,私下已经成了党和进步文化人士约见谈话的可靠地点,除了夏衍、潘梓年和冯雪峰等人外,丁玲也常去约见进步人士。

  在《文艺新闻》之外,袁殊还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他常应邀去大学演讲,当时的讲话和文章在1932年汇编成《学校新闻讲话》一书。此外,他留下的新闻学著作还包括《记者道》等。他的剧作《工厂夜景》,则被郁达夫称为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谈话,袁殊的名字或许将留在中国文学或新闻学的历史中。

 

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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