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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变迁:前身为天地坛 清代达到极盛
华夏经纬网   2017-02-08 10: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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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皇穹宇

清末民初时期的天坛圜丘坛

清代天坛规模达到鼎盛

如今的天坛祈年殿

十九世纪末期的天坛祈年殿

    ■杨 征

    春节期间,北京各大公园里都有相应的春节传统文化活动。天坛公园神乐署里举办了“神乐之旅”,通过多种形式让人们感受传统礼乐文化不一样的特色。

    对于天坛公园,很多人印象最深的是庄严肃穆的祈年殿。其实,在最初建造时,天坛内的建筑、功用等都与现在的天坛有很大的区别。

    明朝时,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后,他复制南京的宫殿格局,在北京南郊兴建了一所能够合起来祭祀天地的天地坛。到了嘉靖年间,因为嘉庆皇帝对于天地分祀的强烈要求,在天地坛不远处兴建了圜丘坛专门祭祀天神,在北郊兴建了方泽坛(如今的地坛)祭祀地神,天地坛的部分建筑改作他用。

    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皇帝,对天坛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形成了如今的规模。现在的祈年殿就是在原天地坛建筑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清朝灭亡后,天坛一度成为公园向世人开放,并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经历了各种战乱。幸运的是,饱经沧桑的天坛得以保存,成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1、前身为天地坛

    1368年,大明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将首都选在了南京城,并开始对南京大规模建设。除了修建皇宫、城垣以外,最为重要的建筑,便是各种祭坛。朱元璋在南京的南郊兴建了圜丘坛,以祭祀昊天上帝;在北郊兴建了方泽坛,以祭祀皇地祇;东郊和西郊则分别营建了朝日坛和夕月坛,以奉祀大明神和夜明神。除此之外,他还在皇宫南侧兴建了社稷坛和太庙,并在圜丘坛西侧建起了先农坛。洪武十年(1377年),南京赶上了一次“极端天气”,连续很多天阴雨不断。朱元璋认为这是把象征父亲的天和象征母亲的地分开祭祀了,于是他急忙下令将北郊方泽坛与南郊的圜丘坛合祀,并且为合祀大典专门营建了一座新的大型殿宇——大祀殿。这座汇集了各路神仙的场所,被朱元璋命名为“天地坛”。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北京。在大兴宫室的同时,他也仿照着南京天地坛的样式,在新都城北京的南郊兴建了一座天地坛。

    天地坛便是后来天坛的前身。当时,天地坛还有三处比较重要的建筑群,其一是大祀殿西北的神厨、神库、宰牲亭,这里和大祀殿院落中间有72间廊道连通,用以运送祭品。为了保证祭品的洁净,这条通道是全封闭的,当时也被称为“供菜廊子”。后来为了改建公园,将原有廊道的窗槛全部拆除,才形成了今天七十二间长廊的样式。其二是大祀殿西南侧的斋宫。这是皇帝在祭祀期间斋戒用的寝宫。为了安全起见,这座寝宫有两重围墙,并且每重围墙外有一道御沟。宫内有无梁殿一座,这座大殿在清代乾隆朝以前是皇帝用来斋戒和接见群臣的。后来乾隆皇帝特别在无梁殿后面添建了住宿用的寝宫,这才将无梁殿居住的功用分离出来。

    斋宫西南,在天地坛坛墙外,还有一座神乐署。它本名为神乐观,这组建筑同样仿自于南京天地坛神乐观,是在祭祀大典时演奏乐曲的道士们平时所居住和修行的场所。

    洪武年间规定的合祀大典大致分为九个环节,分别为: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和望燎。迎神就是摆好了宴席将神灵接进门;奠玉帛是神灵到来后,主人用极其珍贵的玉璧和丝帛来欢迎他们的到来;进俎则是开始上菜;初献、亚献和终献则是皇帝为神灵们敬酒,同时这一环节进行到最后皇帝也要陪着神仙们喝一杯;皇帝在祝福中享用酒馔,之后便是将所有的贡品都撤下供桌,移往燔柴炉燔烧,以供上天享用,皇帝一边要忙着送诸位神灵,一边还要看着这些祭品的燔烧,即“望燎”。所有的这些环节,都要由神乐观的道士们演奏音乐来助兴。

    有意思的是,神乐观里的道士们除了演习奏乐,闲暇时他们还在天坛的外坛墙内开垦了一些“自留地”,种植各种药材,明清两代,这里所产的益母草都非常名贵。

    2、明嘉靖皇帝建圜丘坛

    明代天地合祀大典就这样平静地进行了一百三十多年,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受“大礼议”(礼仪制度改革)的影响,天地坛彻底改变了原有的面貌。当时的给事中夏言给皇帝上书,直言天地合祀不符合古礼,应该实行分祀。最终他引出一条无人驳斥的论点:天地合祀的确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但在此之前的天地分祀制度,同样也是他所定的。现在主张天地分祀,并不有违祖制,而是在努力恢复太祖的制度。此论一出,天地分祀的各项工程建设便提上了日程。夏言也直接参与了新圜丘坛的建设。今天我们走在天坛公园内,进入昭亨门,能看到一条笔直的中轴线直通祈年殿,这都是夏言的设计。

    嘉靖十年(1531年),南郊圜丘坛、北郊方泽坛、东郊朝日坛和西郊夕月坛相继完工。天地分祀工程终于告成,而北京城周边也因为四座神坛的建设,而形成了一个先天八卦的布局。

    此后,奉祀上天的场所,便迁到了新圜丘坛。嘉靖十三年,圜丘坛改名为天坛,方泽坛改名为地坛。原天地坛的大祀殿便成为皇帝行祈谷礼的场所。但祈谷仪式嘉靖皇帝只参加过一次,因此大祀殿基本就成了一个摆设,最终嘉靖十九年(1540年),大祀殿被拆除。五年后,大祀殿原址上兴建起了一座圆形的明堂式建筑。这座建筑已经和今天我们看到的祈年殿样式很接近了,但屋顶的颜色略有不同,从上至下的三层屋顶分别是蓝、黄、绿三种颜色。

    新建成的这座建筑被命名为“大享殿”,按照古礼,将这里作为秋天君主祭天的场所,即所谓的“季秋享明堂”:在秋天回馈老天爷,保佑一年五谷丰登。这种规模宏大的祭祀,还需要有一位重要的配角——在位君主的父亲。祭祀当日要把他的牌位摆在上天的旁边,作为陪祀。世宗正是抓住了这个契机,将自己的父亲兴王的牌位移入新建成的明堂,为其父最终入主皇家祖庙太庙做好铺垫工作。

    正如前文所说,明堂大典世宗贯彻不利。为了方便自己,他甚至在紫禁城西六宫以西修建了一座“微缩版”明堂,称为“玄极宝殿”,并将明堂大礼挪到那里举行,但最终他连这一步路也懒得走,最终明堂大礼名存实亡。到世宗的儿子穆宗的时候,便将明堂大礼裁撤了。而世宗所建的大享殿,也由于其功能并没有被利用而逐渐闲置。直到清代,这里才再次被重视起来,在大享殿上建成了祈年殿,并最终形成天坛如今的规模。

    3、清代天坛达到极盛

    清朝入关以前,曾在沈阳兴建过圜丘坛,但规制等各方面比较简陋。顺治帝率清军入关并定都北京后,开始了对北京城坛庙的修整。新的天坛基本上在明代天坛的基础上建成。新的天坛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即南部的圜丘坛,北部的大享殿和西部的斋宫及神乐署、牺牲所等建筑组群。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制定了坛庙的祭祀规则。其中和天坛相关的活动有两项:其一是正月上辛日(帝王祈求丰年之日)于大享殿行祈谷礼,这是对明穆宗时废弃的祈谷礼的恢复。其次是每年的冬至在圜丘大祀皇天上帝(原为昊天上帝,嘉靖年间改)。顺治帝对于神灵的尊崇可谓到了极致,他在北京举行登基大典前,亲自前往天坛祭告上天,这也是清史上唯一一次皇帝登基前去天坛祭天,以后历代帝王都是派遣官员代劳。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他决定在大享殿合祀天地诸神,这等于是恢复了明朝初期的天地合祀旧制。不过最终这项制度于康熙年间废止。

    乾隆年间,开始对天坛大规模改造。乾隆皇帝最先改造的是斋宫。清代雍正年间,由于皇宫内兴建了斋宫,便取缔了南北郊斋宫的斋宿。但这一制度从乾隆年间重新恢复。乾隆七年(1742年),清廷对天坛的斋宫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改建,在原有的斋宫正殿无梁殿(也称“钦若昊天殿”)之后,填平了部分内御沟(西段内御沟),利用展拓出来的土地兴建了皇帝专用的寝宫。这一改造打破了原有斋宫“回”字形的整体构造,也形成了新的“前朝后寝”式格局。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皇帝完成了对于圜丘的改造。他认为原有的圜丘规模不足以展现对上天的虔诚,因此下令展拓圜丘的总体面积,并且在兴建过程中关注了对于数字“九”以及“阳数”(奇数)的应用。例如圜丘的三层圆形基座的直径,自上至下分别为九丈(一乘以七)、十五丈(三乘以五)和二十一丈(三乘以七),这样一三五七九这五个“阳数”就都有所体现了。再如每一层基座周边的栏板,按照原始设计,第一层是十八个栏板为一组,四个方向各有一组,共七十二个,第二层是二十七个为一组,共一百零八个,第三层则是四十五个为一组,共一百八十个。三层总计三百六十个,以象征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数。但施工过程中方案有所改变,改为第一层每组九个,共三十六个,第二层每组十八个(九的二倍),共七十二个,这两组分别象征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而最后一层则每组二十七个(九的三倍),共计一百零八个,这首先代表着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总和,其次也象征着消除烦恼和大吉大利的含义,明代学者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提出,一百零八是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的总和,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数字。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的兄弟和亲王弘昼提出大享殿的功用应是于秋季丰收之时举行答谢上苍的“大报礼”之所,即所谓的“季秋享明堂”之意。而当时,这座大享殿虽然是名义上的明堂,但是最终在这里举行的却是春季的“祈谷礼”,明显有些名不符实,所以乾隆帝决定将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大享门为“祈年门”,并将大享殿原有的蓝黄绿三色屋顶统一更换为蓝色,加上这之前所施行的东西配殿改造工程(即拆去每一侧两层配殿的外层,仅留下东西各一座配殿),使得整个祈年殿院落显得整齐、肃穆。而这座恢宏的建筑,也成为每年临近春耕之时祈求丰年之所。

    除了对圜丘坛、祈年殿和斋宫的改造,这一时期清廷还对天坛的坛墙进行了包砖,改变了原有的土围墙的样式,更加突出了庄严、肃穆的氛围。并且在乾隆帝六十岁和七十岁的时候,特意在祈年殿院落周边兴建了花甲门和古稀门,以让年老的皇帝少走些路。

    经过乾隆年间的营建,整个天坛基本上形成了内外两重坛墙的格局。其中外坛内的主要建筑包括牺牲所和神乐署,内坛内则包括以圜丘为核心的圜丘坛,以祈年殿为核心的祈谷坛,还有两座神坛各自附属的神厨、神库、宰牲亭等建筑群。此外在内坛西侧还有皇帝的斋宫。此布局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曾经打通永定门西侧的城墙,将原本只到马家堡的京津铁路延伸到了天坛的西坛墙下,并将外坛墙上祈谷坛门改建为车站。后来在清政府的干涉下,这条铁路最终改变了路线,经由永定门东侧引入,沿着龙潭湖西侧到东便门一带折向西,到达前门火车站,天坛祈谷坛门也得以复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天坛这一片昔日神秘的禁地,最终逐渐开始全面向外界开放。

    4、民国时天坛成市民公园

    1912年清帝退位,天坛作为祭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民国政府内务部接手了天坛的管理工作。但当时并未将坛区对外开放,而只是将其中供奉的清帝祖先神牌全部移交给逊清皇室,并将斋宫、祈谷坛和圜丘坛封闭起来。于是天坛整体上处于无人管理的荒废状态,当时一些胆大的人,甚至偷偷溜进坛内游玩。

    民国二年(1913年),一个决定标志着天坛命运的彻底改变:这年的元旦到元月10日,政府决定将天坛免费开放十天。这可是破天荒第一回。要知道昔日的皇家禁地中,大家熟知的北海和景山,分别于1925年和1928年正式对外开放,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则是在1925年溥仪出宫后才正式开放,就连开放最早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明清社稷坛)也是于1914年10月才对外开放。因此天坛的这次开放可以说是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但这一短暂的“热闹”过后,天坛再度陷入了沉寂。1914年起天坛开始对外国人发放“天坛介绍劵”,允许他们凭票参观。不过这期间也对参观者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如禁止携带饮食入内,禁止折损坛内的古树等,并且要求在每年冬至前后禁止游览。之所以有这项要求,主要是因为这一年的年底,袁世凯为了上演称帝的闹剧,准备在天坛举行祀天大典。

    而类似的闹剧并没有因为袁世凯退位和病逝而结束,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企图复辟清王朝,他利用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矛盾的当口,率领部队进京,并在天坛内屯兵,这期间他们和民国政府的讨逆军在天坛周边展开了枪战,持续时间足有五个小时。这对天坛的部分古建筑和古树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枪战最终以张勋失败而告终,而这也宣告着复辟闹剧的最终结束。

    1918年,在沉寂了近五年后,天坛终于在这一年的元旦向市民敞开了大门。当时规定票价为银圆3角,这可和今天的三角钱不是一个概念。那年月,一角钱在胡同里能买八个油饼、八个吊炉烧饼。因此,当时的票价对于普通人家来说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

    天坛的开放持续了近20年,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北平城,彻底打破了这里的平静。在日军侵占北京期间,天坛进驻了一支神秘部队——1855部队。1937年北平沦陷后,这支部队以“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的名义占据了位于天坛内的原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而实质上这是一支细菌部队,其技术指导石井四郎,正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创建者。这支部队在驻防期间进行了大量惨绝人寰的活体实验,他们甚至将做实验所使用的无辜的市民或俘虏的士兵蔑称为“猿”,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据有些军官描述,在这支部队的地下室中,储存有大量的有毒病菌,其中一个柜子中所培养的霍乱病菌,足以将全人类毁灭。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天坛才又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1949年后,党和政府对于天坛的维护十分重视,1961年天坛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天坛的外围坛墙不断得到恢复,各主要建筑被全面维修,并且远景规划中天坛坛区范围内的单位、部门均列入了迁移计划。

    补白

    游坛纪盛

    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一日为始,前门外天坛先农坛,各开放十日,任人入内游览。前日正值天气晴朗,鄙人又没什么事情,赶紧打扮起来,戴上黑毡帽,穿上白碴儿皮袄,系上香色褡包,换上紫色蝠子履,掏出半包儿铜元,前往两坛之内,游逛一番便了。

    说话之间,就来到天坛门首,但见一片黑压压,人山人海,好像千佛头一般,人是直个点儿的往里灌。像在下兄弟我,这样的年纪,也能够挤呀挤呀的,挤将进去,这不是该当逛坛吗!干脆说,又进了二道坛门,斜插柳儿奔东南。斋宫虽不开门,我可知道里面有什么。斋宫殿内,有乾隆御笔四大字,写的是钦若昊天。内设宝座,后有雕刻围屏一架,上有江南景致。游人既不能进内,由此穿廊过桥,往东南再行半里许,缭垣围一青琉璃瓦亭,正名皇穹宇,也是不准进去。往南至圜丘,俗名拜台,阶共三重各九级。上去瞧了一瞧,急忙下来,并没有别的缘故,我怕喝一肚子凉气,醋心!

    顺旧路折回来往北,由成贞门至祈年门,上祈年殿,进殿内观瞻。正中一台不便上去,恐怕人多挤死,岂不臭块地乎!往后瞧,皇乾殿也未开门,更不必留恋喽!打道出坛,正走中间,看见两个活笑话儿:有一中年妇人,上梳蘑菇式的头,蓝袄青裙,黄色坤鞋。有人说这是某旧大老的夫人,我倒是半信半疑。又看见一串改良穿坛小轿,却是两个闲等儿,头戴碟子形的黑色帽,穿着黑布大袍,两人搭着一把大椅子。人坐在椅子上,分外地看着显小,在人群以内行走,好像抬着一抬肉嫁妆。二十枚银元,花的不冤!

    天坛景致游了个到,怎么来的怎么出去。坛内游人虽多,有一样儿好处:我瞧人家,人家不瞧我。照旧出了天坛,可巧那位中年妇人,已经到了坛门以外,手拿两大串糖葫芦儿。看这妇人如此举动,准知不是旧大老的夫人了。不然怎么说:徒步野游,必非世家呢。

    出天坛进先农坛,往西北一望,积雪荒凉。往西南行走,如太岁殿、庆成宫、古物保存所等处,本报四号本京新闻,既然详细登过(点景对联均已登载),演说也就不必赘述了。惟先农坛地基,周约六里,比天坛地方小至少半。天坛周阔九里零十三步,系明永乐十八年建筑。先农本名山川坛,相传建自金朝,至明初始祀太岁。嘉靖九年乃设风云雷雨神牌,又有岳镇海渎、城隍人鬼诸神。后来分坛致祭,前清时代亦未改革。太岁殿东,永乐年间建设旗纛庙,内供旗纛枪炮,战船弓弩各神。直到民国二年一月,这一开放,把极荒凉的坛地,变成无限繁华。这几天游人日盛,不止北京一方面,连天津保定通州之人,来逛的也不在少数。就以这几天说,若说中华民国不兴旺,这话谁信哪?兴旺可是兴旺,也要瞧瞧目下的谷花儿如何,就这么逛将下去,毫无生计上的研究,盼到民国往后多少年,不怕饿的打着晃儿逛,也不能含糊。再逛的时候儿,可留神挤碎了沙锅。

    这篇文章是民国时期杨曼青写的游览天坛公园的文章,1913年1月13日刊登于《正宗爱国报》上,如今摘登于此,通过百年前的文字,一窥当年天坛公园的风貌。

来源: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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