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史事留痕
一场绿化北京的“人民战争”
华夏经纬网   2017-03-27 14: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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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北京五十二中的同学在永定河畔植树。

  冯文冈/摄

  1953年4月1日,《北京日报》3版

  1955年4月2日,《北京日报》1版

  1958年3月21日,《北京日报》1版

  1964年5月12日,《北京日报》1版

  1963年,新开路小学护林队员劝说破坏树木的孩子。高宏/摄

  1961年,虎坊路居民给树苗浇水松土。冯文冈/摄

  1984年9月26日,《北京日报》1版

  1981年,宽街小学学生春季植树。叶用才/摄

  1996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1版

  2006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1版

  2013年4月5日,300多位市民到金山岭植树。庞铮铮/摄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又到了北京最适宜植树的时候。今天,“绿色”似乎是全民认同度最高的发展关键词,而回望荏苒时光,“北京在变绿”,也正是几十年来北京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劳动成果。

  1950年代

  迎接“义务劳动星期日”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就明确了“大搞绿化”的方向:一、北京气候干燥,冬春季节常有大风,要调节湿度、保持水土、抵御风沙,必须多种树。二、尽管设立了园林事务所,不断扩充绿化工程队和保养队,但仅靠专业力量远远不够,必须打一场植树造林的“人民战争”。

  “植树,对祖国有益的劳动!”1955年4月,北京市委发出“绿化首都”的号召,动员全市各机关、厂矿、学校、部队和郊区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植树造林运动。目标是:三年内,全部绿化西山,在城内每个区陆续建设公园,迅速改变京城里里外外,特别是那些新建单位和居民区连片荒山空地以及马路干线、河湖堤岸旁缺少树木林荫的状况。绿化养护与市政建设一起,成为当时全市大规模群众性义务劳动的重要内容。

  1950年代中期,参加“义务劳动星期日”在北京蔚然成风,每到星期天,成百上千的工人、干部、战士、学生扛着红旗、自带干粮涌向各个工地。梳理本报报道,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1955年,绿化西山工程开始,解放军战士从碧云寺塔后面往山上挑带着土坨的树苗,每人挑三十棵,重达一百五十斤;1956年3月18日,全市三万多人参加了义务劳动,仅在八宝山、东北旺、陶然亭等处,人们就刨了三万五千多个树坑,进行了整地等工作;1957年春,各单位采取分片包干、就近栽植的办法,如清华、北大、北京体育学院三校学生负责栽好从清华到北体大路两旁的行道树。

  “动员广、干劲足、情绪高”,是那会儿春季植树造林运动的特点。一时间,北京出现了不少由群众命名的新林和公园。如东郊少年儿童们在十里堡北边空地植树一万六千多棵,命名为“红领巾公园”。德胜门外新挖的人定湖畔,青年们种上大量树木,命名为“青年公园”。总面积十二万六千亩的西山地区,也在三年时间里栽了两千一百万株树,再经封山管护,到1962年秋,北京人民总共在这里花费了43万个劳动日,终于把解放前岩石裸露、山洪频发、活像个癞痢头的西山建设成了一片新绿的风景区。

  1960-70年代

  坚决不搞形式主义

  群众植树轰轰烈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植树成活率不高。经市园林局检查,1955年北京春季植树平均成活率88%,其中群众植树的成活率一般只到70%,个别单位植树的成活率甚至低到50%左右。

  为何会种树不见树?本报曾这样总结:有些单位喜欢“人多势众”,只图“场面大”,不问实际效果,在一块不大的地方,挤上成百上千的人,结果大家都使不上劲;有些单位在外地争购珍贵品种的苗木,远道运来,不能及时种植,再加上操作流程不规范,以致成活率很低;还有些单位以为种树只要随便挖个坑、把树苗插进去就完事了,不注意后期浇水、养护,结果他们种的树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死掉了。

  针对各地植树状况,中央对于造林工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不但要快造,而且要造好;不但要多栽,而且要栽活;不但要植树,而且要育苗;不但要造林,而且要护林。”

  1964年5月12日,本报头版评论员文章这样论述“栽好还要管好”:造林同种庄稼一样,栽上苗,撒下籽,还必须及时管理、抚育,才能指望它成活多、早成林。力争造一片成一片,栽一棵活一棵,动员广大群众,人人爱惜树木。

  1964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林业部汇报时指示: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外,每年都要带头种树,为群众做出好样子。1979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提议,决定3月12日为植树节。从这年3月开始,每年春季,各级领导都会和群众一起参加植树造林,并逐渐形成惯例。

  1979年4月9日,本报3版刊发中国林学会《关于首都绿化的问题和建议》。其中数据显示:1949年以前北京市街范围的行道树长度仅80公里。经过三十年,市、县两级公路共计3400公里长,除局部地段外,都已绿树成荫。文章同时尖锐指出,北京绿化虽然确有成绩,但还是赶不上城市人口增长面积扩大的幅度,且存在相当多绿地被蚕食侵占的情况。

  1980年代

  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五棵

  1981年,四川发生罕见水灾,邓小平同志指出洪涝灾害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他指出:“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还不行。可以规定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3棵或5棵树,要包种包活,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

  1981年12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随后,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结合实际,制定细则。

  由于北京地处北方,气候偏寒,为了适时植树,提高成活率,便于更多市民都来植树、种草、种花,1985年3月18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市政府建议,规定每年四月第一个星期日为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日。

  1984年9月,本报报道《北京在变绿》写道:布满京城的大小街道正在变成一条条绿色的“河”。从首都机场到钓鱼台这条横贯东西的大干道,就是这“绿河”中最长最宽的一条。解放以来,全市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在本单位植树共达440万株,绿化总面积已达7000多公顷。

  刘恒和《老卫种树》

  刘恒,著名作家;卫桂英,延庆一位在大山上种树的农妇。

  1996年11月21日,本报一版“作家写真”专栏,以近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特约撰稿人刘恒采写的长篇人物通讯——《老卫种树》。

  上世纪80年代初,卫桂英所在的三司村是个有名的穷村,仅有的荒山也是土质差、石头多,还缺水。1984年,村里想通过绿化造林改变家乡面貌,动员大家包山种树,包期四十年,收入与集体分成,每亩补助八块。村民会上,汉子们缩着脑袋、一片沉默,快奔五十的老卫站出来:“我是党员,我包了!”你是党员又怎么样?大家对老卫的老伴儿老李说:“你媳妇儿上了贼船!”

  为种树,老卫不吭不哈,把全家人连窝端上了村后的荒山,种下了100多万棵树。承包合同上除了补助费,看山费一分没有,抚育费也一分没有。没有看山费就不看山了?没有抚育费就不抚育了?种完拉倒,死了活该?老卫不管这茬,天天和老伴儿踏踏地往山的深处走去。在许多人看来,老卫的“贼船”简直就奔了太平洋再也回不来了。她对刘恒说,这些树,长在山上,也长在她的心里。“一棵树就是俺一个儿!”

  结束采访后,为写这篇通讯,刘恒用了足足两个多月。作家的笔,写出了种树的艰辛:“种树的人不怕雨。雨越大越活苗儿,没把人淋死就得撅着屁股挖坑栽树,不下雹子就别想躲。山上光溜溜的,真下了雹子往哪儿躲呢?只能就近凑一个石茬子贴着。种树的人怕晒。没有荫凉,没有风,人就惨了,弄不好就晕在树坑里了。”

  作家的笔,更写出了种树人有多爱树:“冬天下了大雪。本无须进山了,老卫却依旧往山里跑,来回十几里,一天不落。”“出门在外,不论走着还是乘车,她的眼里没别的,全是树。看见长得差的,就想还不如我种的呢!看见长得帅的,就暗自发誓我的树早晚有一天得超过它!”“买树苗费钱。老卫就摸索着自己育苗,拉沙子、脱坯、挑水、做营养基。她累了一天,依旧长时间蹲在月亮底下,看着她的小苗儿出神儿。用老李的话说,人都魔怔了,像棵罗锅树长在地里了。”

  党报以这样的规格和体量报道一位普通劳动妇女是罕见的,而饱含深情的《老卫种树》见报后也引发强烈反响,许多读者边看边感动得流泪,纷纷联系编辑部要求帮助老卫种树。有市民感慨,正像刘恒写的那样,咱们得尊敬和记住这个老太太!记住这些不吭不哈干事的普通人。

  30多个年头过去了,老卫前后承包的5500亩荒山全种上了树,附近的荒山也都被乡亲们承包了,再加上退耕还林的好政策,三司村人过上了好日子,“光棍村”的穷名也一去不复返了。

  新世纪

  预约义务植树点得赶早

  2003年6月,北京永定河、潮白河、大沙河、延庆康庄、昌平南口五大风沙危害区完成最后治理,全部披上绿装。2006年,全民义务植树进入第25个年头,25年间,北京人共义务植树1.62亿株,成活率88%,保存面积70多万亩,相当于种出了160多个颐和园。2012年后,随着北京平原造林工程启动,造纪念林、植纪念树、包门前绿化、认建认养绿地等形式异常火热,每到植树季,全市各义务植树点总是早早预约满员,稍微去晚点,准就没地儿了。

  (文字:简汐)

来源: 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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