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史事留痕
细数文人淘书之乐 朱自清买字典当掉大衣
华夏经纬网   2018-04-25 10: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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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北京的旧书摊

TAKEFOTO供图

  今天是“世界图书日”,是全世界爱书人共同的节日。尽管如今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书籍,但对于很多爱书人来说,到旧书店淘旧书一直是念念不忘的“心头之好”。在逼仄甚至简陋的环境中,在一堆堆略带霉味的旧书中,不经意间,找到自己搜寻已久的书,或者找到一本被人们忽视的书,这份欣喜,远非新书店能够满足。

  作为古都的北京城,在漫长的历史中,积淀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民国之后,随着新思想的涌入以及社会的变化,大量古旧书籍散落于大大小小的旧书店。因此,逛旧书摊淘旧书,成为当时文人雅士们的生活方式之一,不少人还将这段生活记录了下来。

  如今,透过当年的那些文字,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淘到至宝后的喜悦。

  琉璃厂

  鲁迅逛了四百多次 朱自清买字典当掉大衣

  说起老北京比较重要和有影响力的“图书集散地”,熟悉北京的人会提到这样一句俗语:“东西两场、南北两街”,它就是指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琉璃厂街、隆福寺街。旧时,北京达官贵人多,文人多,又有来京赶考的举子,读书氛围浓厚,图书市场非常火爆,甚至在一些胡同和街道附近,出现了相对集中的书摊。在当时,出版业并不发达,收售旧书是这些书摊和书肆的重要业务。而北京城的这些星罗棋布的书摊和书肆,也留下了众多文人流连于此的身影。

  为何文人爱逛旧书摊?著名学者张中行在北京生活多年,他逛过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大小书摊,他这样解释淘旧书的乐趣:“一位老前辈,是著名作家,有一次同我说,他杂览,是因为他不吸烟,闲坐无聊,只好用看书来消遣。我同另外两三个朋友喜欢逛书铺,逛书摊,买点旧书,也可以用吸烟来解释,是求书成瘾,很像习惯纸烟之难于戒除。”

  在以上“图书集散地”中,名头最大的自然是琉璃厂街。清代,这里成为古旧书籍最为重要的交易场所。民国时期,尽管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以及近代书籍出版业的广泛发展,但文人们在琉璃厂“淘书”的乐趣却长盛不衰。

  在这些文人中,不得不说的是鲁迅与琉璃厂的故事。1911年,鲁迅还在绍兴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就对琉璃厂非常向往。他在当年四月十二日写信给居住在北京的许寿裳,特意打听:“北京琉璃厂书肆有异书不?”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五月,鲁迅随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日记》记载了到达当日的情景:“五月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漫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山会邑馆就是绍兴会馆,后来,鲁迅在绍兴会馆度过了七年的时间(1912年至1919年)。

  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离琉璃厂不远,这为鲁迅逛琉璃厂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他经常是散步就去琉璃厂。刚刚到北京的五月,鲁迅迫不及待去了几次琉璃厂。“12日,下午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店丛书》。21日,晚散步宣武门外,以铜元十枚得二花卉册。25日,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观元量寿佛经》、《中国名画》……”

  鲁迅有时甚至一天去一次,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北京的14年间,去过琉璃厂的次数竟有480次之多,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后来,鲁迅写成《中国小说史略》《后汉书》《嵇康集》等著作,与他在琉璃厂书肆搜集的书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爱书的鲁迅来说,一有闲暇就去逛旧书肆自然是最为惬意的事情,但这也给鲁迅带来了经济上的困境。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约二三百元,每月几乎要用十分之一去买书。“本年共购书三百十元又二角二分,每月平均约二十五元八角五分……去年每月二十元五角五分,今年又加赠五分之一矣。”

  尽管买书花去了很多钱,但鲁迅每次去琉璃厂,心情大抵是非常愉悦的,去琉璃厂逛旧书店前后,他会在周边的一些商店里稍作停留:到青云阁喝茶,在那里买一些牙粉、饼干、鞋袜等物;去西升平浴池或东升平浴池里洗个澡或理个发。

  钟爱琉璃厂旧书肆的,不止鲁迅一人。《鲁迅日记》里记载了鲁迅多次在琉璃厂遇见熟人的情况,1914年1月31日的日记写道:“午后同朱吉轩游厂甸,遇钱中季(钱玄同)、沈君默。”2月8日又记道:“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者甚多。”

  在这条并不算长的街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令后人景仰的大学者的身影:胡适、王国维、陈衡恪、吴虞、周作人、钱穆、沈君默、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

  民国时期,琉璃厂书肆囊括书籍之多,吸引文人学者之众,是其他图书市场难以企及的。鲁迅称琉璃厂书肆为“开架的图书馆”;唐鲁孙评价琉璃厂:“一家大书铺的存书,甚至于比一个图书馆的还多还齐全。旧书铺的服务,有些地方,比图书馆还周到,北京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平旧书铺,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与鲁迅四百多次逛琉璃厂相比,朱自清逛琉璃厂的次数相对少很多,但是朱自清在北京购书的经历也颇为独特。

  朱自清在《买书》一文中提到了他在北京逛旧书摊的故事。1916年,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哲学系。入读哲学系后,他对佛学类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当时,佛学类的书籍都在卧佛寺街的鹫峰寺,一个阴沉沉的秋日下午,刚来北京不久的他,一个人去了鹫峰寺,买回不少心仪的书籍。

  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提前毕业。毕业那会儿,他又去了琉璃厂,在华洋书庄,他看见了一本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14元。可是14元对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朱自清来说,也不容易凑齐。最后,朱自清想来想去,只好硬了心肠,拿着结婚时父亲给他做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一般的外套,大衣),当了14元,买下了那本字典。朱自清本来是想着将来赎出来就是了,结果后来朱自清离开北京多年,而那件大氅一直没有赎出来,朱自清每次翻那本字典时还常常感到遗憾。

  阔别五年之久,朱自清回到北京,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时的朱自清仍然念念不忘旧书摊。有一年的正月,他去琉璃厂逛厂甸庙会。他去的时候,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他买了一本《伦敦竹枝词》,当时花了3元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找他约相关的文章,他便选抄了一些竹枝词寄过去,加上一点说明,后来居然得了5元稿费。朱自清说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从正月初一日开始,开市半个月的厂甸庙会给很多人带来过意外惊喜,因为这段时期,不仅是琉璃厂的书肆,其他地方的书商都会来这里摆书摊,有大量廉价的旧书出现。鲁迅1923年正月初六以1角钱购得《明僮合录》;周作人以3角钱购得《拟禽言》,“看了中意,便即盖上图章,算是自己的东西了”;1926年刘半农在地摊上购得《何典》,兴奋不已,很快将其整理出版;吴晗在买来的《碧血录》后这样题跋:“在厂甸巡礼……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

  隆福寺

  钱穆“霸气”买书

  清末,隆福寺一带的书肆多起来。民国初,隆福寺的书肆发展到30多家。隆福寺与琉璃厂一样,都以经营旧书为主,但隆福寺又与琉璃厂不一样。隆福寺地处清末时的皇城周围,清末庚子之变,没几年又是辛亥革命,时局纷乱,很多旗人贵族将收藏的好东西拿到隆福寺一带变卖。民初,各种善本甚至皇家的藏书,都能在隆福寺的小书摊上看到。

  如今为大多数学者公认的说法是,《红楼梦》庚辰本就是从隆福寺一带的旗人家中流出的。徐星署于1933年初从隆福寺地摊上淘到这本书,当时花了八枚银币。1949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以黄金二两的价钱从徐氏后人手中购得,与原藏之明弘治岳氏《奇妙全像西厢记》及百回钞本《绿野仙踪》并称燕大馆藏“三宝”。1952年北大与燕大合并,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大量印行于世的《红楼梦》都是以此本为底本,补以其他版本而成。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930年秋至燕京大学任教,在北京生活了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钱穆买旧书的方式“颇为霸气”,他曾这样记载:“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所,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也就是说,一旦有他有想要的书,便从隆福寺和琉璃厂两个地方中各挑一家旧书店,然后给他们打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直到找到这本书后,让书店派车把书送到钱穆家。当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不过,在买旧书的时候,钱穆有个原则,只买廉价书,凡宋元版高价书,他一概不要。尽管如此,他仍得到了许多珍本孤籍。钱穆在《师友杂记》中所写:“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钱穆开玩笑说,一旦学校解聘,他就摆一旧书摊,可不愁生活。

  可惜的是,后来钱穆南下时,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宅主保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籍被一书贾以百石米价买去,最终流散民间。

  东安市场

  萧乾与书商“斗智”

  北京旧时图书市场的另外两大重地是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

  张中行《由旧书想起的》一文中,对老北京售书处所作了划分:“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即便是中级的也有区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转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那里所售之书比较杂,因为买了什么书就卖什么书,“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写有《东安市场怀旧记》一文,里面说:“当然不能不写一写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那条旧书摊集中的小街就成为我和同学们流连忘返的胜地……”

  有意思的是,1949年之后,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和旧书摊似乎取代了琉璃厂和隆福寺。作家唐挚(即唐达成)《逛旧书摊》中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北京旧书摊的故事。他写道,那时,北京旧书摊不少,但最集中的却是在东安市场(之后有段时间称为东风市场)。东安市场里面曲径通幽,如同穿迷宫一般。

  东安市场里不仅有好几个规模较大的旧书店,周围还是各种各样的旧书摊,任顾客随意挑选购买。当时的唐挚在《文艺报》工作,他发现,《文艺报》编辑部的同事中,爱逛旧书摊的人不在少数,文艺评论家侯金镜便是其中一个。星期天,唐挚有时会在东安市场里遇见侯金镜,这时,两人对视一眼然后会心一笑。

  有一次,唐挚到侯金镜家闲谈,侯金镜从书房中取出一本书来,那是1933年新月书店发行的闻一多的名著《死水》,这本书是侯金镜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发现的,看到这本书时,侯金镜家里已经有了一本,但他还是忍不住把那本买了下来。侯金镜对唐挚说,如果唐挚家里没有这本书,他就把这本书送给唐挚。唐挚喜出望外。后来,唐挚也一直把那本书珍藏在书柜中。

  著名作家萧乾同样对东安市场颇为怀念。在东安市场被取消后,还特意写了一篇《关于书》,回忆当时在东安市场买旧书的片段。萧乾写道,在东安市场买书,要和书商“斗智”。书商一旦发现萧乾看中了哪本书,他必然大大抬高价码。萧乾发现后,再去买书时,就同时从架子上取下三四本书,请书商一一开价。等书商一一报完价码之后,萧乾才说出自己真正想买的那本。这种方法初试很灵,后来书商也不上当了。“凡是我挑出的书,他一律都加了价码。”

  作家唐弢在《书林纪事》中提到,东安市场还会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然后书商先将书送至家中,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以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在文中,唐弢讲述了一个叫王玉川的人,他1949年之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为人勤勉诚实,知道顾客想要什么新书,有时不是他分内的事,也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千方百计为别人代买。

  这也与吴祖光的记忆相印证,“从50年代初期开始,书店老板们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一定会来到我家。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每个送书对象的爱好和需求,把你喜欢的书,也包括一些字画和文物送到你手上。你买也好,不买也好,放下看一阵而仍叫他带走也好,他还会按照你的委托去为你寻求你需要的书,也会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和别人交换或流通书籍材料……”

  民国年间,老西单商场有40多家书店。那时,因为附近有很多中学和大学,如中国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平市立师范、志成中学、师大附属女校等,这里书店的经营特点是以教科书和文艺图书为主。后来随着“七七事变”爆发,这些学校南迁,西单商场的图书市场逐渐萎缩。

  街边书摊

  张中行爱逛小书摊

  除了比较集中的场地,文人们还特别喜欢那些不知名的小书摊。

  张中行对小书摊情有独钟。他在《由旧书想起的》一文中,还记载了不少散布在一些街道旁的小书铺,如鼓楼之东有“得利复兴”,之南有“志诚书局”。这些小书摊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大街、安定门大街的许多书摊;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比如什刹海荷花市场的小书摊,只有夏季有。此外,德胜门、宣武门还有几处小市,甚至有些卖旧货的住户,偶尔也卖旧书。

  张中行搜寻旧书,更喜欢逛街头书摊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图省钱。但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比如鲁迅兄弟早年的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等以及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等,都是张中行从这类地方买到的。

  鲁迅同样爱逛小书摊,他常到离琉璃厂不远的宣武门小市。在小市的地摊上,鲁迅除买到一些古钱,瓷印泥盒等,还在小市买到了《太平广记》的残本。

  动辄打电话让书商上门的钱穆,在小书摊上也有大收获。有一次,钱穆向胡适借阅其收藏的《求仁录》孤本,胡适让钱穆和自己一同去另一间屋去取书,当着钱穆的面,胡适打开保险柜取出了那本书,可见该书的珍贵。后来,一天傍晚,钱穆在南池子附近闲逛时,发现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书摊,在这个书摊上,他意外发现了《求仁录》,而他仅花几毛钱,就买下了这本珍宝。

  他趣

  阿英街头买书 找施蛰存借钱

  当然,除了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也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这些城市的街头巷尾,同样有不少旧书店,在它们的背后,同样留下了众多文人淘书的佳话。

  抗战爆发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城隍庙、蓬莱商场等地旧书店非常集中。施蛰存每天下午下班后,就去这些旧书店逛逛。他经常遇见郑西谛(戏曲研究专家)。有一天,施蛰存在一家叫来青阁的书架上找到一部《秋风三叠》(明末清初来集之创作的杂剧)。这时恰好郑西谛进来,郑西谛看了看施蛰存手中的这本书,说:“这部书你让我买吧。”施蛰存看郑西谛“很有欲得之心”,便把书给了郑西谛。其实,施蛰存的真实想法是,即使不让郑西谛买,他自己也未必买得起。

  除了旧书店,城隍庙里桥上还有一个旧书摊,施蛰存在那里常常碰见阿英。有一次,施蛰存刚走到桥上,只见阿英也在那里。而阿英一眼看到施蛰存,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原来,阿英挑了一大堆书,老板要价5元,阿英还价3元,老板不干,非要4元,可是阿英口袋里只有3元。施蛰存借给了阿英1元5角,1元凑足书价,5角用做回家的车钱。施蛰存翻了翻阿英买的书,有《国粹学报》、《新小说》,甚至还有弹词唱本等,全是清末民初通俗文学和期刊。

  后来,郑西谛搜罗古代戏曲,成为研究古代戏曲的专家,阿英靠着这些“破破烂烂的残书小册”,写出了《晚清小说史》和许多通俗文学著作。

  汪曾祺《旧书摊》中记载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一段趣事:他不是去买书,而是去卖书。当时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只要稍微整齐一点的书都收,而且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卖,当时就能付钱。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断顿,断顿之后就“日高不起,拥被坠卧”,他的好友朱德熙(语言学家)看他快到11点还不露面,便知道他午饭还没有着落,朱德熙便拿来一本英文字典去找汪曾祺,两人到文明街,卖了字典,卖的钱两人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小酒。

  当时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汪曾祺的一个同学发现,一家旧书店里,《辞源》的收价比原价还要高,而街道拐角处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上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这个同学以原价买,转身就高价卖给旧书店。这位同学做了好几次“搬运工”。

  不过,汪曾祺也买过不少旧书。因为他不是藏书的人,对于旧书的版本并不太注重,只要内容自己喜欢就买。汪曾祺后来到上海后,他在旧书摊看到一本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影印本(万有文库是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至1937年出版的一套超大型综合性丛书),因为汪曾祺自己对董解元版的西厢记非常钟爱,再加上汤显祖的批语非常精彩,尽管只是影印本,汪曾祺仍然买了下来,视同珍宝。

  参考书目:《寻找北京城》,赵润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文史资料选编·第六辑》,北京出版社;《逛旧书店淘旧书》,王晓建编,中国文史出版社;《买书记》,张恒主编,新星出版社。

  姜宝君

来源: 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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