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史事留痕
清华国学研究院那四年 转型时代学人的中西“往返之际”
华夏经纬网   2019-05-17 0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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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纪念碑碑文拓片(局部),拓片现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

  清华国学研究院·概述

  清华国学研究院那四年

  转型时代中国学人的中西“往返之际”

  编者按

  “鸦片战争”之后,封闭的国门轰然洞开。1898年5月,维新改革如火如荼,张之洞写《劝学篇》,在其“外篇”中的“设学”一节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把张之洞的原话改写成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之后,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在改革开放蓬勃深入几十年后,“国学热”又一次在全国上下掀起。

  我们以上所叙述的“国学路径”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梁启超和黄遵宪在1902年通信中最先使用),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最激烈的时节兴盛起来的,是中国学人面对西方文化时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学术整理和思想反思;这样的“路径”同时告诉我们:“国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和冲撞点,而其研究视野也应该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下的全球文化背景。

  “清华国学研究院”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今天的国学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本刊对这个“典型案例”心仪已久,曾经反复策划,多次调焦,最后在报社物色合适记者,又经编辑和记者反复琢磨,精心修改,终于能以此面目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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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1929年,中国近代学术史时间轴上的这4年,曾经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出现,熠熠生辉。研究院坐拥声名显赫的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输出74名毕业生,之后大多都成为国内文史领域的专家。

  在一个转型时代的历史节点,清华国学研究院抓住了清华“改大”的契机,吸纳最顶尖的师资力量,结合中国旧日书院与西方的导师制,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开辟了一片学术的世外桃源。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在很短促,仅仅写下了4年的时间刻度。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1929年6月21日,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的完全大学转型,国学研究院结束。之后清华创办与大学本科衔接的多科研究院。

  但清华国学研究院4年之生命力不容小觑。它定义了何为“国学”,实现了中西方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完美契合;它培育出的新一代学人,一直为中国思想界持续“供血”。时隔近一个世纪,我们依然愿意反复书写,时时重温。

  清华“改大”,国学先行

  冯友兰曾总结:“到了20年代,清华学校的人们,在校内自动改制,废除了留美预备学校的旧制,建立正式现代化的大学新制,并且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

  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直接原因是“改大”,即原本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要着手筹备改办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师生强烈要求“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在校内外舆论压力下,1920年,校长张煜全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以办中等科之力量经费,改办大学”,192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

  于1922年10月被任命为署理校长的曹云祥,积极推进“改大”。他在《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里表示:“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

  《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指出,1924年,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了《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

  与此同时,校内外持续有声音强烈呼吁清华增强国学教育。彼时北京大学已创建研究所国学门,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明确建议,清华应当开展国学研究。

  结合本校情况和国家文教事业需要,清华校务会议多次研讨后,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里提到,原本清华是打算开设多科研究院,但因为经费问题,只能先办国学一科。

  清华国学研究院时间轴自此启动。

  1925年2月12日,清华正式委任吴宓为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派卫士生佐理研究院筹备事务。

  当时,胡适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曹云祥向他请教该如何办好研究院国学门,并希望胡适能来担任导师,主持研究院。但胡适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2月13日,吴宓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来到北京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的住处。作风传统的吴宓,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鞠了三个大躬,之后说明来意。王国维后来对吴宓说,其实内心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见他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才受聘。

  10天后,吴宓又马不停蹄赶到天津,拜见梁启超,对方态度是“极乐意前来”。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是清华学生,他本人亦是清华的“常客”,数次在校演讲,并于1922年起常来清华兼课,担任国学讲师。

  而之后受聘的导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则都是吴宓的哈佛大学“朋友圈”中人。尤其是陈寅恪,虽不曾拿到文凭和学位,但其通晓二三十种语言,史学造诣极深,因而得到吴宓和梁启超的鼎力推荐。

  冯友兰评价吴宓,他这一生一大贡献就是把王、梁、陈、赵4人请到清华任导师,而吴宓本可以自任院长,却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是极为难得的。

  中西通才,世界眼光

  上世纪20年代初,围绕“国学书目”,还引发过一场“神仙打架”。

  1923年,胡适应《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开出的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工具书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学大辞典》;思想史书目以先秦诸子、佛经、理学为主;文学史书目有78部,“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杂剧、传奇、话本、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

  梁启超无情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且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

  如何定义“国学”,如何为学生讲授“国学”,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要确定的核心办学方向。

  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吴宓明确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院学者也。”

  由此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国学”教育,不是对“西学”的抵抗,而是让中西文化在此得到充分交流和融合。

  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的陈来,在《“中国主体 世界眼光”——谈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中指出,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

  陈来表示,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导师们,无不是用新的方法、路径去研究传统学问,因而做出很多突破性贡献。

  例如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陈寅恪授课特点是“广征博引、中西融会”。由于通晓二三十种语言,讲授“西方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时,提到某国学者及其著述,陈寅恪甚至会熟练用该国语言来讲述。

  赵元任在授课中,会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最明显者如德法挪威语与中国语之比较、中西对译辞汇、中西对译虚字与公式辞汇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对本报记者表示,在那段岁月中,梁启超、吴宓、陈寅恪等一批转型时代的知识人,可贵之处在于,自身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学问积累,然后去西方留学,面对西学西法,“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不为其形格势禁,往而知返,往而能返。往返之际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文化滋养、煦育而成的人格的超然、潇洒面相”。

  院内风景,精神陪伴

  1925年9月,吴宓在发表开学演说中提出,国学院“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

  当时《研究院章程》里如是写:“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

  《研究院章程》规定,教学方式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普通演讲,为课堂讲授,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所谓专题研究,是学员在某教授指导下进行某项课题研究。

  在研究院中,王国维教授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梁启超教授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赵元任教授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陈寅恪教授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和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教授中国人种考。

  根据1926年11月12日《清华周刊》刊载的《梁任公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梁启超曾说:“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

  梁启超在这次演说中强调,觉得当时的学校“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现在的大学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

  研究院的教育理念尤其体现在师生关系上。学生与教授之间可以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研究院不定期举行茶话会,师生之间联络情谊,交流心得。

  每周六晚上的同乐会,师生会聚在一起讲故事、唱歌、背书、说笑话。有一次赵元任把大家的茶杯收去,调正音调,用茶杯演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

  赵元任还表演过《全国旅行》,从北京“出发”,然后“口头游览”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广州、上海,各地方言被赵元任模仿得惟妙惟肖。

  唐小兵认为,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北大,清华国学研究院更强调“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教师必须跟学员之间有更多的互动,然后有更密切的学术交流。

  “在日常生活里面,共建精神生活和学术的共同体,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强调对学生的耳濡目染,进行文化的熏陶和传承。”

  赵元任的学生王力于1926年考入研究院,他在《怀念赵元任先生》一文中回忆,同班的32位同学只有他一个人跟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因而师生关系特别密切,他还常到赵元任家里。“有时候正碰上他吃午饭,赵师母笑着对我说:‘我们边吃边谈吧,不怕你嘴馋。’有一次我看见元任先生正在弹钢琴,弹的是他自己谱写的歌曲。耳濡目染,我更喜爱元任先生的学问了”。

  春风化雨,影响后世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之后梁启超因病长期不能到校上课。学校本打算再聘其他名师而未果,国学院遂由兴盛走向衰落;1929年7月,清华为了创办与本科教学衔接的多科研究院,最终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

  此后,陈寅恪留在清华,担任历史系和中文系合聘教授,直到抗战爆发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赵元任于1929年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后,继续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从事“音韵学”教学。

  在4年历程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招考录取新生74人,其中中途退学或未获毕业者4人,其余多数学生为“国学”继往开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校长罗家伦曾称赞国学研究院“在中国开风气之先”。

  研究院的学术培养,令学子受益终身。

  历史学家蓝文徵是陈寅恪的学生,1930年代他在日本留学,有一天在一家餐馆与白鸟库吉等许多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吃饭,其中一位刚从东北拿回一张中国地契,说是明末的东西,在座者没有异词。蓝文徵却说:“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他解释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抄纸,钱的单位用吊,并非明制。白鸟很服气,他问蓝:“你认不认得陈教授?”蓝文徵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我恩师。”白鸟听后,态度大变,尊敬地向他伸过手来。

  蓝文徵在高等院校执教数十年,著有《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史》等专著。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正是陈寅恪先生培养学生的方式。”唐小兵评价,像陈寅恪这样的导师,是以身教重于言传的方式传递学术创造的精义,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文化两者融会贯通,转化为其著述行止的一种精神气质。

  王力跟随赵元任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在学术方法上受他的影响很深。王力在回忆文章中写:“后来我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上说,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上所批的‘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

  王力一生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字,其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古代汉语》《中国现代语法》等。

  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谢国桢,当时名列榜首,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此后在明清史、文献学、金石学和汉代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徐中舒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四川大学;他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受王国维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观念,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他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多重证据法”。

  一心投奔王国维门下的戴家祥,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古文字学尤其是金文研究上的学术造诣极高。

  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成立,让学人对传统的复兴多了一份期待和希望。国学研究院停办以后,清华的“国学”研究精神还是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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