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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真相重磅炸弹砸向红学界(组图)
华夏经纬网   2005-11-29 09: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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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与之伴生的“红学”研究中,可以说是“烽火四起,诸侯割据”,俨然一场不能结束的“战争”。无论“正统”的学术圈子,还是“民间”江湖,数不清的研究者为《红楼梦》“皓首穷经”,但究竟哪一种红学研究算是真正的研究呢?红学到底有没有一种真相可以探寻?

  长期以来,红学在中国历史上承载了太多本不应该承载的东西,其意义和价值都被严重放大,其影响早已超越简单的文化及文学范畴。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领域,红学所承载的重负早已使原来的学术宗旨变得面目全非。

  而在现代,坊间早就有“一本《红楼梦》究竟养了多少红学专家”的疑问。围绕“红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以及各级红学研究和出版机构,都足以说明《红楼梦》在“现代思维”的开发下,早以变成一座红楼“金”梦。

  如果谁说“《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那一定会遭到耻笑的,只要是中国人,谁会不知道《红楼梦》是部小说呢?

  “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那些红学研究专家们,《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部什么秘史、家史,这样研究下去,只能将读者引入‘歧途’。”来自四川的老作家、民间红学研究者克非在谈到目前的红学研究现状时,显然很激动,“可以说,近80年来,现代红学研究就笼罩在一片雾瘴之中。”

  与他的激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下红学界对于他的“郑重其事”,则几乎集体地保持“沉默”。在这“沉默”的背后,则隐含着“正统”与“民间”红学界战争的导火索。

  与克非遭遇的“沉默”相比,著名作家刘心武显然因研究“红学”而点燃了“战争”导火索,他受到的“待遇”不是“沉默”,而是火药味十足的猛烈“抨击”。在最新出版《艺术评论》上,数位中国清史学者以及红学研究最权威的专家接受采访或者撰文,表示绝对不能再“容忍”刘心武的红学研究了,他们必须“站出来”说话了,必须为“红学”“正名”了。而刘心武也针锋相对地表示,“红学界”针对他的态度不是平等的正常的学术讨论,他无法接受“红学界”这种居高临下的批评方式。

  这场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的“红学战争”正在愈演愈烈,也正在将“红学研究的是是非非”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从而将一场学术研究争鸣演变成一场备受关注的公共文化事件。

  红学界“隐私”

  10多年前,克非是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向红学界扔下一颗“炸弹”的,当时他还在兢兢业业地写小说,只是在偶然的一次重病卧床中,重读《红楼梦》以及相关的脂本、脂批等著作后,让他对很多大家的“红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疑惑,于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放弃了小说写作,专心研究《红楼梦》,最终写成了《红学末路》一书。

  他在该书中不仅质疑了胡适、冯其庸等红学大家已成定论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彻底否定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学者称,克非的研究成果,使胡适以来的80多年的新红学研究,遭遇了一次最彻底的颠覆。但就是这“最彻底的颠覆炸弹”在红学界炸出的结果却是“沉默”。

  克非对记者说:“我知道红学界的权威们对我保持‘沉默’,是觉得我的研究成果是‘垃圾’,不值得争论,‘沉默’更是对我研究‘红学’身份的怀疑,因为我是个民间红学研究者,不是‘正统’出身。”

  著名作家刘心武同样是个“民间红学研究者”,他的“正当职业”应该是“好好写小说”,但因为《红楼梦》的魅力,他也“深陷”红学研究中,不仅出版了红学专著,而且还“登陆”央视“揭秘《红楼梦》”,也就是因为这一档节目的热播,才在公众中掀起了一场席卷大江南北的“红楼热”,但他同样遭到了研究“身份”的质疑。

  在红学界,“正统”与“民间”是有绝对区别的,这属于不能曝光的“隐私”。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被访者,无论是红学研究专家,还是民间红学研究者,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问题,都对这种问题表示“不愿意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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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非著《红楼雾瘴》

  寻找“红学”真相

  解读《红楼梦》的讲座历来很多,为什么并非“红学”专家的刘心武在并非“黄金”时段的解读能够被观众如此关注?这恐怕就要得益于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独特方法了,秦可卿身份之谜、元春死亡之谜,妙玉情爱之谜……一个又一个谜团的“解读”,将观众牢牢地钉在电视机前。

  “揭秘《红楼梦》”虽然得到了大众的“厚爱”,但却遭到了诸多红学专家们的强烈“质疑”。他们都表示担心刘心武“红学”研究在社会上的轰动效应会对公众理解《红楼梦》产生误导。

  对于诸多红学家的质疑,刘心武对记者表示:“我不是红学研究机构的成员,也跟红楼梦学会没关系,甚至在个别红学权威看来,我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全部论说都是外行话。”虽然刘心武在红学专家眼里是“外行”,但他的出现毕竟激活了正统“红学”的沉闷局面。用刘心武自己的话说就是“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篱藩。”

  但就是在“民间”,关于“红学”研究的争议也是泾渭分明的,克非显然就不同意刘心武的“研究成果”,而克非的“研究成果”同样遭到了一些民间红学研究者的“非议”;而在“正统”的学术圈子内,关于“红学”的论战,更是“烽火四起,诸侯割据”,俨然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两百多年来的“红学”研究中,无论是“正统”还是“民间”,究竟哪一种红学研究算是真正的研究呢?红学到底有没有一种真相可以探寻。

  随着记者采访的不断深入,逐渐发现红学研究似乎是没有“真相”可以探寻的,每个红学研究专家,每个民间红学研究者,都有一套自己对“红学”研究的独特见解,就像早在60多年前,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

  长期以来,红学在中国历史上承载了太多本不应该承载的重负,其意义和价值都被严重放大,其影响早已超越文化、文学意义的范畴。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领域,红学所承载的内容早已使原来的学术宗旨变得面目全非。

  “红学”的产值统计

  当作家刘心武走下荧屏,携最新出版的根据同名电视讲座整理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慕名而来的读者很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面对如此热闹的签售现场,乐坏了出版方。在图书市场整体呈现低迷状态时,刘心武的“红学”著作在一个月内取得了发行10万册的不俗业绩,红学家周汝昌的几本“红学”著作也都在几万册以上。“红学”出版何以能逆势而上如此“飘红”?

  著名红学家周思源认为这是因为《红楼梦》本身太有魅力了。

  坊间早就有“一本《红楼梦》究竟养了多少红学专家”的疑问。而当记者想探清“红学”背后究竟潜藏着多少经济利益时,却遇到了大难题。无论是向众多红学专家请教,还是问询中国最高的红楼梦专业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因为这个数字实在太庞大了,根本无法统计。

  红搂梦研究所副所长孙玉明告诉记者,保守地估计,每年的“红学”著作都应该在二、三百本之多,而论文更是无法统计。而当记者追问为什么每年会有如此之多的论文产生时,是不是与个人评定职称以及其它利益有关时,孙玉明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只是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据记者在北大图书馆所作的调查表明,2003年,红学论文有338篇;2004年,红学论文有391篇;2005年还没有结束,但已发表的红学论文就有256篇之多。这种调查仅仅限于北大图书馆,如果把全国所有图书馆及高校学报上的论文做个彻底的统计,得到的数字肯定是天文数字。

  一本《红搂梦》究竟养活了多少家出版社呢?一位出版界的专业人士估计,《红楼梦》至今全球发行应该在上亿册之多,仅出版《红楼梦》一书至少就在几十亿元的产值,所以市场上才会有那么多出版社出版的不下几百种的各种不同版本。

  与出版相关的还有全国各地众多的红学协会,据孙玉明介绍,中国红楼梦学会是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于1980年成立后,全国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分会,而一些高校也纷纷成立分会,分会定期举行活动并印行交流刊物,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红学网络,其间所牵涉到的种种经济利益更是难以计数。

  “红学”经济链究竟有多长

  自《红楼梦》面世以来,围绕它所衍生的“红学”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出版仅仅是其中的一环,除此之外,各种围绕《红楼梦》的文化活动、学术会议,以及影视、旅游等相关方面,都足以说明《红楼梦》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大金山”。

  当年央视投拍的《红楼梦》电视剧,只有近五百万元的资金投入,而取得的巨大回报是众所周知的。正是在这样巨大回报的诱惑下,几年以来,关于重拍《红楼梦》的抢夺权在影视圈内几乎争得“你死我活”。早在2001年8月,就有两家单位同时向广电总局申报重拍《红楼梦》。

  其后,一项预计将投入过亿元的“《红楼梦》重拍工程”宣告正式启动,与此同时,由黄健中执导的电视连续剧《红楼丫头》也已投入拍摄,而另一部《红楼梦》人物系列电视剧也已获得广电总局的立项批准。

  而在旅游方面,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而兴建的北京“大观园”和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早就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类似主题公园的地方,它们为地方旅游所开发出的旅游资源更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而运作《红楼梦》重拍工程的出资方为拍摄这部电视剧,将建造6处“红楼梦影视国际游览城”,计划选址北京、广东、山东潍坊、三亚和沈阳等地,这无疑都是看好“红楼旅游”这块大蛋糕。而为了培养新版《红楼梦》的演员,出资方还将建立一个“红楼梦影视艺术学院”,大赚“红楼教育”的钱。

  孙玉明告诉记者,早在几年前,就有台湾商人要到大陆来开发“红楼之旅”路线,想把国内与《红搂梦》有关的旅游景点全部“一网打尽”,而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北京大观园都曾投入重金开发“红楼宴”。

  看来,与红楼梦有关的一切似乎都能与经济挂上钩,《红楼梦》在现实中已成了很多人的“金楼梦”。不知道当年举家食粥的曹雪芹先生如果知道这一切,会作何感想?(记者 黄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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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非著《红楼末路》


脂砚斋批语

  一本新近的红学专著,可能将对自胡适以来的“新红学”宣判“死刑”。

  对于很多红学专家来说,“克非”这个名字可能是陌生的,因为二十多年来,他始终隐居四川乡下,与红学界素无来往,但他对于“红学”的研究却是“惊世骇俗”的,他的结论在他新近所著《红楼末路》一书中得到了完整体现和表达。

  随便用百度或Google在网上搜索“克非”二字,在连串的网页中就会发现,已有不少想“捍卫”“新红学”的人对克非的“颠覆”之说提出了强烈质疑,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表示强烈赞同。

  这种质疑与赞同鲜有“正统”红学界的声音,更多是来自所谓一些“圈外人士”。对于这种现状,克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淡然表示:“我非红学中人,平生只是嗜红而已。我实无他意,也没什么奢求,只是想将自己在研究中探寻到的真相披露出来。”

  脂砚斋可能是骗子

  著名作家阿来说,克非着力解开红学谜林中的诸多疑案、悬案,堪称红学领域的“福尔摩斯”。以作家身份介入红学研究的克非,其研究工作就是对历史谜案的一步步破解。

  克非详细地向记者道出了他是如何一点一点破解“脂砚斋是个骗子”的真相的。

  脂砚斋所评的《石头记》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上世纪20年代初发现的甲戌本(1754年)和50年代发现的己卯本(1759年)、庚辰本(1760年)。对脂评《石头记》的真伪,红学界一直有争论。

  而脂砚斋这个人,在红学研究史上更是个不解之谜。曹雪芹写,他评,而且一评再评三评。但脂砚斋究竟是何人?新红学有叔父说、舅父说、叔叔说、史湘云说,还有人说是曹雪芹自己,竟然达七八种之多。

  而胡适创立的新红学是以脂评《石头记》为基础展开“考证”的,后来周汝昌、冯其庸等大家的研究,都显示出新红学大体上没有背离胡适的“考证”路标。克非对记者说:“新红学是‘证’而不‘考’,以脂评证脂砚斋,以脂砚斋证《红楼梦》,压根儿不管脂评《石头记》的真伪。”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克非发现,对脂砚斋的种种猜测,无论哪一说都不过是一种猜测,而且都是证据不足的,且诸说相互矛盾,更主要的是每一说本身都没有实证的支持。经过深入研究,克非最终发现,脂砚斋实际上是个骗子。

  克非认为,脂本不但是伪本,而且是拙劣的伪本。他向记者描述了脂评《石头记》的作伪过程:清代《红楼梦》抄本盛行,程(伟元)高(鹗)印本出来后,抄本就丢失了市场,有人便将印本砍残,分别找人作评,再雇请不同的抄手抄成。而三个抄本并非产生于不同年代,而是同一个人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请一批拙劣的抄手弄成的。同时有证据表明,是先有庚辰本,再有己卯本和甲戌本。

  “保卫”《红楼梦》

  曹雪芹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曹家家族又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在克非看来,这样的研究绝非“红学”研究,而只能让研究离《红楼梦》愈来愈远,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多年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世。

  “《红楼梦》绝不能再这样研究下去了,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来保卫《红楼梦》,让‘红学’研究回到《红楼梦》本身,《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小说而已。”克非颇为感慨地表示。

  而在新红学的研究者们看来,《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秘史。不能用研究小说的方法去研究,而是要绕开文本,挖掘背后的秘密,去破译那些掩埋在字里行间的“史实”。

  克非对记者表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这部小说之学。但新红学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明明是一部小说,却要认定它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和曹寅的家史,并依据脂砚斋的附会去附会,于是“自传说”、“家史说”遂成定论,而脂砚斋的大名也因此为红学家所尊崇,为“两说”提供证据的脂批,也自然被捧到了不容任何怀疑的“神圣”地步。

  从实际研究角度看,新红学已经和《红楼梦》本身绝缘。克非称之为“楼外红学”,而这种“楼外红学”长期以来在红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当然,在红学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他所研究的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其他,所以决不跳出文本去附会、去寻秘、去探佚,克非把这种研究称为“楼内红学”。

  红楼“内”“外”之谜

  “楼内红学”与“楼外红学”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识别两者的标准就是看他们尊不尊脂。“楼内红学”的文章、专著的数量甚少,在“楼外红学”的专家们眼里,“楼内红学”不过是小儿科。

  在克非看来,“楼外红学”始终站在《红楼梦》之外,从未曾进入“楼”内;无论从范围、实质来说,它都应该叫做“脂学”,而不应该叫做“红学”;它的研究与作为小说的《红楼梦》基本没有关系。

  由于长期方向不对,时至今日,新红学研究已越走越远,陷入一个巨大的误区;如果不改弦更张,继续在他自己制造的怪圈内研究,那就无路可走了,所以克非才得出了“红学末路”之说。

  十年前,克非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雾瘴》出版后,因其击中脂砚斋的要害,曾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克非估计这本《红楼末路》也会招致更多的质疑甚至责难,但他更期待学术上的交锋,要还红学以真相。(记者 黄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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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红学研究者克非

  当下的红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怕争论,对于民间学者的研究,干脆就不争论,不管你做了多少研究,只要不属于这个框框,基本上就一棍子打死。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是画地为牢吗?

  《财经时报》:我知道你早年一直从事小说写作,并卓有成就,而后来却转向红学研究,这十年来,你都是在写《红学末路》这本书吗?

  克非:是的,这本书整整写作了十年,也可以说是整整研究了十年,才有了这样一本书。

  我知道我所提出的观点会让很多人震惊,因为我上一本红学专著《红楼雾瘴》出版时,就惹怒了很多人,甚至还有一些红学家说要“围剿克非”。所以我在研究中细细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收集资料。

  因为我是个民间学者,收集资料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我是尽最大努力把能找到的资料都找到,然后再细细地分类、对比,做具体的研究工作,每一点我都要细细地求证,所以用了十年时间。

  《财经时报》:你是怎样把自己的红学研究集中到“脂砚斋”身上的?

  克非:“脂砚斋”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历年来谁也不清楚。看他在三个脂本上的批语,好像他是曹家的人,是曹雪芹的亲属,甚至还帮助过《红楼梦》的写作。比如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曹雪芹写得不恰当的时候,他还给纠正。

  当我在读这些脂批时,读得越多越觉得不对,我觉得脂砚斋说的话有很多都是自相矛盾的。

  再看红学家的研究呢,也是有种种说法,单是脂砚斋的身份就有几十种,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就去深入研究,把每一个小点都排列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反复研究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这些说法都不对,脂砚斋不过是个骗子。

  《财经时报》:你的红学研究从根本上动摇了新红学的基础,难道八十余年的新红学就没有一点儿价值?

  克非: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至今已有八十多年了,这么多年里,新红学一直是烧香不进庙,观花不进园,满嘴外行话,充当内行人。一代比一代游离得远,而且越是大师级的红学家越是如此。说起来是件很可叹的事。

  新红学的研究实际上与《红楼梦》早就绝了缘,更让人可叹的是,这种研究却统治着当下的红学界。我看新红学的确没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红学一开始就是错的,方向都错了,那岂不是越走越远!

  《财经时报》:中国的红学家有很多,为什么八十余年里从没有人提出你这样的观点?

  克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胡适的名气太大了,大得以至于他每一句话都是权威,都不容置疑。

  第二点就是五十年代虽然有过“批胡”,但那是政治上的,其学派根基并没有经过学术上的好好探讨。到了七八十年代,一些红学家又老路新走,并形成了具体的框框,大家都在这个框框内转,这样研究下来,看似很繁荣,实际上了无生气。

  而且当下的红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惧怕争论,对于民间学者的研究,干脆就不争论,不管你做了多少研究,只要不属于这个框框,基本上就一棍子闷死。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是划地为牢吗?

  《财经时报》:如何保证你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吗?

  克非:我的红学观点是经过大量严肃的研究工作得出的,我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是不能左右的,但我欢迎公开的讨论。我第一本红学专著出来后,有的人说我想打进红坛称霸,有的说我狂妄无知,其实我一无本领,二无野心,三无兴趣,我只是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披露出来,让大家知道,新红学真的不能再这样研究下去了,这样下去,只能是末路一条。(记者 黄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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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雾瘴之刘心武访谈:红学是不可垄断的


刘心武,四川成都人,当代著名作家

  《财经时报》:你怎么看待当下的民间红学研究?

  刘心武:我觉得当下民间红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被权威排斥的问题。一些红学权威对民间红学研究抱有成见,在内心根本就不承认民间红学研究,看也不看这些研究成果,就觉得这些研究毫无价值。

  我认为“红学”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什么机构或哪个“专家”、“权威”可以垄断的。只要有心得,每个人在“红学”领域都有天赋的发言权。现在的民间红学研究很是活跃,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是若干民间红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财经时报》:一些红学专家对你的红学研究表示质疑,你怎么看?

  刘心武:我的研究工作在一些红学专家眼里是“外行”,你当然可以质疑、批评甚至批判,但不可以对我的研“红”成果、我的主要论著看都不看,翻都不翻,就武断地斥道:“完全是外行话!”这样的“专家”,我只能说他太“专断”,难道惟有被他认可的人才是“内行”吗?谁给他的这种特权?我已积累了十多年的研究,我也相信很多人会认可我的研究成果。

  《财经时报》:你是个著名的小说家,但后来又研究《红楼梦》,你研究《红楼梦》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刘心武:我最早进入《红楼梦》的研究当然是出自兴趣,这是第一层面。我对《红楼梦》的兴趣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只要一进入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本,我的内心就能获得极大的慰藉。

  第二个层面是现实关注,我觉得自己研究《红楼梦》始终有一种现实关怀的情结在里面,我是个作家,同时又是个平民学者,所以我不能不关注现实,包括我自己创作的小说。

  第三个层面就是学术层面了,我自十多年前,就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入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探佚的范畴。我希望将“秦学”研究全面深入下去。

  《财经时报》:在众多的“红学”研究派别中,您受哪一派的启发较大?

  刘心武:我最佩服周汝昌先生的研究,这不是从“派”出发,周先生是自成一派,他在“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红学”分支上都有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

  他也很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我也多次请教过他,他写给我的信就有100多封。当然我最佩服他的是,一方面充满学术自信;另一方面则总是真诚地希望各种不同的意见能在学术层面上进行宽容的讨论。

  《财经时报》:在你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是什么?

  刘心武:最困难的事大体上说有两件,一件是资料占有的难度。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红学研究工作者,所以寻找资料对我而言很艰难,所幸的是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第二件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因为不是所谓的正统学术“出身”,所以自己的研究工作老有一种被“正统”歧视的感觉。

  我的研究工作其实是很寂寞的,又要抵抗住那些来自所谓“正统”的非议。我虽然是一个还算有一些知名度的作家,但还是感到心理压力比较大。

  《财经时报》:你的“揭秘《红楼梦》”在公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你怎么看待当下的“红楼热”。

  刘心武: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红楼梦》毕竟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我在央视用“悬疑式”的话语方式来讲《红楼梦》,目的之一就是唤起人们阅读《红楼梦》的兴趣。现在也的确有很多人因为听了这个讲座,产生了阅读和探究《红楼梦》的兴趣,这是让我很高兴的事。他们进入《红楼梦》的世界后,完全不必接受我的意见,完全可以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理解。(记者 黄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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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红学

  文/雅小

  在国人心中,《红楼梦》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而“红学”研究也如滔滔江水一样,绵延二百年之久,仍旧有旺盛的生命力。世界上没有哪一本书会像《红楼梦》这样受到无数人的喜爱;世界上也没有哪一门学问会像“红学”这样独一无二;世界上更没有仅仅因一本书、一门学问就产生出天文数字的经济链。

  谈到《红楼梦》,就不能不谈到“红学”,它们像双胞胎兄弟一样如影相随,而暗藏在它们背后的则是不能“浮出”水面的各种利益之争。

  追根溯源,《红楼梦》是取之不尽的母体,从美食到旅游、从诗词到中医、从人情世故到世间百态,人人都能从《红楼梦》中寻找到可供市场消费的资源。而从《红楼梦》衍生出的“红学”在经过多年发展后,甚至脱离了“母体”,长成了另一个“母体”,成为又一个研究不尽的源头。

  “红学”的价值在中国历史上多次被“放大”,无论是五四之前的旧红学,还是其后的新红学。历史上关于“红学”引起的争论大大小小不可计数,但归纳起来,都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大范围内。

  作为政治的“红学”,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批红运动”中,胡适与他的拥戴者们都在“运动”中被“批倒了”,而在70年代的“评红热”中,《红楼梦》与“红学”都被“评”得体无完肤了。

  作为经济的“红学”,从有“红学”那天就开始了。从最基本的印刷到各种伪本的“出笼”,乃至时代发展,这些都算是小儿科了。影视、旅游、服饰等方方面面能开发的,一定要想方设法开发,不怕扭曲《红楼梦》,也不怕“红学”误入歧途,只要能开发出经济利益,曹雪芹纪念馆多建几座都无可厚非。

  作为文化的“红学”,命运也多灾多难。虽然前仆后继有无数学人皓首穷经将自己献给了“红学”,“红学史”上也是流派纷呈,但就像一棵树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生长出的枝杈越来越多,“红学”愈研究,愈复杂,愈庞大。各种流派占山为王,学者们不断另立山头,都认为自己发现了“红学”真相,而这千千万万的“真相”纷呈在普通读者面前,令读者好像面临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失去方向感的读者最终会离开“红学”,走向唯一的《红楼梦》。

  “红学”虽然隔几年就会“热一热”,但“热”过之后,无论是“红学”中人,还是普通读者,希望看到的都是满地真金,而不是满地泡沫。“红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承载了太多不应该承载的东西。其实,它仅仅是一门学问而已,就像《红楼梦》一样,也仅仅是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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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的“红”与“黑”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贯天津。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中国著名红学专家,有多部红学专著问世。

  文/赵维星  

  适逢《我与胡适先生》出版,记者有幸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见到了88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签售新书。早晨,已经有很多人排起了长队,不少人争相前来合影握手。遗憾的是,周汝昌先生已双耳失聪,听不到声音,只能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采访中,每个问题都需要周汝昌的女儿周伦转述。周汝昌听不到,看不清楚,说话速度很慢,他把回答快速写在纸上,我根本不认识。“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周伦说。

  无疑,眼前这位老人让人恍惚想到了《红楼梦》中的某个场景,一种类似的悲剧氛围油然而生。

  “红”与“黑”的悲剧人生

  “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周汝昌说。

  而这个“悲剧”的开始应该追溯到他的孩提时代,那时他就爱听母亲讲述《红楼梦》里的故事。20年后,他和《红楼梦》的缘分逐渐明晰。

  他在书中写到:“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6首直接咏及曹雪芹的诗。”

  他兴奋不已,由此沉醉红学,一生不醒。周汝昌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的一段佳话。胡适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与《红楼梦》结缘后,周汝昌的坎坷人生也由此开始,双耳失聪,后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仅靠右眼0.01的视力支撑他治学至今。一部《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成了“红人”。

  但《红楼梦》也曾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学”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

  1954年周汝昌被特电从四川大学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编辑。后来批俞(平伯)、批胡(适)运动逐步升级,周汝昌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典型代表。这个巨大的转折发生在他34岁时。后来他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直到1970年,才被周恩来调回北京。15年时光,他就这样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但他从未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

  他说这是悲剧,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是他和《红楼梦》及曹雪芹“前情未了”与生俱来的宿命。

  我早就不是红学界的人

  是什么魔力让周汝昌60年来一直坚持红学研究呢?笔者不禁好奇。

  “你别说他是红学家。他不太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周伦立即说。

  周汝昌解释道,“红学家”本是清末文人的一个戏称,在庄重的学术领域里不会采用它。正因为如此,沿袭以此称人者大抵带有玩笑乃至讥讽的意味。而且,它所包含的实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钗黛争婚”式的假《红楼梦》之闲谈漫论类;二是“索隐派”的种种奇谈怪论、猜谜破闷——这都与“学”毫不相涉。

  周汝昌不愿作这样的所谓“学者”。周汝昌治学的范围较广,其宗旨都是探索中华民族传统大文化的精神脉络,“红学”只是这一宗旨的汇归、结穴,世俗所指的“红学家”并无此义。

  “我早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一年,1987年回来之后,我就向文化艺术研究院谈了我的愿望,不想在红楼梦研究所了,我退出。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利害关系。一般的群众对红学也不了解,认为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恋爱……这简直是糟透了。” 周汝昌叹息着说。

  如今,强调“做自己学问”的周汝昌,已经和红学界的一些专家没有共同语言了。

  常人眼中的疯子

  周汝昌的研究,涉及了史学诸多领域,尤其是清史学、满学、八旗学,甚至还包括文化学、氏族学、谱牒学等,于是有人评价他:“他已不再是红学界的人,他研究的是中华文学。”

  的确,周汝昌已经跳出了世俗的红楼梦研究的小圈子,但他对红学的迷恋是矢志不渝的。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红学研究中,生活中的周汝昌对红学同样爱得无法自拔。在常人看来,他简直是一个“疯子”。

  周汝昌每年都为曹雪芹过生日,却不知道夫人和女儿的生日;他每年大年初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为曹雪芹上一烛香;他生病不信医生,自己按照红楼梦里的方子抓药来吃。

  一位熟悉周汝昌的人说:“周先生是个全才,书法家、诗人、金石家、画家、兼有多种身份。他的书法,我所看到现在挂在他们家里的,全是《红楼梦》里的诗和他自己写的红楼诗。周老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爱与憎,也是分明不过的。作家出版社曾出版一本清代画家孙温的绘本红楼梦画册,是全本一百二十回的。曾请他为每幅画题诗。他说,我只题前八十回好不好?出版社说不成。后来他把前八十回用了七言,后四十回用了五言,一下子就泾渭分明了。而且前八十回用的是赞美的语言,而后四十回多半是不屑的。”

  从这位人士描述的逸事来看,周汝昌先生的确是够“偏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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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学在草根时代

  文/徐涛

  不知道若干年后,红学史上会不会有刘心武的名字。

  反正我只知道在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很多专家或者以熟读《红楼梦》者自居的人们在批评质疑刘心武的时候,街坊大妈跑来向我借红楼梦,说,听了刘心武的讲座,就特别想读一下,年轻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红楼梦原来该这么读。

  专家说刘心武讲得不对,刘心武也只是一家之言。我向她解释。

  大妈愣了一下,然后不以为然的说,那又怎么样,反正我觉得他讲的挺好,以前也没听哪个专家像他这样解释得头头是道呀。说话的那个语气就像超女们的fans在打嘴仗,玉米们说,我知道李宇春唱得没张靓影好,但是我们就喜欢她,怎么着?

  我暗想,曹雪芹的那个时代已经终结了。

  那个时代是文学艺术被标榜为“阳春白雪“的时代。红楼梦的故事都还没怎么开始,曹雪芹就已经很有自知之明地写:“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现在这个时代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媒体,大众一下跃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决定着这个时代幕布前的表演者。

  就像超女的短信对决一样,老百姓用电视遥控器投票,结果央视《百家讲坛》的收视率节节攀升。这还真是“人民作主”呢。

  这有什么不好呢?大众们也得到了不少的乐趣。谁说除了专家之外,工农商学兵们就不会想了解一下博大精深的《红楼梦》呢?8小时之外,已经很是劳累,谁会挑灯夜读,研究各种版本,考证评论一番呢?电视上面看个究竟也就罢了,何必那么认真。

  而刘心武们在这个时代一点也不用担心会遭受到俞平伯50年代时受到的那种待遇,即使网络上许多的漫骂再难听,也并不妨碍一家之言的发表。即使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得像李宇春那样,只要有人接受,那就仍然可以有自己的市场——“天生我才必有用”。

  不过这又有什么好的呢?很多学者多年寒窗进行研究,然后抬头发现,学术市场已经被迎合大众心理的书籍占领了,少不了又是“一把辛酸泪”。长此以往,学术全都市场导向,让位给了所谓显学,这批学者没家伙吃饭了,那可怎么了得?

  怪不得这几年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少,诗人们也差不多快下岗了。

  然而大众也结结实实地晕头转向了,看视频,发短信,全然陷入了这些被制作出来的热点之中,失去了自我主导的能力。

  早有学者说这是现代化社会必然出现的困境。人们的选择表面上看有无限的自由,实际上,却被大工业时代的文化消费及生产异化了。弗洛姆说这种社会里的人是“快乐的机器人”,或许并没有那么糟糕——无论是成为人还是“快乐的机器人”,终究还是决定于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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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学小传


李秋君所绘《曹雪芹小像》

  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学,至少在乾隆18年(1753年)就开始了。红学家们以五四运动为界线,将红学分为新红学和旧红学。

  旧红学主要派别

  评点派:

  中国文学史的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金圣叹批《水浒传》、毛宗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西游记》等,后来竟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脂砚斋是最早学金圣叹而对《石头记》(《红楼梦》)加以评点的评论家,他写下大量评点式评语,因而使《石头记》获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专有名称。脂砚斋的批语随《红楼梦》抄本的正文保留下来。

  索隐派:

  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所谓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在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学派。索隐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繁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

  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当推周春(1729-1815)。周春认为《红楼梦》为“叙金陵张候家事也”,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不大。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观点有“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亦称福临与小宛情事说),“排满说”等。

  题咏派:

  题咏派着眼于书中人物之悲欢离合,从而寄其羡慕或感概之情。题咏派的诗词、赋、赞,有的抒发“荣华易逝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渗透着佛家的“色空”观念和“梦幻”思想;有的抓住书中“风月繁华”和“爱情故事”大肆渲染所谓“繁华”之景和“香艳”之情,吐露出一种仰慕、一种思绪。

  王国维:

  旧红学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而是自成一派的,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

  新红学主要派别及思潮

  考证派:

  新红学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在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胡适的‘考证’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胡适彻底抨击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

  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

  三、四十年代:

  上世纪30年代,红学渐渐跳出了胡适的“考证”、“著者”、“本子”之类的小圈子,不少研究者另辟蹊径,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对《红楼梦》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人物形象加以探讨。40年代,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心理状态分析之上。40年代末,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在“红学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

  “批红运动” :

  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随即展开了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新老红学的诸多观点都受到了批判。1953年至1963年间,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是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时期,主要标志是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展览会”。

  红学现状:

  1976年以后,红学研究的内容愈来愈广泛,分工愈来愈细,人们对红学的概念亦进行了重新认识。周汝昌提出“现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是红学中“四大支柱”。多数红学家主张将红学分为“曹学(外学)”和“红学(内学)”。“曹学”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传记、文物等;“红学”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思想内容、人物创造、艺术成就、成书过程等。(资料整理 雅小)

    来源: 财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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