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历史人物
探访史铁生的内心世界:站在人的疑难之处(图)
华夏经纬网   2006-04-03 09: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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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小说与散文发表。1998年罹患尿毒症,终至透析。病情稳定后,有随笔集《病隙碎笔》和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等出版。作品多次获奖。现为北京市合同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用三年时间的所有上午写出来的

  “在我们几十年的生命里,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难,而不是幸福。如果你老是写幸福,可能会枯竭。”

  ―――史铁生

  《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对自己的又一次眺望。这部长篇被他称为“心魂自传”,他把自己的内心、精神以至肉体再次放到浩瀚的时间之流,生死轮转,灵肉纠缠,性与爱排演,理性与激情的上升与坠落,孤独与慰藉的给予和失去,它和史铁生在几年之前完成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长篇思想随笔《病隙碎笔》一起,构成史铁生重要的精神性的书写。

  从死中看生

  南方周末:在你的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你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史铁生:这是我在肾坏了、刚刚透析之后写的。确实,那时你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

  南方周末:你写“史铁生的墓”,给自己设计墓志铭,你说死,说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一个禁忌。疾患使你看透生死了吗?

  史铁生:透吗?不敢说是透。死意味着什么,死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去证实它,也很难证伪。哲学的问题,据说是从死开始的。佛家讲人生老病死。实际上最触动人的还是死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不能谈的。人们不说死,一说到死就很害怕。好像死是不在的,永远都不在。忌讳谈死的,如果他是病人,我就觉得他的病白得了;如果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的损失就更大。我觉得人对死的想法很苍白时,对生的想法也会很不清晰。古人说:“不知生,焉知死”。但还有一种看法,是“不知死,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时候,死一直在温柔地看着你,或者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不说的人,也分明意识到它在那里,而且深怀恐惧。

  南方周末:残疾和磨难使你比常人更容易体察到人的根本处境吗?

  史铁生:未必,未必。佛祖也并没有残疾呀。而磨难又差不多是人人都逃不开的,也很难比较磨难的轻重、大小。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我说过,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比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我看他最不寻常的品质是诚实和善问,问人生的一切善恶原由与疑难。我觉得这才是写作者应该有的立场。

  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惟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

  南方周末:看到你描述透析室的情景,你写过病人和家属因为拿不出治病的钱悲伤痛苦,在医院你更真切地看到生命的困苦和患难吗?

  史铁生:透析费用一年数万元,且年年如此,这个负担靠一般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不光是透析,很多病都有这样的问题―――决定你活命的是钱,不是医疗技术,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不只是医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在你走进医院看病的时候出现问题―――不平等。我见过一个靠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都好像听不懂,那种绝望让人难过。我还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没能救活他们未成年的孩子。我听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啊,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最可怕的是:人类走到今天,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限?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死都死大概也不是个办法。

  残疾与爱情

  南方周末:在你的写作中,残缺和爱情是两个重要的主题。对你来说,残缺和爱情是人的宿命和寓言吗?

  史铁生:我没想写残疾人的爱情遭遇,那些东西被写滥了。我写的是人残缺的背景,使爱情成为可能和必要。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这是人之个体化的残缺,所以我们需要与他者的沟通、亲和。而他者,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差别、隔离、恐惧甚至伤害,这是社会化的残缺。我们因残缺走向他者,因残缺走向爱情,但是我们通常会从他者那里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残缺,残缺和爱情互为因果,我甚至认为它是人类的寓言。残疾或者说残缺与爱情,我觉得,在所有人的心理或处境中都有它们的影子。

  南方周末:在你的书里你抒写了对情爱的渴望和幻想。《我的丁一之旅》、《务虚笔记》、《灵魂的事》都能看到同样的爱情事件,你对爱情的渴望和幻想没有因为疾病和磨难止息吗?

  史铁生:是这样。人在把死给安置了以后就开始想生,生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爱:爱情问题、性爱问题。

  其实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主要探讨的就是爱的问题。我说,丁一生来就是一个情种,为什么生来是一个情种?情种实际上就是渴望他人的,说到爱,爱的最根本是他者的问题。有人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我不这么看,母爱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它针对的是自己的一部分,它是针对自己的孩子。爱的意思是针对他者,爱是对他者的敞开,爱渴望寻找联接,而不是封闭。生而为情种的人有几个特点,比如他好色,好色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坏事吧,他喜欢美好的东西。但这是不够的,更多是他肉身的性质,是一种自然的本能。那么爱,我说的敞开,可能是对他人的,也可能是对他物的,还可能是对整个世界的。他都取一个沟通和敞开的状态,而不是封闭的状态。

  南方周末:你的爱情生活是怎样的?你的爱情有过曲折吗?

  史铁生:我们俩,已经互为部分了吧。要没她,别说写作了,我什么也干不成,就那么点力气,生活的碎事就快把你磨没了。爱情,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机缘,这种机缘你无法说清楚,缘分真是因因果果,你不知道从哪儿就排布下来了,这个时候除了感恩也没有别的。包括也得感谢她的父母。包括还得感谢她父母的父母,她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爱情它有历险的一面,我也就是历险成功。怎么历险你也说不清楚。刚开始谈恋爱,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你也不能具体想象,除了抱着一个诚心之外,你还真的要靠机缘。你知道上天怎么排定你的命运?你知道你的人生的剧怎么演吗?不知道。如果你知道怎么演的话,那就是戏剧,不是生活。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恨?事实上,因为残缺和由残缺带来的他人的漠视甚至轻蔑,导致了残疾者的恨。

  史铁生:恨是不好的,恨是一种自行封闭的心态,它既不期盼向外界的敞开,也不期盼与他人联结,就像一个孤立的音符,割断了一切意义自己也就毫无意义,所以我说过它是一个噪音。残疾情结不单是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

  南方周末:你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这么多疾病的困苦,内心会有幸福感吗?

  史铁生:我现在很有幸福感。大概是40多岁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感恩的心情,心里自然而然地冒出了一句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话:感谢命运,感谢它让我明白了很多事。但这个幸福也不是说我每天都是特别满意的。幸福是什么?幸福不见得是某个具体的满足。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但是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对一种现实满意到非常流畅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对写作而言,有两个品质特别重要,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荒诞感。想象力不用说,荒诞感实际上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到并不好的东西,看到并不能使我们的人性变得更好的东西,看到并不能使我们的梦想都能够符合心愿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现实的世界永远存疑。对人而言,幸福总是有限的,而人的疑难是无限的。

  在疑难中写作

  南方周末:终年的疾病缠绕中,你怎么能使写作成为可能?

  史铁生:我的日常状态就是一个星期3天透析,只有4天可以工作,而且在这4天里也只有4个上午是可以工作的。或者读书,或者写作。总之工作时间比我肾坏之前缩了一半。因为你去掉3天,这4天还要被打折,所以我其他的事情全都不做了。所以我现在不参加活动,不接受媒体访问,有人说我吝啬,其实是因为我的有效时间太少了。写《我的丁一之旅》是我在3年的时间里利用了所有的上午,什么都不做,实际上是写了3年,3年先要去掉一半,透析的时间。再要去掉一半,3年的下午。所以3年的一半的上午就是用来工作。其他的事情我就都不管。

  南方周末:在开始一次新的漫长的写作之旅前,你有信心走完它的全程吗?

  史铁生:在我试图写一篇我感觉比较重要的作品前,我总要下决心,下什么样的决心呢?下一个失败的决心,而不是下一个成功的决心。因为既然是写疑难,那就一定是相当疑难的,我不能保证准能写好。成功又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这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写作是一个私人的事情,你只对你自己负责,只能对失败负责,不能老去想成功的事,否则那么大压力还怎么写?对我来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对自己的提问,你给自己回答了一个问题,你要在意别人承认你吗?我说写作更多的是私人的事件。有两个事件是特别私人化的。一个是写作,一个是爱情。你去爱一个人,你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吗?别人怎么说你就放弃,别人怎么说你就会追求?这是一个没有主见的恋爱者。我觉得写作和恋爱特别相近。它们都是个人的疑难,你别跟人商量,它没有商量。

  南方周末:你是在常人无法忍受的疾病困扰中写作的,我看过你说“写作的宿命”,写作是你不能离弃的吗?

  史铁生:先插一句:大家都是常人。常言道: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谁是神仙吗?没有的事。你刚才说写作的宿命,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注定了我要去靠写作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我说写作之所以宿命,是说我心里有很多疑问,它揪住我不放,我躲不开它。其实我觉得是在为自己写作,因为我内心有这么多的疑问,其他的也有,比如情感,我觉得更多的是疑问,我有这么多疑问,我要想它,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不管写不写我都是在写作。不能说我动了纸、动了笔,就叫写作,是因为心里有了这么多疑问,一直在询问这些难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写作,这就成了我的宿命。有人说枯竭的问题,我说如果写作是由于疑问的话,怎么会枯竭呢?难道人生的疑问还会没有了吗?你自身的疑问难道还会没有了吗?除非你没有了疑问,那你就会枯竭,如果这疑问永远有,枯竭就不会来。因为在这个世界,在我们几十年的生命里,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难,而不是幸福。如果你老是写幸福,可能会枯竭。

  南方周末:“丁一之旅”在表达什么?你能说出它的关键词吗?

  史铁生:疑难。我觉得我是写人的疑难。“丁一之旅”包含不止一个方面的疑难。我写了爱情的疑难。你别把爱情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爱情是生活的全部。如果仅仅是结婚生孩子,那它只是爱情的一部分。人始于它终于它。爱情包含着一切,我就写这种爱情的疑难,它几乎在人生中处处弥漫着。

  南方周末:现在作家在强调写作的立场,你的写作立场在哪里?

  史铁生:我其实并不太喜欢“立场”这个词,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吧,它有一种被捆绑的感觉。我们就说作家站在哪儿吧,那我说我就站在人的疑难处,人的一切疑难都应被关注和思考,那可比“理论”和“主义”要复杂多了。比如说贫困与弱势群体等等吧,那当然必须给予更多关心,但那也只是人的全部疑难的一部分。

  (此稿经史铁生修正,并同意发表)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夏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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