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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东方时空》就是对的时代里本该做的事
华夏经纬网   2018-06-11 1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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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

  生于1968年,1989年被分配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工作。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担任主持人,后正式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至今,主持《焦点访谈》《新闻1+1》《新闻周刊》等节目。

白岩松主持《东方时空》的早期工作照。

外拍采访。

“带伤”坚持工作。

  白岩松1968年出生在一座边疆小城,在他十岁之前没有勾画过什么未来,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1985年,他考入北京广播电视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来到北京。时值中国快速改革的年代,校园里涌动着理想主义气息。那时白岩松喜欢朦胧诗和摇滚乐,大学毕业后原本想创办一份流行音乐报纸,却阴差阳错地被正在招兵买马的《东方时空》“相中”。

  1993年5月1日,央视新节目《东方时空》在早晨亮相。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台前幕后的那些有活力的人开启了中国电视“把宣传变为传播”的变革,它改变了观众打开电视的时间和收视观念,开创了电视新闻人的先河。《东方时空》的开播,让电视人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去看待新闻。“关注老百姓”是其最核心的理念,把电视台采访者和普通观众之间的视角拉为平等,是其最大创举。新闻改革的实验正从这里开始。

  在白岩松看来,《东方时空》的诞生和改革开放密切相关,“没有邓小平南巡,就没有《东方时空》。”上世纪90年代初,思想和社会空气重新活跃起来了,改革开放中间的每一个举措,都会带来个人和集体命运的改变。

  童年记忆

  1978年第一次来北京,住的澡堂子

  1968年,盛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白岩松出生。

  那一年世界非常乱,马丁·路德·金遇刺,留给全世界同一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但当时的中国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大家关心的只是能否吃饱。

  白岩松生活的小城镇里只有二十万人口,和北京的距离有两千公里,要想了解北京出的报纸,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见。对于那里的人来说,并不存在新闻这个说法。

  他记得七岁那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他家门口的广场上出发,他和哥哥都去看了,回到家开始讨论自己的未来。白岩松当时想的是,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他可以躲过上山下乡,中学毕业后接替妈妈进入学校,做后勤工作,或者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八岁时,白岩松的父亲去世。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抚养两个儿子,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梦想”这个词对儿时的白岩松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

  1978年白岩松第一次来到北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在北京吃饭,每个座位后还站着两个人,一是排队等座,二是等着他们吃完饭的乞丐;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可以靠近的,上面贴着钱,是要给周总理盖纪念堂的。

  晚上白岩松得跟着母亲去住澡堂子,那时的酒店实在太少。在北京第一晚住在鲜鱼口,第二晚住在崇文门。十点钟等澡堂子的人走完后,妈妈进女宾部,白岩松进男宾部,第二天早晨七点前在门口相会。这就是白岩松对外面世界的十岁记忆。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就在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而他的命运也注定被改写。

  大学时光

  做广播站“记者”,和崔健聊了一个小时

  1988年,冬天,北京。大四的白岩松开始找工作。

  真正让他感到改革开放对自己产生影响的事件就是高考。1979年,哥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那年黄永玉出了猴票,白岩松属猴,哥哥给他寄回来了几张,大多被他送了人,自己留下的都是盖了戳的。哥哥回家还带回了“特好吃”的富强粉挂面。白岩松从哥哥身上已经隐约感到命运的改变。

  六年后,他在1985年考上大学,来到北京。这一年的北京跟他十岁来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了国庆35周年的大典,有了“小平你好”,所有东西都焕然一新。

  那时候的音乐、诗歌、小说,对白岩松这一代大学生起了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虽然学的是新闻,白岩松笑言,大学时大家都不看《新闻联播》,“大学期间最重要的看电视经历当然是1986年的世界杯,还有1988年荷兰夺冠的那届欧洲杯。要看的东西太多了,话剧、音乐会,晚上的讲座。”

  让白岩松印象最深的是广院经常放同声传译的电影,比如《湖畔奏鸣曲》《两个人的车站》《悔悟》等等,一两毛钱一张票,现场有一位北外的老太太,一个人翻译所有的角色。就这样,白岩松看了很多世界影史上的经典作品。

  更让白岩松着迷的是,摇滚乐。他说,如今经常有大学生会问,“白老师,如果有时光穿梭机,让您回到我们现在这个岁数,回不回来”?他说不回,“因为你们现在的歌都太难听了。”

  华语流行音乐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台湾起步,大陆正式对流行音乐的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乡恋》到邓丽君,白岩松读大学时罗大佑已经在流行音乐上起到了主导性。1986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出来了。正好广播站归白岩松管,所以当年广院的喇叭里总放着崔健的音乐。白岩松回忆,自己作为校广播站的记者,跟崔健打电话聊天,聊了将近一小时,“这是在那个时代才会有的一种交流。”

  《东方时空》

  再穷我也照过镜子,“被骗”当上主持人

  白岩松对摇滚乐的热爱,让他差一点要去办一份流行音乐报纸。

  1989年,大学毕业,他被分到了《中国广播报》。“当时大家都非常前卫的,也很兴奋。想以报纸为平台,将来签歌星出专辑,承办演出,扛起流行音乐的大旗。”

  这句话在1993年是石破天惊的。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成这份报纸,但也无意中成就了如今走上新闻人道路的白岩松,将他推上了“东方时空”这辆列车。

  在白岩松筹备音乐报纸的同时,制片人时间要创办《东方之子》,四处找人。经人推荐的白岩松起初负责节目策划,给主持人准备材料和帮主持人设置问题。

  一次主持人在采访时,白岩松认为问题问得很傻,立即就告诉时间,主持人应该问什么。白岩松记得自己有次说话不知天高地厚,“你们还好意思做这样的节目,要是我早就跳楼了,都得跳十回”。时间突然说,那你当主持人得了。

  白岩松常说一句话,再穷我也照过镜子。言下之意,他很了解自己的形象,因此,他压根就没想过当主持人。时间了解后,轻描淡写地说:你见过有人早上看电视吗?没有啊。谁会看着你呀。白岩松一想也是,就这样被“哄骗”着当上了电视主持人。

  当年《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深圳,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大家从四面八方会集而来,新闻改革的实验正是从这里开始。在《东方时空》之前,没有电视新闻人,连可参照对象都没有,白岩松半开玩笑说,“我们这帮‘歪瓜裂枣’之所以能被大众接受,就是因为没有比较对象。”但这不就是改革的意义吗?“沙漠中见到仙人掌,都觉得是绿色植物,迅速接受,所以被宽容地成长”。

  在白岩松看来,《东方时空》的诞生和改革开放密切相关,“没有邓小平南巡,就没有《东方时空》。”上世纪90年代初,思想和社会空气重新活跃起来了,改革开放中的每一个举措,都会带来个人命运和集体命运的改变。白岩松在杨伟光台长去世的当天,脑海中突然蹦出一句话,“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再回头看邓小平南巡讲话,“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时代重新对了”。而《东方时空》就是重新对了的时代里原本就该做的一件事。

  今年是《东方时空》开播25周年,1/4个世纪,白岩松感叹,中国的电视新闻,依旧没有开启第二次的改革。“我期待着下一个机缘,像上次《东方时空》一样,具有起点意义。”

  感慨当下

  要懂得为年轻人呐喊、替他们挡风遮雨

  2008年,盛夏,北京。在改革开放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白岩松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那一天他感慨万千,生日当天他在直播比赛。二十四小时后,他依然在直播。在奥运会中默默进入了不惑之年,让他意识到了自己故事背后的中国梦。

  时至今日,白岩松依旧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对潮流文化保持着兴趣。问他听嘻哈吗?看街舞吗?他抬头看一眼记者,“我一个差点办流行音乐报纸的人,我不觉得中国有几个年轻人比我更懂流行音乐。”

  他喜欢年轻人。今年他50岁了,在年初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写给60”,其中有一句话是,如何去做一个更可爱的老头?白岩松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为年轻人呐喊,争得权益,关键时刻还能替他们挡风遮雨。

  “我觉得跟年轻人站在一起永远不会错,因为将来替你写墓志铭的也是他们。”

  时光倒退回四十年前那个夏天,十岁的白岩松第一次来北京,他从来没想过今天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白岩松出生在一个“非改革不可”的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了平等的权利,也将他从边疆带到了央视,成为一名新闻人。

  改革开放将往哪儿走?白岩松说,改革开放要往对人性更了解,按规律办事的方向去发展,“成为更大的国,不是说GDP翻多少倍,而是拥有更大的胸怀和对人更大的了解,以及更大的尊重。”

  倒带40年

  1 改革开放新接触到的哪部作品,让你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体验?

  白岩松:歌是崔健的《一无所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诗是北岛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从这首诗我开始寻找自己的语态,建立自己的思维和对世界的认识。

  2 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意识到改革开放真的影响到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白岩松:考大学。1979年当我哥接到录取通知书要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还在构想着他下乡,想着他会去哪,我将来去哪接班?突然,命运岔道了,开始有新的道路,我哥上北京就回信给我们,我母亲会给我看。我再也没想过其他选择,肯定会考上大学的,那个时刻是巨大的改变。

  3 当时有什么样的梦想,实现了吗?

  白岩松:1985年,我进了广播学院新闻系,梦想是成为一位好记者。那时候在我们面前写着很多的名字,法拉奇等等。包括国内那时正是媒体第一次高峰,教我们报告文学的老师是当时最有名的报告文学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好记者。一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记者才是最牛的。

  4 第一次出国又是去哪里?

  白岩松:第一次出国在1994年2月,春节刚过就接到主任打来的电话,让我准备一下去日内瓦出差,复关谈判。第一次出国遭遇的就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相关的一个大动作。那时候真是觉得欧洲什么东西都贵,什么都买不起,我基本上都是吃食堂。回国之前买了一把瑞士军刀,到现在我家还在用,还给我媳妇买了一瓶香水,都是在大使馆给我们开放的一个内部购买小卖部买的,不敢在外面买。

  5 对于当时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或作品,你周围的人有什么样的评价?

  白岩松:我是一个不太关注周围人说什么的人,我最在乎的不是观众的评价,而是同行者的感受。比如在《东方时空》的时候,1993年到1995年间,那时我们经常骂自己,比观众骂得狠多了,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编导都会被骂得号啕大哭,甚至被骂出会议室,但隔一会儿就回来了。那时的严厉现在回忆起来全是美好的。

  采写/记者 刘玮 实习生 夏秋子

  摄影/记者 郭延冰

来源: 新京报

 

 

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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