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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了三春烟火 就读懂了散落在历史中的岁时记
华夏经纬网   2020-04-02 10: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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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时记”大概是古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最有力的明证了,是人间烟火里的诗。人们在元旦时“进屠苏酒”,立春需“彩仗驱牛”,清明则扫墓踏青……

  后人在欣赏这一派田园风光时,往往看不到牧歌背后的苦衷。民以食为天,农作物的种植对季节把控有着严格的要求,唯有“不违农时”才能“谷不可胜食”。于是在农耕文明的“刚需”下,上古的“圣人”们不得不把观测到的重要岁时制度化成月令,要求百姓遵循。后人眼中诗意盎然的“东风解冻”“雷乃发声”等候应,在古人眼中一旦没有按时出现,往往预示着危险,于是在这些重要的岁时,人们自然需要通过一系列禳灾祈福的仪式活动以求得五谷丰登、岁岁平安。

  作为脱胎于自然规律的人间律法,月令有着酷凛的一面,这一倾向直到南北朝才有所改变。南朝梁时期,宗懔第一次以百姓的眼光观察起岁时节令,用《荆楚岁时记》如数家珍描述起这些时间节点的民风时俗——那些早已制度化的节日,由此才逐渐卸下礼法的重担,流露出温婉的一面。

  岁时节令在本质上终究是社会需求的映射。在农耕色彩较强的时代,农人们试图在恰当的岁时用特定的活动体现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而当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节日中的娱乐色彩便日渐明显。

  岁时记里书写着文明史,而春天作为一年之始,更是岁时节令文化的集中体现。读懂了岁时记,就读懂了中华文明;而读懂了春天,就读懂了散落在历史中的一部部岁时记。

  【魏晋岁时:春风料峭馀寒重】

  立春贴 “宜春”是为了适应春季的展开,元宵祭蚕神是为了祈求蚕业顺遂。魏晋时期的岁时节令还相对朴素,人们在一年之初所思所想大体脱离不了禳灾祈福,这背后也能折射出当时农人生活的艰辛

  中国第一本岁时记诞生于南北朝并不是个偶然。五胡乱华后,中国陷入漫长的分裂期,衣冠士族的舞台也从天高地迥的中原转移至层峦叠嶂的江南。月令的森严色彩逐渐淡化,崇尚魏晋风骨的文人们更有可能从远离庙堂的视角来审视时间观念,于是便有了南朝梁官员宗懔在思乡之余创作的《荆楚岁时记》。他不知道,这一提笔,昭示了一个崭新体裁的诞生。

  《荆楚岁时记》以时间为序,其开篇自然也要从元旦开始。在中国改用公历之前,“元旦”一直特指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庆祝活动尤为集中,《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

  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讲究“过新年穿新衣”,这一习俗其实就能追溯到“长幼悉正衣冠”这六个字。不过,魏晋元旦风俗的“重头戏”倒不是穿衣戴帽,而是后面的“开春大宴”——这里的每一道菜品,都大有讲究。

  椒柏酒是椒酒与柏酒的合称,分别用花椒、柏叶浸制。椒与柏在民间被认为是“玉衡星精”和“仙药”,能蠲除百病。桃汤是以桃树枝叶熬制成的汁,古人相信桃木能驱鬼,道士打醮亦常以桃木剑为法器,饮桃汤为的是“伏邪气,制百鬼”。因为王安石《元日》中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一句,屠苏酒可谓大名鼎鼎,其实“屠苏”指的是草屋,服虔《通俗文》言“屋平曰屠苏”,魏晋人会在屠苏中制药酒,据说在元旦“合家饮之”,能“不病瘟疫”。胶牙饧是用麦芽等原料制成的粘性软糖,《荆楚岁时记》猜测其意“胶牙者,盖以使其牢固不动”,自然是讨个牙齿健康的口彩。五辛盘其实就是春饼的雏形,取“葱、蒜、韭菜、芸薹、胡荽”五种辛辣之物,食之可以发散邪气、调动气血。敷于散和却鬼丸均为方剂,出自于葛洪《炼化篇》有驱邪避鬼的功效。“鸡子”即鸡蛋,早在东汉张仲景《张仲景方》中就有以鸡子、大豆等物以驱“恶气”的药方,作为日常食物,鸡子依然是辟瘟之物……可以看出,这顿“开春大宴”不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是饱含着避除疫疬的朴素愿望。人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阖家平安、远离疾病困扰,食用种种“药膳”就成了元旦里自然而然的选择。

  相对于“吃”,“凡饮酒次第,从小起”别富深意。古时礼法尊老,饮酒一向是长者为先,为何元旦饮酒却要从年轻者开始?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按语中如此解释:“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细品之余,竟有一丝时光逝去的落寞。

  如果说元旦代表了万象更新,那立春就昭示着一年劳作的开始。此时大地回春,天气转暖,《时训解》中第一个“风不解冻”的“凶兆”,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计时的。相对于元旦的“华丽阵容”,《荆楚岁时记》中的立春风俗只有“悉剪彩为燕戴之,贴‘宜春’二字”。不过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句话,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有“宜春百福字销金”一句,可知当下人们在新年贴“福”字的传统,源头正是这个“宜春”贴。及至元宵,人们白天“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夜晚则“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其实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个传说:在正月十五用膏粥祭蚕神,可以求得养蚕丰收——贴“宜春”是为了适应春季的展开,祭蚕神是为了祈求蚕业顺遂,虽然节日不同、风俗有异,但背后的美好愿望却是一理。

  去冬节一百五十日,是历史悠久的寒食节。寒食节最重要的习俗是禁火,然而在魏晋民间,寒食前后却是嬉戏娱乐的好时节,斗鸡、打球、秋千等活动层出不穷,大约此时已临近夏天,天气渐渐暖和。寒食虽然名中带“寒”,其风俗却是魏晋春季中一抹难得的“暖”色。

  魏晋时期的岁时节令还相对朴素,人们在一年之初所思所想大体脱离不了禳灾祈福,这背后也能折射出当时农人生活的艰辛。魏晋春天的诗意,是“春风料峭馀寒重”。

  【宋代岁时:红杏枝头春意闹】

  寒食节宋人祭拜祖先、踏青春游,商贩们则不放过“消费者”出行的契机,纷纷卖起“伴手礼”。在经济繁荣的“底气”中,宋代的岁时节令有了浓浓市井气,人们虽也不忘禳灾祈福,但更愿意花时间享受人生

  从宗懔生活的时代向后四个世纪,就来到了宋朝。这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且节假日密集的时代,岁时记春季风俗,也热闹了许多。

  宋人元旦最主要的风俗是关扑——城市居民尤其如此。《东京梦华录》载:“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关扑其实是一种赌博,参与者将铜钱掷在瓦盆中,以铜钱的正反面确定输赢大小。平日里这种赌博被明令禁止,唯在元旦、寒食、冬至三个“小长假”中开放,手痒难耐的市民们参与其中自然热火朝天,常常致使道不成行。

  关扑老少咸宜,民众喜闻乐见。贫者可以用生活器具、食物、柴炭为赌注,富者则以珠翠、玩好、玉石等为赌注,洪迈《夷坚志》中还记载了一个关于关扑的夸张故事:“会有持永嘉黄柑过门者,生呼而扑之,输万钱。愠形于色,曰坏了十千,而一柑不得到口。”这里的“扑”做动词,李生看到门外有人持黄柑经过,第一个念头不是买而是关扑,直到输了万钱还没有吃到一口黄柑——虽然嗜关扑至此的一定是少数,但管中窥豹,将关扑称为宋人的“全民元旦嘉年华”也绝不为过了。

  相对于贴“宜春”,宋朝立春时的鞭春仪式就繁复了许多。在立春前一日,官府需准备一头土制“春牛”,待立春时迎至府衙前进行鞭打,这便是鞭春。鞭春之礼源于《礼记·月令》中的“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仪式,但形制更为华丽:不仅“春牛”要“以太岁所属彩绘颜色,干神绘头,支神绘身,纳音绘尾足”,就连鞭子也要用五彩丝缠绕。这头“春牛”在民俗中浑身是宝:牛身对应着“宜蚕”,牛角对应着“宜田”,就连被鞭后的碎泥撒在檐下都可以驱赶害虫,于是“春牛”被鞭打后往往引发百姓争夺,竟达到“毁伤身体者,岁岁有之”的程度。

  富贵之家不屑于抢“春牛”又喜爱其喻意,于是又激发了百姓制作“小春牛”工艺品的风潮。这种“小春牛”做工精致,“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富人购得后彼此赠送当“丰稔之兆”——宋代的鞭春之礼也由此多了商品经济的色彩。

  宋代元宵花灯在炫丽热闹方面更是不遑多让。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中描绘的“花市灯如昼”,《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李逵到东京(今开封)里说的“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绝无一丝夸张之处,《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绘元宵的文字更加炫目:“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自灯山至宣徳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字里行间,与其说是东京城内置花灯,更不如说是花灯群里置东京了。

  宋代春季的最后一个重大节日,是寒食节。魏晋时期寒食节已经形成了娱乐游玩的风气,宋朝更在此基础上推而广之。据陈元靓《岁时广记》载,因为寒食节已临近夏天,宋人便多以扇子为赌注进行关扑;又因打球、秋千是寒食节的传统活动,市场上又多有“卖小秋迁以悦儿童”以及专门针对击球者售卖花球棒的商贩。寒食之后第三天又迎来清明,宋人在此时祭拜祖先、踏青春游,而商贩们自然不会放过“消费者”们出行的契机,或卖起“稠饧、麦糕、乳酪、乳饼”之类供游人食用,或卖起“六外土仪”“湖中土宜”等泥偶,当做游人们的“伴手礼”。

  在经济繁荣的“底气”中,宋代的岁时节令已有了浓浓的市井气。人们虽然也不忘禳灾祈福,但更愿意花时间享受人生,宋朝春天的诗意,是“红杏枝头春意闹”。

  【清代岁时:万紫千红总是春】

  “清明开园”,是前所未有的风俗,园林主人似已有“假日经济”意识,愿意开放私人庭园,只收取少量“扫花钱”。几千年文化、经济的累积下,清人的岁时节令更少小心翼翼,更多肆意欢纵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朝的岁时节令可谓集历代之大成。清朝的节日种类丰富,除去传统的元旦、立春、元宵等之外尚有填仓、龙抬头、花朝、道诞等不一而足;清朝的岁时记也百家争鸣,如《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金陵岁时记》《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等,均是岁时记中的名作。此外,清朝的幅员辽阔带来了更丰富的文化层次,民族融合又使各地民俗气象万千。清朝的中原与江南,其岁时节令之精致,均大有可观之处。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描绘北京元旦道:“士民之家,新衣冠,肃佩带,祀神祀祖;焚楮帛毕,昧爽合家团拜,献椒盘,斟柏酒,饫蒸糕,呷粉羹。出门迎喜,参药庙,谒影堂,具柬贺节。路遇亲友,则降舆长揖,而祝之曰新禧纳福。”“椒盘”与“柏酒”明显有魏晋遗韵,而“出门迎喜”则不乏宋代的热闹:清人元旦访亲探友,“纵非亲厚”也会“奉节酒三杯”,而遇到了“至戚忘情”,更是“何妨烂醉”。

  千里之外的苏州,元旦同样鼓乐喧天。顾禄《清嘉录》载,苏州人外出拜年时,街市一派“鲜衣炫路,飞轿生风。静巷幽坊,动成哄市”,商业中心玄妙观内更是“茶坊酒肆及小食店,门市如云……托盘供买食品者,亦所在成市”,“高竿”“走索”“摊簧”等五花八门的杂耍曲艺项目热闹非凡。纵然不出家门,人们也习惯在家召集亲友一起玩 “状元筹”“升官图”——从名字中也可猜出,这两种“桌游”在娱乐之余,还能占一占自己能否科举得意、官运亨通。

  清代官府极重农事,立春的风俗也较前朝更为丰富,鞭春、贴春帖、咬春等仪式一个不少。《帝京岁时纪胜》载:“进春:立春日,各省会府州县卫遵制鞭春。京师除各署鞭春外,以彩绘按图经制芒神土牛,舁以彩亭,导以仪仗鼓吹。”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这里的“进春”“打春”,或多或少都有古时“鞭春”的影子,寓意所在,也是祈农劝农。

  引人注意的是咬春。立春时,“富家多食春饼”,春饼是否就魏晋的五辛盘呢?答案是肯定的。《帝京岁时纪胜》描述了这种春饼:“虽士庶之家,亦必割鸡豚,炊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冲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红萝卜,名曰‘咬春’。”春饼的馅料虽与五辛盘不尽相同,却同属辛辣之物,功效自然相似。不过《荆楚岁时记》中的五辛盘是元旦美食,而春饼则是立春小吃,这其中又能看出岁时节令的变迁。

  宋朝盛极一时的元宵花灯在清朝依然蔚为大观。《清嘉录》中对元宵灯市的列举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各色花灯,精奇百出。如人物则有老跎少、月明度妓、西施采莲、张生跳墙、刘海戏蟾、招财进宝之属;花果则有荷花、栀子、葡萄、瓜藕之属;百族则有鹤凤雉雀、猴鹿马兔、鱼虾螃蟹之属;其奇巧则有琉璃球、万眼罗、走马灯、梅里灯、夹纱灯、画舫、龙舟,品目殊难枚举。至十八日始歇,谓之‘灯市’”。《吴郡岁华纪丽》中对花灯形制描绘得更细致:“通衢竿檩楼阁,插松柏枝作荫,夜则悬灯,谓之‘天灯’。或植竿横竹,逐层张灯如塔形,谓之‘塔灯’。或架木系索悬灯,谓之‘桥灯’。乡村或缚稽作棚,周挂杂灯,门迳屈曲,入者迷误,名‘黄河九曲灯’。或点小盏灯数十,遍散井灶门户,谓之‘散灯’。”这一派纷繁璀璨,真是让“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这一名句也自叹不如了。

  宋代以后,寒食风俗渐渐并入清明节,寒食节渐渐退缩成地方性节日,而清明却成了大江南北盛行的重要节日。历代寒食清明本娱乐性较浓,清代清明依然如此,人们延续着踏青的习俗,也不忘记在行程中游乐一番。宋代街市、商贩在清代一个不少,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清明出会时一派“箫鼓悠扬,旌旃璀璨,卤薄前行,幡幢林列。男妇充囚,桁杨枷锁,执香随会”,其热闹比之当今的国庆黄金周也毫不逊色。

  而“清明开园”,则是前所未有的风俗。《清嘉录》载:“春暖,园林百花竞放,阍人索扫花钱少许,纵人浏览。士女杂逐,罗绮如云……”“士女杂逐,罗绮如云”并不稀奇,奇的是园林的主人似乎已有了“假日经济”意识,愿意开放私人庭园,只收取少量“扫花钱”。苏州名园极多,平日里寻常百姓无缘一见,此时自然兴致勃勃。一旦开园,游人“头不得顾,众拥身移”自是不在话下,人头攒动之时,亦大有“儿童争集,投钱如雨。轻薄之子,随逐少艾,如蜂聚花……约指断钗,男女定情密赠”的小确幸。虽然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是将这一派景象作为铺张靡丽的“反面教材”来写的,但清代清明之富贵繁华,到底让人悠然神往。

  在几千年文化、经济的累积下,清人的岁时节令中不乏魏晋宋代的风俗遗存,但更少小心翼翼,更多肆意欢纵。清代春天的诗意,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张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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