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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史记》迎来首次修订本
华夏经纬网   2013-10-21 09: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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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新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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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订本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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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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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学者们在中华书局前合影。启功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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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澜、吴晗致毛泽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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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0月版的《史记》。

  10月16日下午4时46分,一个消息开始在微信流传。

  消息的内容: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史记》,在初版问世54年之后,将迎来首次修订本;“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式”将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24个城市的29家书店举行。在首发书店北京王府井书店,《史记》修订主持人赵生群、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将在现场联合签名售书。

  微信结尾之处附上了宣传海报,海报上打上了“伟大的经典”的字样。众所周知,《史记》正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经典,它囊括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等形式,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影响深远。《史记》被称为“伟大的经典”,又不仅如此,学者顾颉刚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于1959年10月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这也是经典之所以成为国人眼中的经典的一大原因。

  海报还打上了“历史的时刻”的字样,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首发的时间,正是今天上午。除了《史记》,“二十四史”其他各史点校本正在修订过程中。

  校史献礼

  毛泽东重视古籍,好读史书,读者的阅读需求,使得整理出版“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愿。

  《史记》点校本的诞生,最初与共和国领导人、社会的发展和文化需求密切相关。1954年,在中南海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有一天与吴晗坐到了一起,谈起《资治通鉴》。毛泽东说,《资治通鉴》写得好,不过,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又讲到读历史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看历史地名的方位。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不过,和毛泽东的谈话一样,此时都只是些“建议”。

  “二十四史”是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自传说中的皇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都记述在内。尤其重要的是,“二十四史”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旺更替为框架,呈现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另外,毛泽东重视古籍,好读史书,读者的阅读需求,使得整理出版“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愿。

  1957年,郑振铎发表《整理古书的提议》,认为“这是千秋的事业”,要做成“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一个空前的定本。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后,1958年10月,郑振铎因飞机失事殉难。

  其时,“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已经有了眉目。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该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含有“二十四史”点校。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9月13日,由吴、范两人召集,召开了“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了“前四史”的点校方案等。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称这次会议为“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它“决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绘杨守敬地图两个历时弥久的学术项目的走向”,“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文革’前后开展并相继完成的中国人文学科最重大的成果”。

  两个项目之一的“改绘杨守敬地图”便是后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谭的弟子、学者葛剑雄对新京报记者说:“这次《史记》的点校,政治起到了主导作用。”

  同年10月6日,吴晗以吴、范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其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整理点校工作开始付诸实施。

  按照计划,“前四史”都要在1959年10月1日前出版,以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不过,由于整理工作相当繁复,最后按计划出版的点校本只有《史记》。“前四史”点校本出齐,已经到了1965年,“文革”的狂风暴雨在不远处。

  学者进京

  经提议,“二十四史”各史点校者都被从外地借到中华书局,抵达京城的学者们获得了生平难以想象的周全配套服务。

  “前四史主要由中华书局的编辑或外聘编辑完成,《史记》由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上加工而成,《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撰写校勘记,《三国志》《后汉书》分别由陈乃乾、宋云彬承担。”接受采访时,徐俊介绍道。

  这其中,顾颉刚早在1923年就开始着手标点《史记》,1936年合作完成了《史记》白文标点本。1954年,他调到北京,与贺次君合作从事《史记》正文及三家注整理。1959年,经宋云彬校订的点校本《史记》,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的第一本出版。今天全球首发的《史记》修订本,即是对这一点校本的修订。

  “前四史”的整理点校处于摸索阶段,其他二十史的编辑整理虽然确定了点校者,并已经“分头”展开行动,但进度缓慢,“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中华书局赵守俨提议,要求把“二十四史”各史点校者借到中华书局,此事经中华书局时任总经理金灿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商量,上报中宣部,得到大力支持。

  1963年8月,中宣部发出调令,“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借调学者包括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冯家昇、傅乐焕等学者。同年冬天,除了任铭善外,其他外地学者陆续来到京城,集中到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留下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佳话。

  罗继祖日后回忆,当时的点校组不吃中华书局的食堂,而是单开小灶,人各一室,每人就在室内工作,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自由得很。据中华书局留存的1964年《二十四史工作汇报》记载,来到北京的学者“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当时,“从来自南方的专家获得增加的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这些人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那是罗继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学者的集中办公,加上“后勤”服务到位,学者们结合“前四史”整理的经验、教训,“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又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本校”(本史内容各部分的互证)进行的同时,还需要“他校”(以本史以外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这一切,使得1963年至1965年这段时间,整理点校工作进展顺利,体例规范,学术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点校的学术基础,1971年恢复工作,也是在此确定的标准下开展的。”徐俊说。

  暴风雨前后

  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历史科学研究,使得一些学者纠结不已,风雨飘摇中,整理点校的工作便难以为继了。

  “翠微校史”的佳话,并没有持续太久。1965年,点校《唐书》的中山大学教授刘节“拂袖而去”,离开前,在中华书局批判他的会议上说:“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了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马列主义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开会总要发言,发言就要讲真话。我写了《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就大会小会批判我,在大会上我没有认错。很多人劝我退休,我相信党,所以我不怕。”

  刘节屡屡挨批,1952年,因坚持“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而被批判,1954年因为说“批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而被批判,1958年因道破“大跃进”真相“什么‘意气风发’,一起发疯是真”而被批判,“这些都是属于校内或地方性的批判”。1963年,因“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历史科学研究”,遭到全国性批判。1966年,发表《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一文,反对姚文元等,他因此成为中山大学“文革”中第一个被批判的教授。

  刘节是陈寅恪的弟子。1967年,红卫兵拉刘节代替陈寅恪挨批斗,问他有何感想,刘节答道:“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得到的,不过是又一顿鞭打。

  除了刘节,北京学者傅乐焕也在“文革”前后受到了冲击。傅乐焕是辽金史专家,负责点校《金史》,和原在北京的其他学者各自在家点校不同,他曾在中华书局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傅乐焕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

  罗继祖曾与傅乐焕连床而居,据他回忆,傅乐焕“是傅斯年的侄子,读书时就住在他的家里,生活和学业上都得到傅斯年的不少帮助。而在上世纪60年代,受‘血统论’影响所及,傅斯年就是反革命的代称,加之傅乐焕还与胡适有不少关系,这在当时被看作重大的社会关系。所以运动刚一开始,学校就把他作为重点,要求他停止中华书局的工作,回校检查并接受群众批判。”

  狂风暴雨来临前后,傅乐焕受到批斗、关押等残酷折磨,身心痛苦至极。1966年5月,他离开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跳湖自杀。继刘节出走、傅乐焕投水自尽后,山东大学也来信要求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回校参加运动。这样一来,学人四散,整理点校的工作便难以为继了。

  1967年,在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时,曾短暂恢复过点校。赵守俨曾撰文回忆道:“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

  不过,这段时间的整理点校“政治化非常厉害,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徐俊向记者表示:“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姚文元给周恩来写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周恩来当天即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于是,当年“翠微校史”的学人、编辑又一次聚集,只不过,他们很多人不再是从家里出发,而是从下放地出发。比如,赵守俨是被点名首批调回北京的人,其时,他正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从田间地头,往北京赶,学者们很高兴。”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对记者说。6月,启功被告知“二十四师”要调他去,他听了一头雾水:“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他很高兴地前往中华书局报到。

  “二十四史”点校本中的《宋史》出版,已是1978年,前后经历整整20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才宣告结束。出版问世以来,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几乎全被替代,“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为海内外学界公认最为权威、最为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

  回归学术

  让学术回归学术,这一看似简单的“程序”,实则暗含了半个世纪、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

  “二十四史”点校本的成书时间跨度太长,这“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间也有失误”,留下了诸多缺憾。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点校本的这些缺憾显露无遗,对其修订出版也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2005年,在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等人的倡议下,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示,中华书局2006年启动了点校本的修订工作,经过调研和考察,集合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从2007年起,全面开展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

  《史记》点校本的修订工作由南京师范大学承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赵生群担任修订主持人,8名修订成员中包括2名年轻博士。在7年时间里,赵生群和他的伙伴们广校诸本、撰写校勘记、订补疏误,并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的学者参与修订工作。

  这一次修订,甚至还从台湾影印了“景祐本”,即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这是现存最早的史记单刻本,当年傅斯年先生把它带到了台湾,我们通过不那么规范的做法——私下由朋友从某所大学的复印本复制过来。”赵生群向记者透露。另外,修订组还从日本购买了一套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尽管是已经影印的出版物,也花费了近一万元。在赵生群眼中,“《史记》是一个无底洞”,点校、修订的工作异常繁重,怎么投入都会觉得不够。

  接受记者采访时,葛剑雄说:“这一次对点校本的修订,政治也有作用,比如经费方面的支持,但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学术。”这一说法与徐俊不谋而合,徐俊解释道:“上次点校,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的作用比较明显;这次修订,重大项目学术资源的作用更加突出。”让学术回归学术,这一看似简单的“程序”,实则暗含了半个世纪、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对于学者们来说,进度与质量的平衡仍然是难中之难,现在政治不起主导作用,但其他因素仍然产生较大影响。

  “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各种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强的力量,唐长孺、王仲荦先生等,都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对面坐着。那时当然有各种政治学习,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炼钢铁,下午才能做点校工作。但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学术考评、教学任务、科研指标。这次修订,为了保障各修订组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了文件,要求各承担单位将此项目按照教育部重点项目对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订工作的同时,还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确实做得很艰难,时间很难保证。”对此,徐俊坦承能体会参与者的难处,希望借古籍整理工作,“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对各承担单位的学科建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今天,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终于在全球首发,其他各史的修订工作正在展开,按照计划,全部修订工作将于2015年完成,全部出版工作在2017年结束。

  C04-C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杨馥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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