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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田园:《极花》之痛
华夏经纬网   2016-05-10 09: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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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平凹 资料图片

  从2007年开始,贾平凹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依次出版了《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今年则是读书日前夕新上市的《极花》,每部都保有了作家应有的水准和各自的血脉,让人惊喜。这样频密的创作量使贾平凹成为当代作家中绝无仅有的一位。每一部作品的上市,都引起圈里圈外的一致喝彩和惊叹。

  作为与作家合作多年的编辑,每部新作一上市,被问及最多的,是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情记得最深?贾老师一部接一部地写,有什么秘笈?这一部与他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什么不同或特点?听说他还是纸笔写作,为什么不用电脑?如此等等。

  仔细回想,从2003年第一次编辑他的中篇小说《艺术家韩起祥》起,再到后来的这些长篇巨著,每一部作品的约稿、期待、编辑、出版,逐渐从原先充满仪式感的舞台剧变成了润物无声柴米油盐的日子,随物赋形渗透到每一天的生活中,既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认真梳理了一下,有一些关于写作,关于文学,关于作家的使命,关于《极花》的点滴事情,生动又安静地待在心中的角落,等着被捡拾和发现。

  关于写作上的灵感和创作力。毫无疑问,灵感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贾平凹曾说过:“创作灵感确实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它不来就不来,它要来的话,你坐在那等着它就来了。我经常有这种体会,就像收藏一样,我自己爱好收藏,我家里摆满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常常是今天我收藏了一个图形的罐子,过上三个月、五个月,差不多另一个类似图案的罐子自然就来了,又收藏到了。”

  与作家相识日久,合作出版的作品日渐累积,切实能感到写作的灵感在他的脑子里、心里、手上,如涓涓不断的泉水,从不停息,不停地流淌。不同的作品,只是阶段性地用纸墨之钵接上一钵,成书成形而已。而下一部的作品灵感,已经在捕捉酝酿的流淌中。《极花》后记中,他也如此表述了灵感之于写作的随性与诗意,“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

  当然,只用灵感来解释作家创作的成就还是过于轻巧了,他沉声静气的勤奋与视文学为己命的坚忍更是令人感佩。众所周知,贾平凹进入文坛有四十余年,成名早、成就大、级别高,已经完全超越了常人所期待的名利双收,但是他还在写着,不停地写着。与他同时代出来、晚他多年出来的好多作家都早已搁笔不写了,他还在写。而且还是手写,用签字笔、用笔记本、用稿纸,一笔一画地在写。2011年出版的《古炉》有67万字,前后写了4年,修改了3稿。他在《古炉》后记中写道:“我感激着那三百多支签名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

  正由于灵感的源源不断和作家辛勤的笔耕不辍,近些年贾平凹的创作规律大体可见,正在印刷出版宣传这部书稿的时候,下一部又在写作了。近些年的这几部书,《古炉》《带灯》《老生》和《极花》,新书发布会都是在北京举行,宣传最集中的大约一周时间,贾平凹会在北京度过。在筹备发布会、媒体采访、人来人往的间歇,酒店的书桌上总如他在西安的书房里一样,摆着米白印绿色格子的五百字的传统稿纸,上面写满黑色签字笔写就的隽永浑朴的字迹,通常这就是下一部作品的手稿。这个时候,他的专注点已经不是正在宣传的新书,而是下一部正在创作的书稿。那本进入市场的新书,他已经从内心远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书一写出来,就是出版社、媒体、市场、读者的事了,和我没有关系了。”

  但是,写作之于贾平凹并不是闭门造车式的自我宣泄,他时刻保有着文学的使命和悲悯,关注我们的时代和国家,关心身处其中的各种人的命运。他的作品恰切地承载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知识分子使命,他的系列小说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多维度书写。

  在好多人眼中,贾平凹好像是个不善言辞、固陈守旧的人,如:不愿意抛头露面地做活动,不愿意参加各种会议,不愿意上电视,不用电脑,没有微博微信,等等。其实不然,他时时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关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发生的所有的大事情,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的边边角角的小事情,他好像都知道。在他看来,这些事情都是中国发展到这个时代所必然出现的结果,看似遥远无关,其实和我们息息相关。

  “中国社会特别复杂,很多问题不一定能看得清楚,好多事情你要往大里看,好多事情又要往小里看。把国际上的事情当你们村的事情来看,把国家的事情当作你家的事情来看,要始终建立你和这个社会的新鲜感,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你对社会一直特别关注,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敏感度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拥有一定的把握,能把握住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你的作品就有了一定的前瞻性,你的作品中就有张力,作品与现实社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样的作品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极花》正是这样的作品。虽然从拐卖人口的事件入手,但作家的意图并不想把这个事件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的故事,他关注的是飞速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发展与停滞中的巨大差距,尤其是身处在这个时代漩涡中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悍,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这样的隐痛让作家寝食难安,好像只能写出来才算畅快。但是,小说完成之后并没有出现作家和读者期许的答案,《极花》只是呈现了这个时代中的痛楚,却无力找到消除痛楚的利剑,更为无奈的是,连造成痛楚的原因都模糊了。胡蝶是值得同情的:一个有点文艺气质的农村姑娘,刚刚来到城市寻梦就被拐卖了,卖到了中国西北一个叫不上名字的村子里,这里偏僻、穷苦、无望;但是作为买方的黑亮好像也很值得同情:他在那个世代贫苦的地方劳作、挣扎,娶上媳妇就是他的人生梦想,如此卑微、执着的梦想更加让人心痛。

  这样的现实呈现让人更加恐慌,找不到批判的对象了。“这10年以来,乡土文学批判都没办法批判了,好像不知道批判谁,没有对象,想说没人听。这种痛没法跟人说,只有自己内心知道。”

  虽然小说是从拐卖事件、贫困山村的婚姻问题入手,但是,作家的真实目的,还是在写日渐凋敝的乡村。在贾平凹所有的作品中,几乎都能看出他对乡村生活、传统生活方式的纪念,早期的作品是田园牧歌式的清新描画,随着岁月见长,随着整个国家飞速发展,作品内涵增加了现实主义的硬度,而作为主体背景的乡村,却日益衰落、千疮百孔。这个特质,作家李洱评价得最为精到,“贾平凹的作品几乎全须全尾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和乡村文明,保留了我们各种情绪、各种细节,它们如琥珀、如珍珠,将成为这个民族情绪的一个博物馆。”

  《极花》是写乡土,贾平凹的所有作品都根植于乡土,“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了巨大变化,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

  是为记。

  (本文作者为《极花》责任编辑、《当代》杂志社社长)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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