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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之"共和"元年。这一年（W以元前841年），西周镐京的"国人"因不堪厉王的暴政，举行了暴动。结果是厉王被逐于彘（今山西霍县），天子大权由他人执掌。直至共和十四年宣王立。然而，"共和"年间执党国政者是谁？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两说：一说是周公、召公；一说是共伯和。
前一说源于《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此"共和"两字，前一字副词，后一字为动词，意谓两公和衷共济，代周王行政。后一说源于《竹书纪年》："共伯和干（压）王位"。因共伯和其人代行王政，故而称"共和"。
延至现代，史学家们的观点仍分为两派。有人认为《史记》说为对。他们认为，当时"国人"起而暴动，仅限于反抗厉王过度的暴政，本意并非要推翻文武以来的王统，只指望由较厉王仁贤的统治者来代替厉王。当时，周公是宗周的第一家贵族，召公是第二家贵族，并且曾谏阻厉王勿以暴虐弭谤。周、召二公得到国人的拥戴是很自然的，贵族共和在当时实不失为一种适合情势的政治制度。再者，根据史籍所载，共伯和是敖侯之子。《史记·卫康叔世空》载：卫黄侯卒，长子共伯余即位，其弟伯和袭杀其兄，夺得卫主之位，此即为卫武公。然而，据《史记》年表，卫敖侯13年，厉王出奔。敖侯28年（前827年），周宣王位。卫敖侯四十二年（前812年）蓝侯卒，共伯和（武公）嗣位，然而此时已是宣王十六年。也就是说，厉王出奔时，敖侯尚在位，共伯和还只是侯国的一个世子，年岁亦小。在嫡长继承制极端严格的西周，岂能轻易一跃而登周天子大位？另外，史书多载共伯和有贤名。如《吕氏春秋·开春论》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又《鲁连子》曰："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但正是这位甚有贤名的共伯和，同时犯下了杀兄和夺天子位的大罪，似不可信，很可能是捕风捉影之说，以讹传讹了。
也有人认为，共伯和乃海内皆知好行仁义之人，因而在厉王出奔、太子年幼、政局动荡之际，"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恰好合乎当时人的意愿。他虽然尚是世子，仍可"干王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有厉王被逐时，"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之语，当时共伯和年仅20岁，当时国势颠荡，亟需一位能控制局势而又得民心的人，卿士们虽顾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而让共伯和干政的可能。从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德行不符来否定他曾干政，也是有失偏颇的，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无不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微的、但习以为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纯粹的道德化标准不能作为解释与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最高标准，更何况是在讨论对于暴虐和周厉王进行取代这一具体问题上。共伯和不杀太子静，后又还政于宣王，这种审时度势而定进退，尊而不善，废而不怒，正是他具有政治家风度与才能的表现。
司马迁照理是应读过西汉所存战国时的书的，《史记》录自《吕氏春秋》的文字就很多。共伯和之事在诸子书中记载不少，他必无不知之理。但为什么他要灭没共伯和"干政位"之事，而另创周、召两公"共和"之说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司马迁以为摄行政是一件大事，而这样的大事不见于孔子之书不足信，于是就把共伯和干政之说视为百家杂说，删去了共伯和干政之事，但"共和"纪元不能废，于是他循周初成王时周公旦代行王政故事而衍成臆想之说。
两说并存久远。现在一般的通史或历史教材有限《史记》说（或将《纪年》说作为备注附于此说之后）；有取《纪军》说；有的干脆不注明谁人执政，只言"诸侯共管"。两说至今仍难确定孰是孰非，"共和"年间执政者是谁，也就成了至今难解的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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