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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相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在赵都邯郸遇见人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认为"奇货可居"，因入秦游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后来庄襄王（即异人）即位，便任吕不韦为相，称为"仲父"。吕不韦执政期间，权势倾天下，门下有宾客三千，家童万人。他曾命宾客编著《吕氏春秋》传世。
《吕氏春秋》又叫《吕览》，是杂家的代表作著作。全书26卷，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160篇。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墨、农及阴阳家言，汇合先秦各派学说，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议论中引证了许多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知识。
《吕氏春秋》成书于何时？吕不韦的《序意》篇云："维秦八年，岁在裙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高诱注曰："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公元前239年）也。"可见吕不韦在序中已将该书的成书年代说明，按常理来说，该书的成书年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首先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提出怀疑的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自序》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张守节《正义》曰，《吕氏春秋》是成书于"不韦迁蜀"之后，而根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吕不韦迁蜀无疑是在秦十年之后。这便与吕不韦在《序意》中说《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八年不相符。司马迁此说的依据何在，我们无从知晓。但司马迁既然被誉为"良史之材"，他的说法应该不会是子虚乌有的杜撰。
鉴于上述两种说法之间的矛盾，后人经过考证分析，又提出了《吕氏春秋》部分成于秦八年，部分成于秦十年的说法。首先清人孙星衍对《序意》中提到的纪年作了重新考证。《序意》中的"岁在裙滩"，依太岁纪年"裙滩"是"申"，而秦始皇即位八年是"王戌"，可见太岁纪年与干支纪年不一致。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孙星衍说："考（秦）庄襄王为周后二年登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岁，迁得庚申岁，申为裙滩，吕不韦指谓是年�"这就是说，所谓的"秦八年"，实际上应该是秦始皇六年。
今人陈奇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内容来考证分析。他认为司马迁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吕氏春秋》的《序意》篇置于《十二纪》之后。这说明《序意》的只是《十二纪》的序，而不包括《八览》、《六论》。从《序意》的内容来看，也只是《十二纪》，只字不提览与论；可见这时（秦八年）吕不韦为之作序的只是《十二纪》的六十篇（连《序意》篇共六十一篇），而览、论尚未完成。只有这样，吕不韦才能将《吕错春秋》（不含《八览》、《六论》）"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如果真是如司马迁所说《吕氏春秋》成于秦十年之后，那时吕不韦权势已大落，身不在咸阳，又怎能做出如此轰动当时，传颂后世的事？可见《十二纪》完成于秦八年，而《八览》、《六论》完成于秦十年之后。所以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而不说《吕氏春秋》。张守节误将此处的《吕览》认为是《吕氏春秋》全书。
这种解释，似乎颇有道理，但是有人认为：吕不韦在秦十年免相，秦十二年卒，这短短的两年，是吕不韦处于死亡斗争、情绪纷乱如麻的时期，怎么可能完成《八览》、《六论》共100篇约9万字的巨著呢？陈奇酞继续解释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人人著作闻集论"而成的，而不是吕不韦独自所写，众多门客，一人写一篇也足够集成此作。
综观上述三说，加上目前不断发掘的史料证明了《史记》的正确性，陈奇酞的看法颇令人信服。但这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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