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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李登辉参加共产党

07/22/2003/13:49
华夏经纬网

    过去的时代,世界上会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太多问题,要解决问题,并为社会找寻发展的“出路”。依我的看法,李登辉之所以会迷上社会主义思潮,直接的关系,当然和他自己研究的学问有关;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则和李登辉自己想找寻未来出路不无关系。所以,与其说他加入共产党是要为台湾找寻出路,不如说是在台湾光复初期那个混沌不明、四顾茫茫的阶段,为李登辉自己找寻人生的出路!
   
    李登辉究竟是否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果真是中外媒体所指称的,是个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共产党的“叛徒”吗?关于类似的问题,我曾经下过一番功夫研究,并且亲身探访过好几位和李登辉早期有密切交往的前辈,从他们口中,我查访到有异于一般传统资料记载的重要内容,因而能更全面地了解到李登辉早年不为人知的诸多隐秘。
   
    根据一位早年即与李登辉熟识,而且曾经参加早期台共组织的前辈亲口告诉我,早在一九四六年,李登辉从日本回台湾并就读台湾大学时,即已是台大相当活跃的左派青年。
   
    然而,我们若从出身背景和所谓的“阶级成分”看李登辉,他会笃信社会主义,是相当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诚如连李登辉自己都承认的,他的父亲李金龙曾经当过十多年的日本刑警。人尽皆知,日本统治时期,刑警有相当威权。正如前章所述,从李登辉祖父那一代开始,到台湾光复前不久,李家尚且做过几年的鸦片专卖买卖,家族收入至为丰裕。李登辉并自称,他们家是属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社会的“精英阶层”,家庭经济状况则谦称是所谓的“小康之家”。质言之,李登辉非但是一个出生在传统地主家庭的“资产阶级”,更是出身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奴颜屈膝的“买办阶级”特权分子,这样一个生活不虞匮乏、锦衣玉食的青年,怎么会被崇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牢牢吸引住?不用别人一探究竟,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就已经自行拆穿了他的真面目。
   
    一位早年曾经加入共产党的台湾异议人士亲口告诉我,李登辉真正接触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思想,应该追溯到赴日留学时期。一九四三年,李登辉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共产主义思潮最盛行的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有一位在日本经济学术界非常出名的教授河上肇,经常宣扬共产主义左倾思想,因而孕育了许多日本左派青年。
   
    战争时期,日本当局查禁社会主义思潮,压制共产党组织活动,可谓不遗余力。京都帝大的河上肇教授因经常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引起日本政府当局极度不满。河上肇教授于一九三二年间,被日本警察逮捕,日本共产党组织也在一九三三年前后全部覆灭。虽然河上肇被捕入狱,共产党组织也全部遭政府当局破获,但是,他的学生遍及京都帝大和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日本学术圈左派势力终难完全禁绝。李登辉到京都帝大就读时,河上肇教授虽已被捕入狱,但是受河上肇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远弗届。在日本知识界,因此残留了不少早先他所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潮。大学课堂上,师生之间盛行议论社会主义理论,盛况历久不坠。
   
    那时日本学术圈都很清楚,读京都帝大的学生,如果进出校园时不夹几本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在腋窝下,会被同学耻笑跟不上时代潮流。所以,即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京都帝大一贯是日本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因此,该校的男学生被戏称为“马克思男孩”,女生也乐于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号,可见左派思潮盛行之一斑。
   
    从殖民地台湾远赴日本留学的李登辉,也不免受到这股共产主义风潮影响,而一度沉湎在追求这股风潮的虚荣感当中。在京都帝大待了一阵子之后,李登辉也成为标准的“马克思男孩”,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李登辉放在书架最显著的位置,以彰显自己的“前卫”。
   
    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李登辉透露了他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求学阶段自己意识形态的左倾情况。他写道:“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复读过好几遍……”
   
    他又说:“由于我在大学时期对马克思经济学十分热衷,几乎想以《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台湾农业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题目。但考虑到若是如此,可能拿不到学位,所以只好将题目改为《台湾农业劳动问题的研究》,利用马克思经济学,将阶级的问题和农业相结全,来论述台湾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幸而指导教授并未洞悉我的意图,因此毕业论文得以顺利过关。”
   
    李登辉写的上述这两段文字中,表面上充分流露出他早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热衷,并凸显了他早期的左倾意识形态倾向。但是,骨子里李登辉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一般很难想象。李登辉这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说辞,只不过是他装点门面、为自己的人道形象擦胭脂抹白粉的伪装动作。从日后的种种行为和他点点滴滴自我揭露、自我招供的真面目,使人逐渐发觉,李登辉只不过是个追逐新潮、崇尚权势、喜新厌旧的机会主义者。从种种迹象显示,早年时期,李登辉亦不过是一个关在知识象牙塔里,披着人道关怀外衣的伪社会主义者。他之所以亲近社会主义,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新潮虚荣感,向人证明自己并不落伍而已。
   
    在《台湾的主张》一书末尾,李登辉特意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成立”列入年表的内容中(一九二八年项下)。身为台湾的“总统”、台湾国民党的党主席,李登辉何以不将国民党重要节日放在年表当中,反而会将“日本共产党民族支部”的成立纳入他年表大事记中?如果这份年表称之为“李登辉先生年表”的话,为什么连他的生身父母亲的生卒年代都只字不提,付诸阙如?难道一个外国政党的“台湾支部”成立,居然比自己爸爸妈妈的生卒年月日还来得重要?这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吾人若细加探究,就不难理解李登辉如此这般的真正意图了。
   
    有一位自调查局退休的老前辈言之凿凿地告诉我,据他的了解,李登辉在日本留学期间,可能已经秘密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关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全部内幕,详见本章所述),由此可印证李登辉没事竟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成立纳入自己年事大事记中。如若不然,台共的成立与他李登辉何干?又何劳他多费笔墨赘记这一笔?
   
    当然,我在向这位情报系统的老前辈请益时,也请教了他不少关于李登辉昔日政治纪录的事情。他竟然非常直截了当地透露,根据他的印象,在经国先生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总统”后,那时某位情报单位掌管绝对机密档案的高干,即“奉命”把一叠有关李登辉过去的安全纪录,包括白色恐怖时代他加入共产党的资料,亲自全部予以销毁了。至于此位高干究竟是奉谁之命,这就不必多此一问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经国先生去世,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日,遗体由荣民总医院移至圆山忠烈祠并举行安灵大典,移灵当天我亲眼目睹的一幕往事。那天我陪同父亲去台北荣总经国先生灵堂,我与父亲被安排上二号首长专车,前往荣民总医院。我们父子和几位退休首长包括郑彦棻、余俊贤、洪寿南等坐在中间的位子,大家都显得严肃寡言;而巴士前侧坐了几位军系大老及几位军种司令,却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尤其是最前座的一位老先生更是谈笑风生,大谈前天晚上之麻将经,令人不忍卒听。后来向旁打听,才知此君不是别人,正是被白色恐怖受难者视为“刽子手”的某某将军。
   
    此君在经国先生去世后,非但没有被秋后算账,在占用官舍数十年,被迫迁出原住宅后,还由当局换了一幢较原宅更豪华的房舍,供其安享晚年(为了该将军迁移新宅,当局还花了二三百万装潢费)。
   
    凭什么李登辉待这位大老如此“宽厚”?原因无他,因为此老当年曾经“管”过李登辉,当然也更“管”过李登辉不可见人的黑资料。李登辉在投鼠忌器、心虚胆悸之余,当然不敢动此老一根汗毛。而李登辉如此“破格优待”此老,是不是两人之间有“恐怖平衡”?此中秘辛,就只有李登辉和已经仙逝的此老心中有数了。
   
    但是,历史证据果真这么容易被抹杀吗?我觉得不然!向最高当局丑表功的情报高干,果真能够替李登辉重新“化妆”,替他完全洗刷过去的黑资料吗?我看未必!
   
    李登辉年表中所谓“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就是所谓的“台湾共产党”,简称“台共”。台共是一九二八年的四月十五日成立于中国上海。该党成立时的创党党员,包括了: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等人。林木顺是首任主席,翁泽生是党书记。台共创党当天,中共方面也派了代表彭荣出席台共的创立大会。
   
    前文曾经提过,日本共产党本身已经于一九三三年前后,全部被日本政府查禁消灭;日本共产党的新生力量,要到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才再度崛起。可是,原本靠行于日本共产党旗下的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掩护下,总算得以存活,不受日本政府查禁的影响。所以,在“共产国际”的组织架构下,台湾共产党纵然在组织体系上是日本共产党的支脉,而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党”关系,远比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来得更亲密些。
   
    中共和台共两党之间本属“兄弟党”关系,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这种“兄弟党”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台湾重归中国版图,此刻,台共自然纳入中共党组织,成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省级党组织。
   
    根据前保密局的密件资料记载,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派遣原籍台湾彰化的蔡孝乾(按:蔡某在台共创党时,是该党的中央常务委员,兼台共第一任宣传部长),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台湾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蔡孝乾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了三个多月,于十二月抵达江苏淮安,见到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借调来台湾的中共干部张志忠等。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领张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当地华东局的中共地下党人员会合,并在当地学习了一个月。一九四六年四月,张志忠先行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即到台北展开活动。
   
    原籍台湾嘉义的张志忠,便成为战后台湾登岸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张志忠在台湾发展活动三个月后,蔡孝乾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也搭船抵达台湾,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孝乾担任书记,辖下领导了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组织。
   
    在蔡孝乾领导下,台湾共产党组织很快发展起来。主要的台共干部包括了徐德懋、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领导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工作)、洪幼樵为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的工作)、张志忠为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毕竟,学理上的共产主义和实际上搞革命的共产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书本上一厢情愿理解的共产主义,更不可和实际上的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李登辉躬逢其盛,并且在战后台共蓬勃发展的阶段,忝为台共党员。斯时,李登辉认为中共最后终将击垮国民党政权,建立红色政权;一旦台湾解放,他将立刻摇身变为红朝新贵。
   
    尽管李登辉这些从日本回台湾的台共成员,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想法上基本是雷同的,但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在本质上还是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差异性。有过日本经验的台共成员多半是知识分子,而且自认受过日本先进教育,平日自视甚高,举手投足之间难免有些骄气,瞧不起从大陆派来台湾的“上级”,认为他们土里土气,没有文化,彼此在理念上也多有歧异,共处日久愈难弥合。矛盾日积月累,双方的尖锐冲突自然与日俱增,终于埋下李登辉和台共“分道扬镳”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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