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中国内地财富"黑马"杨斌，竟然在极短时间内经历了人生和事业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从大陆第二富豪到变身朝鲜新义州特首，到被中国警方传讯，前后仅11天。其令人惊讶的程度远甚于他2001年的突然崛起。欧亚农业(HK.0932)涉嫌严重的会计造假、逃税及其他非法活动，而凋敝的荷兰村则可能涉及更为严重的经济问题。他神奇的发家史则面临致命的诚信危机。作为一位标志性商业领袖，杨斌充当主角的这场大戏在将要达到高潮时落下了大幕。虽然我们还无法探究杨斌落幕的台前幕后，但是，杨斌面临的上述指控正是形势急转直下的导火索，而其个人性格和职业操守则是决定性力量之一。

杨斌落幕

　　这样一位"商业领袖"，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场，很快又以令我们惊讶的方式谢幕；这边是凋敝的荷兰村，那边又谋另建资本乐土；本来想凭惊险一跃来个"金蝉脱壳"，孰料半空跌落。

　　以杨斌为例分析标志性的商业领袖对于金融体制，乃至对于历史进程，尤其是转轨经济的作用是危险的，但又是有意义的。

　　杨斌落幕的导火索仍然非常具有新闻价值--其一是造假，其二是逃税。一年多来，围绕这两点，公众已经记不得媒体和杨斌打了多少场笔墨官司了；而上述两方面在杨斌落马的前后一个星期，皆由中国有关方面得到了证实。杨斌被捕后，中国沈阳的税务部门发出的信号是，杨斌巨额逃税；而此前约一个星期，见诸中国证监会致香港证监会的一封公函中，更是详细罗列了杨斌的涉嫌六大罪证(详见后文P26)，其中涉嫌造假和逃税是最重要的两项罪名。

　　为此，香港方面极度恐慌--如果杨斌旗下已经停牌的欧亚农业(0932.HK)真的造假达20倍的话，则无异于引爆又一个安然事件。"仙股风波"(2002年7月25日香港证监会低价股除牌建设导致股市和政经高层震荡)未平，安然幽灵又见。可以想象，这对于以世界金融中心为骄傲的香港、正艰难复苏的香港经济打击之巨。最直接的打击将是香港的金融监管体制以及香港大陆之间的金融互信互动。显然，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当然，或有人指称，如果真是如此，未尝不是好事--没有危机或许比爆发危机更可怕；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藉此加强监管、加强两地金融互动。但是，世界经济尚在安然、世界通信事件的阴影中一蹶不振，"中国安然"岂能等闲视之？

　　另一个热门话题是逃税。如果有关消息得到证实，杨斌将是继刘晓庆之后又一个在此跌落的重量级人物。"查税风暴"余波所及，其对于社会心理、税收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样的"事件"，对于转轨经济制度和社会心理塑造的正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会不会让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呢？

　　杨斌涉嫌非法转变土地用途，则是公用土地使用中更为普遍的现象。作为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也是国有资产最集中的领域之一；公用土地被非法转变用途，曾是一些人暴富、一些人贪污腐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对公用土地所有、使用及收益权的界定及有关制度建设，包括城市公地和农村耕地，一直是转轨经济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杨斌几乎一夜暴富的传奇经历、第一桶金的取得，竟然同样离不开非法使用土地。

　　标志性商业领袖将见证、推动乃至改变历史进程，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转轨。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一些标志性商业领袖开始像明星一样表演，开始被最大多数人接受，并开始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乃至更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士农工商"严格等级的国家里，这是划时代的。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标志性商业领袖，都与经济转轨以及转轨之后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纠缠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杨斌落幕是有意义的，他不过是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集中反映。

　　然而，以杨斌为例又是危险的。在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行将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杨斌是一个过分极端的例子--以一种最具破坏性的方式，参与经济转轨乃至重大的历史进程的转折。对于封闭长达半个世纪的朝鲜更是如此。我们想信朝鲜的开放是必然的；新义州的机遇是存在的。以上判断合乎历史辩证法的规律，并不会因为杨斌这个人物而有所改变。

　　当然，突发的商业事件也许将改变世界：我们仍然坚信标志性商业领袖将见证、推动乃至改变历史进程。但是，每个个体至于历史进程来说，都不过是古希腊寓言中苍蝇与车轮的关系：到底是谁在推动历史，一直争论不休。但标志性商业领袖将必然负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重要的是，他必须自尊、自重、自爱，必须诚信，必须遵循商业规则，尊重商业精神。否则，他不仅不能改变什么，还可能被车轮碾碎。

明星富豪--刘晓庆

　　刘晓庆，一个曾经入选福布斯排行榜的女富豪；一个特立独行的时代符号；一个渴望注意力的过气明星，在她51岁的时候被送上了法庭。

　　一个就此步入黄昏的偶像，谁为她的错误买单？为富不仁、规则的缺席、媒体和公众的推波助澜，还是离经叛道的性格？
　　关于刘晓庆，关于这座轰然倒地的偶像的碎片，总有一些东西那么让人深究。

一个女人和她的时代

　　涉嫌偷税犯罪的刘晓庆因"有悔过表现和筹款补缴税款的愿望"，在被逮捕一年之后被取保候审。而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是另一轮的未知？对于这样一位有名的女人，社会各界自然都会有自己的评判，别人怎么看待刘晓庆，我无法置言，但我个人的看法是："知人论世"，评价一个人最好的最好办法，是把她放到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既要避免盲目夸大，又不至于求全责备，失之苛刻，这是史家的基本训练。

　　在我看来，刘晓庆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女演员，先后拿过六次"金鸡"和"百花"奖，就是现在，她也还身处影视摄制第一线。她又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演员，和她的同龄人一样，她的经历同样复杂坎坷，建国后不久出生，经历过中国所有重要的历史时段：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下过乡，当过农民、工人、解放军，比多数同龄人幸运的是，由于她的表演天赋、个人努力和机遇，刘晓庆成功地改变了个人命运，由一个普通的只受过中学教育的川妹子，成为众所瞩目的电影明星。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刘晓庆和我们一起见证了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从有形的城乡风貌到无形的心灵世界，困惑和不解、苦涩和欢愉，刘晓庆和我们一样感同身受。她写书、走穴、开公司------面对每一次时代大潮，刘晓庆都作出了自己的呼应。

　　在新时期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里，刘晓庆在无意中扮演过一次先锋。她的自传体作品《我的路》，她复杂的个人情感经历，都一度成为社会话题，在暗潮涌动的时代之声面前，刘晓庆不自觉地走在了前头。

　　当然，由于她的离经叛道、咄咄逼人，甚至是某些不法行径，还引发了大量对她的批评。如果说她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在八十年代还能以一种先锋姿态引领潮流的话，到了九十年代，她的做法已成了僵化固执逆风而动的典型，刘晓庆越来越为人所诟病。无论你喜欢她，还是厌恶她，认为她有个性也好，自大狂也罢，在我看来，刘晓庆这个二十多年来持续引起关注的电影演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庆"已经成了一个词汇，就象改革开放、个性解放、下海等词一样，成为我们理解昨天的关键词之一。

"刘晓庆"的符号意义

　　我觉得不管后期的刘晓庆怎样，至少在八十年代前期，刘晓庆扮演的还是一个正面角色。在我看来，刘晓庆的时代意义体现在三点：

　　一、她的个人奋斗经历和思想。八十年代早期，个人奋斗思想还在被称为"白专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思想文化界远未停歇，集体主义还是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我是一块砖，任党四处搬"，它要求每个人都自觉充当驯顺工具，充当"四化"建设的螺丝钉。但是刘晓庆却勇敢地跳出来，"现身说法"，拿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主张个人奋斗，以求改变个人命运，因此，《我的路》一出来，影响巨大，青年人争相阅读，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有一家日本杂志这样介绍刘晓庆："她自传体小说《我的路》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

　　二、鼓动个性解放。刘晓庆有过不少名言，流传最广的大概要数这一句："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象人们熟知的那样，刘晓庆有过几次婚姻，还有过好几任男友。在思想已趋思想已趋于宽容和开放，不会再对这种事情蜚短流长大惊小怪了，但在八十年代前期，"离婚还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更何况刘晓庆还是文革后中国电影界第一个公开离婚的女明星。

　　她也许痛苦过，困惑过，但从那以后，刘晓庆说出了许多在当时让人震惊的话，她勇敢地追求个人幸福："我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凡人，我不愿意过虚伪的生活，我愿意正大光明地宣布我之不爱，去寻找我的所爱。"对待生活，她主张"不要荒废人生"，"要享受生活"，对于婚姻和爱情，她说："没有爱情，婚姻就不存在"，"只要有爱情，有没有婚姻不要紧"。就在今年三月，为电视剧《火凤凰》到杭州作发行，年已五十一岁的刘晓庆还讲出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女人，有男人在追求自己，我感到自己会更美一些，更自信一些。"刘晓庆主张女性解放，有些观点甚至还有女权主义的味道，比如："反正我不喜欢婚姻，也不想再结婚了，既然不想结婚，我也不要对方离婚，在一起开心就好。""可以同居，不要婚姻"；"谁离了谁都能活"；"不要相信天长地久，永远不要相信永远"；"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

　　刘晓庆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有外国记者采访她："你认为中国现在最好的女演员是谁？"

　　她想了想说："是我。"在我们这个以谦虚甚至是自我贬抑为美德的国家里，刘晓庆的自我彰显有着冒天下之大不是的危险，特别是她的一些女性解放观点，几乎是向这个古老国度深厚男权传统的一种挑战。她的一些话，即使是放到今天，仍会让一些人不舒服，在那个年代中讲出来，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可以说，刘晓庆的张扬自我、主张个性解放，在当时帮助人们冲破思想束缚、追求个人自由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有话就讲率性而为的做法，也给刘晓庆带来了麻烦。在我看来，刘晓庆与新闻界屡屡交恶，社会舆论对她贬大于褒，其中有刘晓庆个人因素，更深处的原因，是她以一个生气勃勃的女性挑战者形象出现，对传统保守的既有观念是一个巨大冲击，从而触怒了一些人。所谓"众怒难犯"，这是中国一欲有所为者都会碰到的现实困境。

新财富观：金钱和富有是一个人能力的证明

　　刘晓庆的"离经叛道"，还表现在她公然追求财富的态度和行为上。中国人讲究"君子重义轻利"，以谈钱为耻，"士农工商"，商贾阶层在社会各业中排名最末，但刘晓庆很早就意识到这种财富观的不合时宜，她说："在现代社会，金钱和富有是一个人能力的证明"，"我们不要躺在国家身上当包袱，要自己奋斗，用双手去获得财富。"她的几本书中，有一处必然会被浓墨重彩地写到：贫穷给她带来的苦恼和困惑。因此，当"走穴"之风兴起时，刘晓庆很快就加入到走穴大军中去。她还有了句新座右铭："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挣利"，不光自己信奉，还不断灌输给周围的演员。最初只是当演员，后来刘晓庆又当起了"穴头"，亲自组织演员到处演出，她有一个外号"大猫"，就是当"穴头"时落下的。据说，刘晓庆迄今还保持着一个无人可及的"走穴"记录：一个月演出场次最多，达到150多场，最高一天演过八场。

　　应该说，刘晓庆是演艺界较早看到商业主义大潮兴起并主动投身入内的人士之一。在八十年代，她赚钱的主要方式还只是"走穴"，并因此留下了她个人最早的逃税漏税处罚纪录。到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潮流，刘晓庆开始组建公司，广泛涉足房地产、影视、化妆品等十多个领域，即使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众多实业项目已销声匿迹，刘晓庆还能凭借影视制作将自己的公司运作下去。

性格决定命运

　　刘晓庆能获得成功，不是偶然。八十年代初期，和刘晓庆同时出道的女演员还有一批：张瑜、方舒、岳红、龚雪、潘虹、李羚-----光和刘晓庆同北影厂的就有"四朵金花"：李秀明、张金玲等，二十年下来，除了斯琴高娃、陈冲等人，只有刘晓庆还能保持足够的公众关注度。刘晓庆的独得之秘是什么？在我看来，可能是她"不甘居人后"，"争强好胜"，"凡事争第一"的强悍个性和人生态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刘晓庆凭着自己倔强的个性和不屈的个人奋斗，一步步走到了中国影坛的顶端，但是当她这种自强自傲的个性发展到另一端--自高自大时，她的性格也就成了既帮她又害她的双刃剑。

　　将来一切尘埃落定时，肯定会有人研究刘晓庆诸多行为后面的心理动机，在我看来，她总想扮演强者形象，事事总要高人一头的强人心态是一个重要动因。如果说，她早期主张个人奋斗、个性解放还符合潮流，她的争强好胜还能被理解成有个性，到了九十年代，当民主平等意识已成为大众社会的共识时，她这种个性很容易就构成一种俯视众生的心理侵犯，招徕大众和新闻界的反感和抵触。

替刘晓庆惋惜

　　就我的感受而言，从读1983年的《我的路》，到1985年的《我的自白录》，十二年的时间，刘晓庆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年那个有几分野性和生气又有几分谦逊自省倔强奋斗的川妹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高在上谁也不能冒犯的"大姐大"。不管刘晓庆这次能否涉险过关，我的看法是，"刘晓庆"作为一个时代关键词的符号意义早已结束了。刘晓庆之于时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八十年代前期，到了九十年代，刘晓庆的露面，更多是与负面报道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庆的被捕，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法制不健全时靠草莽气质和裙带关系取胜的时代过去了，一个遵重法制、强调规则的时代正在来临。我真心地替刘晓庆惋惜，就其本性而言，刘晓庆是一个率真坦诚的艺术家，有蓬勃的创造力，抑止不住的激情，她的口无遮拦、率性而为，在别的场合也许是可以指摘的毛病，是不沉稳，不庄重，但更多时候，那其实是一个有充沛激情艺术家个性张扬的一面，如果她能象同时代的唐国强、斯琴高娃等一样，心无旁骛，专心于自己的演艺事业，也许还能多塑造几个难忘的银幕形象，未来的中国电影史书写者也会给她更高的评定。可惜，她选择了兼做企业家，那需要的是另一种才能：缜密的思维，周全的算计，理性和经验具备，最不需要的，也许是激情。

　　于是中国少了一个有创造力的的优秀演员，事实上，自《芙蓉镇》里的"胡玉音"之后，刘晓庆再也没有塑造过让人难忘的角色；多了一个曾经口出大言但最终并不成功的商人。这是她个人的不幸，如果她不是硬逞一己之强，非得证明自己的能力，想领时代风骚于既远，那么到现在她应该还是一流的艺术家，令人敬重；我有时也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时代的不幸？在我看来，刘晓庆今天的境况，她自己当然要负全责，但时代也难辞其究。在《我的路》等传记作品中，刘晓庆多次写到过缺钱给她带来的难堪和困惑，同样是拍《火烧圆明园》，梁家辉等香港演员能拿到高片酬，刘晓庆等北影厂演员只能拿死工资，以至堂堂一个国家的头号影后要赚钱只能靠偷偷摸摸地走穴，这是不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如果刘晓庆成名的年代是在今天，一开始就能享受到应有的片酬，她还会不会四处走穴，下海经商，表现出对赚钱的过度贪求？会不会有今天的被羁押于看守所？可惜这只是我们的臆想，历史是永远无法假设的。

上海首富--周正毅

　　周案的暴露，缘自其房地产项目开发的资金危机以及"饮鸩止渴"的金融贷款问题；周案纷繁复杂，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组织诡秘的公司系统以及藏于暗处的金融手段；他急于为还停留在纸面上的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输血的时候，资金告急，涉嫌官商勾结被人揭发。

周氏"问题贷款"拷问中国信贷制度
 
　　所有者缺位、审贷制度脆弱、信贷文化缺陷，众专家检讨中国银行业因何屡遭"周正毅陷阱"；中国的银行制度近年来也呈不断完善的趋势，但显然对他们形成巨额不良资产根源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上周开始，"上海首富"周正毅越来越被公众关注。有消息说，周曾以他在上海静安区的估值不足70亿元的200多亩土地为抵押，从两家商业银行获得70亿元贷款；之后，又将这笔贷款中的一部分转存入浙江的一家农村信用社，并从农村信用社开出高于实际存款额的存单，并以此存单做抵押，再从其他银行贷款。

　　据悉，周正毅在卢湾区的另一块地也是如法炮制，而通过这些手段，周先后获取银行贷款愈百亿元。

　　那么，银行为什么可以"违规放款"，使贷款数额高于抵押品的现值？而农信社为什么会开出高于抵押物现值的存单？

　　尽管上述有关周的传言还无法得到官方证实，但事件本身不得不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制度。

监事会"左顾右盼"

　　为什么巨额的"违规贷款"可以从国有商业银行放出？身为商业银行高官的王雪冰、朱小华等为什么接连落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而言，由于所有者缺位，经理人没有来自所有者的压力，这是银行高层频频出事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现在的国有银行只有一个由原中央金融工委代管的监事会，而这个监事会在实际工作中作用有限。

　　一位曾在某金融机构监事会工作的人士证实了这种论断。她告诉《财经时报》，监事会不过是每隔半年为国务院写一份检查报告，而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很可能是掺过水的。原因是这个报告必须经过中央金融工委才能上报国务院。

　　她解释，金融工委不仅掌管国有金融机构省级分支机构领导者的任命权，而且，监事会局级以下干部也由金融工委负责考察。因此，监事会写报告的人对商业银行真实情况的反映不得不"左顾右盼"。

　　这样的制约机制势必导致国有商业银行行长的权利实际难以制约。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早期的信贷程序，实际上是信贷员、信贷部门负责人、行长三级签字发放的。行长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

付出代价的制度演进

　　近年来，国内银行借鉴国外经验，信贷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据中国银行一位了解情况的处长向《财经时报》介绍，中行现在的信贷制度是双线管理。其简要程序是：企业向公司业务部提出贷款申请，公司业务部对企业及其项目进行调查并写出书面评估报告；风险管理部成立一个尽职调查小组，对公司业务部提交的评估报告作出评价，然后将评价结果提交风险委员会；风险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即可贷款。数额超过权限的(比如10亿元以上)，上报总行。总行贷款也须经过同样的程序，总行行长对风险委员会决定的贷款有否决权。同时，被风险委员会否决的贷款也可以要求复议。

　　据了解，其他几家国有商业银行都在进行改革，实行类似的贷款制度。但风险委员会委员的投票可分为记名和不记名两类。中国银行是记名的，但不对外公开。

　　中国银行这位处长告诉《财经时报》，这种制度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实行这种制度后，中国银行新增贷款的不良率只有0.12%"。而且他认为，这种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制约经理人的作用。

　　据说，在去年的审贷过程中，中国银行总行发生过两次行长与风险委员会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刘明康要求风险委员会对未获批准的贷款项目进行复议，风险委员会复议后又被否决；刘再次要求复议，复议后再被否决，最终贷款未能放出。

　　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审贷制度似乎更为独立。比如，民生银行的行长不再参与贷款的审批过程。按行长董文标的说法："如果一个厂长放下管理工作不做，整天扎在研究部门摆弄机器或者扎在销售部门销售产品，那是不务正业。我现在不管贷款审批，这种工作让专业的技术人员去做就行了。"

　　浙江台州泰隆城市信用社作为"草根金融机构"，他们则对不同级别的信贷员授予不同金额的贷款权限，信贷员的最高权限可达180万元。这种制度使信贷员可以在几十分种内按照自己的权限向企业发放贷款，同时也对自己的贷款安全负责。

"杀马"还是"养鱼"

　　《财经时报》向有关部门了解现行信贷制度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信贷人员说，如果国有商业银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不解决，类似的问题信贷就不可能杜绝。

　　据他介绍，只需一个问题--审贷委员会人员的"乌纱帽"在谁的手里--就可以问倒这种制度。如果行长不是对所有者负责的经理人，如果贷款审批还被视为一种权力，那就说明根本制度没有变化。

　　某股份制银行信贷负责人认为，与国有银行相比，尽管股份制银行的贷款管理制度算是有了不少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行长滥用职权放关系贷款的可能，但其中也不是无懈可击。比如，繁琐的审贷制度降低了经营效率、集体决策等于没人对贷款后果负责等等。

　　与现有信贷制度相关的还有信贷文化。上海银行重点客户部门总经理薛建东认为，依附于现有信贷制度的信贷文化同样值得反思。

　　据上海媒体报道，周正毅问题一见报，上海马上有10家银行上门收债，蓝田股份、欧亚农业等问题暴露后的场面重演。用薛建东的话说，银行平时饥不择食地放款，遇到问题又慌慌张张收贷。

　　几个月前，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举办的一次逃废债问题研讨会上，法学家王卫国提出"当企业马失前蹄时，银行不应该采取竞相'杀马'的态度，而应放水养鱼"，当场遭到了多数银行风险管理人员的反对。广州的一位银行信贷人员说："我不抓紧时间杀马，马会跑掉；即使不跑，也会被别人瓜分。出手晚了就会吃亏。"

银行信贷文化

　　安邦集团分析师关鹏对此分析，由于银行的这种心态，受到最大冲击的可能就是民营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有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即使出现问题，也不会引起根本性震动。但民营企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一蹶不振。这对于培育民营企业非常不利，对社会稳定也会造成影响。

　　上海银行薛建东则认为，我们现在的银行很多并没有长远目标，并不打算培养自己的客户，陪伴自己的客户长大，而是为完成贷款任务、利润指标，盲目求大；争先恐后地挤进所谓的上市公司、大企业的船，而一旦发现船体摇动，根本不分析情况，马上惊慌失措地跳水；游一阵，发现船没有翻，希望再次上船，但已经没有机会了。

　　近年来国内已经发生过许多这样的案例。据《财经时报》了解，金光纸业的例子已经被多家银行信贷培训课程引用。

　　金光纸业是印尼金光集团在中国设立的一家公司，主要生产铜板纸。这种纸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很大，但由于污染因素，政府很少批准设立这样的企业。因此，金光纸业在中国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经营状况良好。

　　2001年，金光集团的一家海外上市公司受到国际对手的打压。为了应战，他们调动了包括设在中国的现金。最初的预期是"对垒在预定时间内结束"，但未能如愿。当时恰逢金光集团部分债务到期，为了偿还债务，金光集团被迫转让部分金光纸业股权给一家日本公司。就是这样一则消息让各银行慌了手脚，纷纷退出。但工商银行没有退出，并看准机会加大对金光纸业的支持力度。事情过后，金光纸业生意蒸蒸日上，而当时退出的银行希图再次进入，均被拒之门外。

　　薛建东指出，这实际上反映了银行信贷文化的问题，说明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并没有以长远和发展的眼光真正分析客户的市场价值

　　对于中国信贷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巴曙松博士说，尽管制度都是在市场的不断博弈中完善起来的，而中国的银行制度这些年也呈现不断完善的趋势，但显然，中国的银行业对他们之所以形成巨额不良资产的反思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