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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海派文化“标志性建筑”

12/16/2003/13:46
华夏经纬网

    拐进愚园路一条不起眼的老弄堂,推开一扇通向灶披间的门,循着一股飘荡的雪茄烟味,踏上窄窄的木楼梯,站在一个朝南房间的门口,看到了一个老人侧坐于窗前的剪影:身着大袍,头发梳得很光,一根助听器电线从耳边掠过脸颊垂到胸前,面前是堆着烟灰缸、书籍以及一些笔砚古玩等各色杂物的书桌,背后是一架书橱。烟灰缸里有时还袅袅地冒着一股细烟,太阳从一边的落地窗投射进来,衬得这个剪影与细烟愈加深刻。这位老人就是施蛰存先生。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为他的百岁诞辰举行了庆贺仪式。百年岁月对于历史只是一瞬,对于生命个体却是奇迹。尤其当这个生命同时还承载了文化,那么,一个百岁的文化老人也是一个文化奇迹。这个剪影,好像是文化奇迹的诗化意象,虚实明暗,值得人细细咀嚼玩味。

百年有多长

    周遭朋友许多人见过施蛰存,或为他的书当编辑,或为仰慕他而心甘情愿为他当义务文员,或仅仅为了见识这位当年被鲁迅骂过的“洋场恶少”是何等模样。事过境迁,一些北山楼当年的常客,随着北山楼主人的渐渐老去,在北山楼的踪影也变得稀疏,只留下一个话题收藏在意识之中:施先生何以会活得这么长久?言下之意就是施蛰存活到百岁是个异数。这样的困惑,多半来自于对施蛰存与鲁迅当年那段争论的一知半解。普遍的看法是,一个敢于向鲁迅挑战的人一定内火旺盛,而被鲁迅骂过“洋场恶少”者,上世纪50年代后因意识形态异化所遭受的压力有目共睹:起先是被剥夺当教师的权利,赶往图书馆资料室,而后干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减半,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发生活费,“文革”期间连住房都被造反派强行缩小,只能在三楼晒台上自己搭上一间小板屋生活。这样的日子,无一与长寿相关。连90岁时的施蛰存自己都说过:“我也弄不懂,像我这样年轻时身体一直不好,得肺病,吐血,七老八十生癌动大手术,现在连出门都不能够的人,居然活到现在。”

    但走近施蛰存,人们才会理解,一个原本并不健硕的人何以能平静地越过一个世纪的坎坷,那是需要深沉的生存理念作底蕴的。

    在世的现代作家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像施蛰存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发展的过程。说到这里,有人不禁要提到另一位世纪老人——巴金。是的,巴金也是20世纪新文化极少在世的标志性大家。但仔细考究这两位的文化活动,巴金从进入文坛初始一直到他上世纪90年代初病重为止,一直执著于文化创造的社会功利。而在参与20世纪中国文化完整性这一点上,施蛰存更名至实归。

    上世纪10年代,还是中学生的施蛰存迷恋创作时兴的“鸳蝴小说”,写旧体诗;进入20年代,他追逐新文化,选择报考北大,未果,于是辗转于之江大学、上海大学等地,学外语、吸收西方文化,也钟情中国文化,还接受过刚刚萌芽的共产主义教育,他加入过共青团。30年代,他主编《现代》杂志,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且还亲自尝试创作现代感极强的小说与诗歌,以至于后人将他的小说归为中国的新感觉小说,而戴望舒等一些在《现代》发表诗歌的诗人,则由“现代诗”派,渐而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派”诗人。其间,他与鲁迅、冯雪峰等左翼作家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也与鲁迅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争。

    抗战以后,他开始教学生涯。主要精力转向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还开始了碑版拓片的收集和整理。

    他的道路从创作鸳蝴小说到新感觉小说,从写旧体诗到现代派诗,从翻译外国文学到古籍整理,从作家到教授,从编辑到学者,从参与文学论争到理论研究……他经历的历史事件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在现在看来都是无人能出其右的。这是长寿的收获,然而,决定他文化活动的空间宽广度的,不仅仅是长寿。跟施蛰存共事50余年的钱谷融先生这样评价施蛰存,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用自由主义的眼光观察、衡量一切。重性情,讲趣味,热爱与追求一切美的东西。他对待生活,就像对待艺术一样,随时随地都在追求生活中的趣味,生活中的美。”钱谷融所说的“自由主义”,指的是他能以游戏般的审美兴致,自由出入于20世纪中国的各种文化潮流,而中允的审美姿态又使他始终不迷失自我。这样的审美态度一旦转化为生命态度,就能在意识形态环境适合的情况下选择入世,而不适合时,就采取隐遁,躲到自我的兴趣与爱好中。抗战时的碑版收集,当“右派”以后的翻译与碑版整理,“文革”期间的古籍整理,大概可以看作他隐遁的收获。

    百年是一个世纪的风云。施蛰存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直接的审视者,最忠实的记录者。因此,在他身上见证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拳击手”之道

    长寿者自有长寿之道。说起施蛰存和鲁迅,绕不过他们的交恶。在论战发生前,施蛰存对鲁迅很是崇敬,他主编的《现代》曾发表鲁迅6篇杂文,包括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1933年10月,施蛰存与鲁迅发生了“庄子”与“文选”之辩。这场文墨官司,按照施蛰存的说法,是“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其实,这种文人间的笔战,在当时是极为稀松平常的,现在平心静气地看待这场争辩,更符合施蛰存当年用“拳击战”的比喻,即只是一场“拳手”间的较量。徐中玉先生评论道:“一位从近处想,读点古书对青年写作有助,一位从远处想,提醒青年不要沉到古书中去,原都有善意在,并不复杂。”

    但这场笔墨官司后来被目为包含不同政见的争辩,恐怕不是交战双方都预料得到的,尤其是解放后给施蛰存带来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在这之后的70年时间里,施蛰存没有在任何文章里对鲁迅稍涉不敬。鲁迅逝世后不久,在虹口公园举行过一次悼念活动,施蛰存前往参加,还向报界发表谈话,表达对鲁迅崇敬之心。1940年,叶圣陶、朱自清筹办《国文月刊》,向施蛰存殷勤索稿,施蛰存用心理分析方法,详细阐发了鲁迅小说《明天》等所呈现潜意识的描写,引起大哗,陈西滢等还写文予以商榷。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如果没在世的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施蛰存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作为20世纪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施蛰存名至实归。

    有那种对鲁迅作品表示欣赏的意愿,施蛰存是不会拿鲁迅的作品来做题目的。1956年,上海各界从万国公墓将鲁迅灵柩迁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建鲁迅纪念馆,施蛰存去拜谒并作《吊鲁迅先生诗并序》,其中所云“秉毅持刚,公或不移于睚眦,知人论事,余岂敢徇于私曲”,较为真实地表达了施蛰存对那场争辩的态度。他在那间北山楼中曾说过:鲁迅先生批评我,我也可以批评他。这种嬉笑怒骂的自由“批评”之风,虽然有失“费厄泼赖”,但至少可以想见当事者的率真与意气。

执著的中间派与清醒的现实主义

    在鲁迅的笔下,曾将施蛰存描写为“洋场恶少”,归为“……之流”。这个“之流”包括对“左联”出语不敬的戴望舒、杜衡;也包括任职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穆时英、刘呐鸥。在这个被称为海派的小圈子里,刘呐鸥才大气粗;穆时英喜好泡舞场,叶灵凤穿着考究入时。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施蛰存虽然也跟着他们一起出入过舞厅等声色场所,学会了抽雪茄,但他与同伴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不仅“是一个飘飘荡荡的大少爷”,更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晚年的施蛰存谈起这些曾经的朋友,有非常中肯的评述。他说“刘呐鸥和穆时英这两个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都是文学天才,开一时风气,可惜都为利益驱使,过早脱离文学环境,做了汉奸,死于非命。”对于沈从文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后迅速恢复在文学史上名誉和地位的大师,施蛰存同样不趋时阿世,他曾说:“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40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他对于人事的价值判断不感情用事,棱角鲜明,可见一斑。

    施蛰存在晚年仍旧关注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向,作出非常冷静理性和具有说服力的判断。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青年学者讨论“重写文学史”问题。施蛰存敏感地加以思辨道:“‘重写’文学史问题,其实不是‘重写’,而是‘另写’。文学史,不论是古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或专题文学史……人人都可以写,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别人的文学史。”对于那时出现的关于纯文学、严肃文学与垃圾文学、痞子文学的争议,施蛰存以新文学运动为例,认为,“今天的垃圾文学、痞子文学,有绝大可能成为明天的纯文学、严肃文学。当然不是全部都有此资格。它们中间,还必须经过一次考验:人民的筛选,时代的筛选。至于今天的纯文学、严肃文学,我看还是承认老朽,逊位让贤为妙。喋喋不休,无补于回天。”这些中肯的话,折射出他思路敏捷、讲究实际的治学风范。

不死就是胜利

    在现代学人中,像施蛰存这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中,在天日重光之后,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成果的人是不多的,陈寅恪、钱锺书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施蛰存当时的生存状态似乎比上述两位要恶劣。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施蛰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出过一本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放弃,正相反,这段时间,正是施蛰存整个学术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一个阶段。

    无论是在华东师大的图书资料室,还是在“牛棚”里,他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当成一回事,白天被斗,晚上就爬上阁楼看书、写文章,久而久之,他就把这种例行公事看成一种惯常的上班与下班的程序。“文革”后期,他住在二楼朝北亭子小间,放上一只小方桌就很拥挤了,而且室内还有一只抽水马桶,他只能利用它,就坐在屋角这只盖上盖子的马桶上写作或接待客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那时读书、研究碑版、写读书札记及看大张拓片就在这小房间,但要佝偻身体才能观赏。他总共写了四五百万字,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他的几十部书(包括选编与翻译作品),都是那时的积累。

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生于杭州,住过苏州,成长于松江,成名于上海的都市。上过四所大学立意交友与追求学问,却获得四个肄业文凭。懂得两门外语,译作丰厚,却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唐诗宋词。以现代派的姿态扬名,又以传授古代文化立身。这个沾着江浙两省泥土芬芳的子弟在上海滩沐浴欧风美雨,自诩“政治上偏向左翼,文艺观上坚持自由主义”,逡巡于20世纪文坛左与右之间,观利害之变,辨是非之明。这种清醒明睿的心智,使自己所钟情的事业尽可能少地受到外力伤害,个人志趣尽可能多地得到保留。这个老人如今在上海梧桐扶疏的窗前,坦然面对一世纪年轮,我总觉得他应该像老锦江、老外滩那样,成为上海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无怪乎当无数小资们以追寻传奇的方式挖掘张爱玲等当年沪上名媛的身世与婚姻之谜时,海外的学者却常常辗转打听愚园路上那间北山楼门牌号码。李欧梵“之流”一定也见识过那个坐在窗前的剪影。当然,那个剪影是生动的,几年前,当施老夫人还健在的时候,你大声叫一声“施先生在吗?”那个剪影会帮你叫一声“阿奶(施蛰存晚年这样称呼自己的太太),有客人来了!”现在,寂寞的剪影会在你告别时提醒你:“作家只能是时代的,我的时代过去了。”(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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