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以及代表中国体育未来发展方向的中国体育产业化应该记住的一天：10月2日，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旗下的现代队在中超联赛中罢赛。这一在世界体坛内都甚为罕见的极端行为，毫无疑问为中国职业体育蒙上了一层过分沉重的阴影。

在当日官方通讯社的报道中如此记述下这一“历史性时刻“： 10月2日20时51分，随着主裁判周伟新判罚北京现代队离场超过5分钟，主动退出比赛的三声长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出现首次罢赛。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国安罢赛都是一种必须严惩的行为，因为“罢赛”本身违反了体育竞赛的根本宗旨，这种行为无论是对买票入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是比赛的对手和裁判，甚至是对国安自身，都是一种极大的蔑视。所以放眼世界体坛，用“罢赛”这种最极端的方式对待比赛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在正规的体育比赛中。所以，单就罢赛这件事来说，国安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和素质的确非常低下，用任何最严厉的方式来惩处国安这种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都不为过，比如：永远禁止中信国安及其下属公司参与中国任何体育竞赛项目的产业化运作。因为，对于广大沈阳和北京的球迷、对于全国广大收看转播的电视观众、对于现代队的广大球员、对于中国足球甚至是中国体育的尊严，国安没有体现出丝毫的尊重，“罢赛”本身，已经把国安钉在了耻辱柱上。

但国安似乎又是委屈的，起码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国安在沈阳的遭遇的确是士可忍，孰不可忍。但再“不可忍”，也还是有一百种做法比“罢赛”可取，所以无论国安要面对何种处罚，都是自作自受：比赛中的国安的确值得同情，罢赛后的国安必须付出代价。实事求是的说，国安罢赛是一种矛盾的积累，是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上种种不正当现象的爆发，同时也是对中国体育产业化未来走向的质问。

足球本是一种游戏，但当这种游戏演变成一种可以获取巨大商业利益的工具的时候，足球就不单纯是一种游戏了，而成为一种产业、一种牟取超额利润的手段甚至是一种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足球是最具商业价值的大众体育项目之一，拥有难以计数的球迷，自然也拥有了最广阔的市场，从而毫无争议的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足球也是最受大众喜爱的体育项目之一，因而也成为中国最早举办职业联赛的体育项目，而中国的足球联赛也成为国内最具商业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在职业联赛初始的几年，球市火爆异常，球员教练收入激增，一时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成为未来体育职业化的标杆。但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在经历过短短几年的蜜月期之后，迅速下滑到目前“崩盘”的边缘，即使是为了“救市”而推出的中超联赛，在推出的第一年里就发生了“罢赛”这种耻辱性事件，的确让人们对中国体育的产业化之路产生深深的忧虑。

虽然国安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但敢于做出“罢赛”这种举动的国安，的确还是得益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不正规的体制。在一个正规的、体制健全的职业联赛里面，对于“罢赛”这种行为的处罚，难道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足协的矛盾心态体现出足协的权威性的丧失，权威性丧失的根源在于中国职业体育的制度问题。中国足协在体育项目管理和商业化操作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的确为职业联赛带来了太多不透明、不公开、不公平的东西，而身为利益中人的足协，又怎能扮演好法官的角色呢？

中国足协的尴尬映衬着中国体育的职业化道路的体制盲动：要想真正走向市场，走向体育产业化之路，就必须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严格区分官员和商人的身份，才能真正杜绝中国足协管理下的中国足球悲剧的重演：球队不玩了，纷纷扬言退出；球迷不看了，球市毁于一旦；赞助变少了，谁还敢趟浑水；水平下降了，成绩没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