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全国“两会”的总理答中外记者问，都是关注中国问题的人们必看的“压轴戏”。近年来，民众对记者怎么问、总理怎么答，越来越关心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就他任总理后,第三次在“两会”上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他们的提问。每年的这场记者招待会,都是关注中国问题的人们必看的“压轴戏”。

　　在想像中与总理对话

　　“我是学习物业管理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参加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考试,可房产部门不认,只认建设部的证书,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几个部门都对我们考试,让我们出那么多的培训费和考试费?”

　　在校大学生李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非常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让总理知道，显然这个问题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可能性不大。

　　“总理你好!今年我们省的农业税是全免了,可是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收费却加上来了。请问,中央的政策到底是怎样的?”农民金国庆满怀疑问,他希望《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能够将这个问题转达给总理。

　　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把自己的问题提给总理，希望总理能够看到。

　　“请问温总理，您怎样看待一把手的权限问题？违法乱纪的官员之中有相当数量是各地各部门的‘一把手’。”

　　“请问总理，社会人群在贫富差距拉大的同时，社会治安的矛盾也随之加大了，各类刑事案件迅速增多，您对整治社会治安、加大警力投入有设想吗?”

　  “请问总理，在前年这个时候，你曾把社会主义比作高山，去年的这个时候你把社会主义比作大海。请问今年你又会把社会主义比作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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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问题有无数个，就好像现在的中国，需要解决的难题，也真的是很多。看起来，大国的总理真是不容易做。

　　为了让这些问题有渠道表达，新华网等政府网站开通了“两会”论坛，这样，老百姓们不用到记者招待会现场，也可以向总理提问了。

　　网友张小民说，“去年答记者问，总理以美国30名学生的来信为开场白。真希望今年总理能上网来看一看，以网友的提问作为开场白。”

　　更受关注的记者招待会

　　近年来,民众对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越来越关心。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对2004年“两会”议程关注度的调查表明,有41%的人选择了“政府工作报告”，位居第一,另有38%的人选择了“总理记者招待会”,位居第二。

　　这两项选择有一个内在的联系:都和国务院总理有关系，这反映了民众对“本届政府”履职情况的强烈关注

　　“从1998年开始，我是一次不落地从头看到尾。”农民张文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感觉到宽松的舆论气氛了。人们更敢说话了。”

　　私企老板王晓勇则评论道，总理答记者问的形式“很不错”,最重要的是能看到总理的表情,听到总理的声音,而平时则主要只能通过文字“感受”总理,总理在电视新闻联播中出现的时间也没有这么长。“所以,我愿意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凤春分析认为,“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体现了政府的立场。总理答记者问是政府路线和施政纲领向外部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举行“两会”例行总理答记者问开始，国内外要求采访的记者的数量已经增加了三四倍。2004年参加“两会”报道的记者近3000名，但因场地等原因，只有600多人接到了与温家宝总理见面的请柬。

　　“从提问来看，国外记者对中国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理解，他们提的问题确实显示出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关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总理的有诺必践

　　专家评论,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承诺大多和施政的具体措施相吻合。而这也是人们继续高度关注总理记者招待会的一个理由。

　　“我已郑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出保证,要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坚决惩处贪污腐败分子,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温家宝在2004年的记者招待会上神情严肃地承诺。

　　2004年反腐力度空前,根据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200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6705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085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66人,厅局级干部431人,省部级干部16人。

　　与此同时,从“审计风暴”后的整改到灾难引发的“高官问责”,无一不反映出中国政府惩治腐败和保障政令畅通的决心和力度。

　　“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总理去年对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有多谈“三农”问题表示遗憾，但“三农”工作依然是总理案头的重中之重。

　　2004年，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粮食连续五年减产的形势得以逆转，粮食实现增产。26个省取消了农业税，中央安排了150亿元，增加了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乡的转移支付。

　　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许诺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并将在市场准入、税收、贷款和进出口等方面，给个体私营企业以平等的待遇。

　　果不其然，2005年初，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自去年修宪之后对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极具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

　　《意见》明确地提出了个体私营企业可以进入包括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工业建设等几乎所有的市场领域。

　　“希望听到更加务实的问题”

　　“希望记者们能问一些更加务实的问题,不要问无关痛痒的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媒体作为上传下达、下传上达的沟通渠道，一定要把公众关心的话题反映出来。”

　　关注“两会”已经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老百姓渴望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能够直接进入这些决定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政治精英的视野，进而得以解决。

　　农民张文星一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如果你能参加记者招待会，一定要向总理反映农村问题啊。”他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好希冀媒体把自己关心的问题在“两会”上提出来。

　　“三农”、教育、就业、反腐败、股市、医疗、社会保障、国企改革、贫富差距、公共卫生安全、社会安全、宏观调控、台湾、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朝核……这些问题，是今年百姓议论的焦点，也将是记者们或会问到的问题。

　　“为什么农民、城市公众、老百姓怕进医院?为什么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为什么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位大学生的父亲生病住不起院，而他的学费也一直没有着落。

　　网友小崔大学毕业两年，在北京“飘”了两年，没有北京户口买不了经济适用房。他想问总理，“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什么时候开始改革?凭什么在自己国家的首都生活还要‘暂住’?”

　　应该说，这样的更有百姓语言特色、直述民众心声的问题，在目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听见的还不多。一般来讲，记者都是把大家的话语，作了更加“技术化”的“翻译”，再向总理提出。

　　举行总理记者招待会是透明政府的体现

　　“每年一次的总理答记者问主动提供的信息越来越丰富了,涉及的话题也越来越广泛,深度、开放度都有提高。”陆小华评论道。

　　在陆小华看来，在一个和谐社会中，政府发挥影响力最重要的手段不是控制信息、减少信息，而是提供更多的信息。“提供信息可以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远比控制信息流动的效果好得多。”

　　他说，“记者招待会透露出一种新的执政方式。你做了什么，想做什么，通过发布会的方式告诉公众，告诉世界，远远比只做不说，只做少说有更好的效果。”

　　陆小华表示，“总理答记者问不是简单的具体信息公开，而是方向性信息、环境信息的公开，可以让人们在特殊的时候，判断出政府的信心和决心。朱基总理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对于稳定投资者和老百姓的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毛寿龙认为,“召开总理记者招待会,政务公开,是透明政府的一个体现,如果招待会成功的话,不但可以给政府赢得更好的媒体形象,也可以得到公众更高的支持率。”

以上由《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殊、实习记者柴爱新/北京报道

　　总理答问与中国之变

　　17年弹指一挥间，回头望去，中国已经迈出这样大的步子，不免令人感叹

　　“政府首脑举行记者招待会是新中国的一个传统，从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就开始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陈力丹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随着电视的普及和中央电视台1988年开始直播‘两会’记者招待会，总理答记者问的场景就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陈力丹说，从那时开始，中国老百姓有了一部直观的编年史。与正规史籍相比，精彩是这部编年史最大的特点，内中有喜笑怒斥，还有浅吟低唱，多少年后回味起来仍不觉乏味。

　　直观是它的另一个特点，一个大国走过的17年，有多少焦点浓缩在那些春天里的17个瞬间之中，如同一幅点阵统计图，清晰地描绘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脉搏。

　　发展经济一以贯之

　　在历任总理出席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发展经济都是被问到最多的话题。温家宝总理的两次答记者问，一共回答了33个提问，其中与经济有关的问题6个，占总问题数的18%。

　　李鹏任总理的两届任期内共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124个各类问题，经济问题20个，占总比例的16%。此外，在回答年度展望和上年度总结这类问题时，经济工作也是总理们论述的重点。

　　朱基任总理的5次“两会”记者招待会共回答了73个问题，经济问题21个，占总比例的28%。

　　在各个时期，有关经济问题的提问数量稳居前列，可见这17年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17年。平稳快速发展国民经济一直是全民的共识。

　　通过分析，人们也能发现每位总理在经济工作中强调的话题都有一致性，而许多问题，在几乎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要反复提出，如经济增长、农业、宏观调控、金融改革等。

　　但总理的回答，也有不同的侧重，比如，温家宝提到“三农”的频率非常之多，他在第一次出席记者招待会时，列举中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时，就把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放在了第一位。

　　而朱基总理回答的21个经济问题中，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有10个，占据了半壁江山。李鹏总理回答的经济问题中，比例最大的是价格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同时期面临不同关键问题的生动体现。

　　不少问题进入“博物馆”

　　至此，中外记者已向三届总理总共提出了几百个问题，其中，不少已经随着中国的发展变化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多次参加“两会”的老记者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国是否继续对外开放”等类似的问题是中外记者向总理提问的焦点之一。如1990年，中外记者尚在关心类似海南洋浦引进外资开发的计划是继续还是搁置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有些人对洋浦的开发产生了一些不理解，担心它成为新的租界，或者成为殖民地”。

　　然而,今天这样的担心,似乎已消失了。经济学家宋冬林说,最初,中国的对外开放还只是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沿海省份的一些区域搞小型的试验区,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有选择性地进行“成片开放”。

　　如今，从深圳到哈尔滨，从上海到乌鲁木齐;从东南沿海到内陆西部，从南方特区到北部边陲;从家电轻工生产到汽车飞机制造，从来料加工到合资银行，对外开放的步履已遍及中国每个角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外记者还曾关注:中央怎样在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中保证“权威”?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实行的是中央几乎完全主导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模式。但是，去年德国电视一台记者的提问，是关心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何使宪法和法律不成为一纸空文。

　　与此相关的是，几年前，在记者的提问中，还有能否允许中国的私营企业参与某个行业等内容。这个问题现在再提出来，也显得陈旧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外记者的有关提问和总理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一些具体原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的回答，都已成为历史一瞥。

　　17年弹指一挥间,回头望去,中国已经迈出这样大的步子,不免令人感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卢波/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