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昶:澳门特区的发展及对台湾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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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record%> <%endrecord%> 一、澳门特区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可行的
   
    澳门回归两年多来,不断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一方面中央政府严格恪守“澳门基本法”全力支持澳门特首何厚铧和澳门特区的工作,不干预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另一方面,澳门特区根据中国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精神和规定实行高度自治,澳门特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体现了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政策,特区充分行使了“澳门基本法”赋予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澳门居民完全享有以“澳门基本法”作保障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特区政府依照“澳门基本法”施政,积极维护和发展澳门居民的整体利益。在“澳门基本法”的轨道上带领四十三万澳门居民建设和管理澳门美好家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实践证明,在“澳门基本法”的指引下,澳门当地的中国人是能够治理好澳门的,而澳门特区的实践亦证明,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来实现国家统一,也是完全可行的。
   
    澳门回归两年多的变化,有目共睹,两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以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领导下,澳门特区开局良好,澳门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都出现可喜的、令人鼓舞的新气象。其中最显著的,在回归前曾经困扰澳门多年,严重影响澳门社会安定及经济发展的社会治安问题,有了明显的好转。而在回归前持续多年的经济低迷,也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整体经济逐步复苏,各行各业都有较好表现,博彩旅游业更是一枝独秀,无论是来澳游客数字,还是政府征收到的博彩税,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在教育、文化等领域,也呈现出许多令人鼓舞的新气象。
   
    尤为重要的是,特区政府“一班人”以满腔热情和聪明才智,务实进取,推动了特区政务向前发展,不但创造了许多前澳葡政府既不敢想像也无法取得的成绩,而且也摸索出一些改革的经验,为澳门特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其中最为显著的,一是特区成立后的第一次立法会选举,首次实现了公平、公正、公开,使“干净选举”的梦想成真;二是赌权开放政策顺利健康的实施,特区政府在整个投标过程中,都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拒绝“黑箱作业”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开标的结果,不但使澳门居民满意,而且连落标者也基本上表示服气;另外,澳门特区保持与世界各地的广泛联系,在国际上的崭新形象正在进一步建立和体现出来,原来适用于澳门的绝大部分的国际公约继续适用于澳门特区,其中有约五分之二是祖国内地尚末参加的,这些事实和发展趋向,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台湾问题的解决,除了证明在普遍性方面“一国两制”亦适用于台湾之外,在台湾民众求发展、求变革的特殊诉求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著启迪的作用。
   
    二、澳门的经验证明“一国两制”方针同样适用于台湾
   
    “一国两制”在澳门实践的成功经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国际影响,对台湾的前途和未来更具有深刻的内在震撼力和导引力,实际上,澳门回归与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存在著许多同点:
   
    其一,是在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方面是相同的。香港、澳门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一国两制”的核心是祖国的统一,即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可以与大陆不同,但必须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中国政府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基本方针的首要一条就是主权必须收回,主权不容讨论。在这个前提下,中英两国和中葡两国政府才能分别商谈解决港、澳问题的方式和政策。同样,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也首先是台湾必须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必须统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在这个前提下,台湾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
    其二,是香港、澳门和台湾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两制并存”即祖国统一后,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澳门和台湾则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无非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就必须照顾到港澳台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即必须使这些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保证其稳定与繁荣。所以中国政府决定在我国恢复行使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及台湾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后,将对港澳台地区长期保持三个不变,即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其三,是澳门、香港的实践经验证明,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并非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澳门、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而是会充分重视台湾的历史实际和特点,尽可能地照顾台湾同胞的各种合理诉求和各方面的利益,实际上在澳门、香港两部“基本法”中除了在“一国两制”的大原则上是两地基本相同之外,“澳门基本法”在一些具有澳门特色的问题上,并没有原搬“香港基本法”同类的条文,尤其是在居民权利、葡裔居民权益、行政长官任职资格、宪法及司法机关的产生和设置、土地制度、娱乐博彩业、历史文物保护等方面,都具有与“香港基本法”不同的规定。
   
    这就充分显示,解决台湾问题也不会完全照搬澳门、香港的模式。何况,中国政府已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并采取了更为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连现行政架构、军队及情治机构都可以继续保留。
   
    三、澳门的特殊经验,也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启迪
   
    澳门回归后在一些特殊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及经验,如果能以妥适的方式向台湾民众进行宣介,相信能收到一定的功效的。比如,台湾政坛目前正陷入各个政党、各类政客无日无之的“政治口水战”之中,致使政局动荡不安,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而澳门特区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实践,一方面可以满足到澳门居民当家作主出头天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促成广大澳门居民能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信仰、言论、结社、新闻等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顾全大局,不搞无谓的政治争论,使到政府的各项改革举措都能在不受政治干扰之下顺利推行,为经济的复苏和振兴提供了一个祥和安稳的政治环境。而不搞无谓政治争议,停止“政治口水战”集中精力“拼经济”正是广大台湾民众的迫切愿望。
   
    又如,台湾地区的公职选举,黑金盛行,贿风阵阵,已失去民主选举的本来真谛。“新政府”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公职选举——第五届“立法委员”和第十四届县市长选举,虽然部分地兑现了陈水扁在竞选领导人时许下的“洁净选风”的承诺,抓紧了打击贿选,但毕竟仍是未竟全功。而在澳门回归前也曾是贿选严重,致使选举结果未能准确反映选民的抉择。但在回归后,廉政公署雷厉风行,在加强反贿选宣传教育工作力度的同时,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下调动各种有力措施,打击贿选行为,从根本上扭转了选风,使贿选行为基本绝迹,选举结果也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选民的意愿,因此,在政见方面虽持有异议,在财政实力上也是属于一介书生,只能筹募到在各个参选组合中最高选举经费,因而在选举前未被看好的“民主新澳门”却获得了全场最高票,这对渴望廉洁选举的台湾民众来说,应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再如,澳门的社会治安之所以能够从回归前的爆炸案、凶杀案、纵火案无日无之,到回归后不久就基本靖平下来,成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地区之一,社会一派祥和,百姓安居乐业,这除了是澳门警察队伍激发出当家作主的精神,不辱使命,连破大案,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势力的嚣张气焰之外,也得力于祖国内地公安部门的全力支持。建构起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的合作机制,从情报交换到截捕及互遣逃犯,都密切合作,使澳门警方如虎添翼。两岸统一后,这个经验如推广到台湾地区去,长期困扰台湾民众的社会治安问题,就将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还有,回归后,澳门在区域乃至国际形象有了很大提高,澳门在继续保持与欧盟、葡语国家密切联系的同时,在经济、文化、民间交往等各个领域,加强与周边及其他地区的联系,以“中国澳门”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一些国际性会议相继在澳门召开,原来适用于澳门的绝大部分国际公约继续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些公约涉及民航、海关、经济金融、教育、科技、文化、环保、卫生、知识产权、人权、劳工国际犯罪、海事、国际私法、道路交通、邮政电信、建立国际组织等不同类别,约一百二十项,其中五十七项祖国内地目前尚未参加。两年来,澳门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为提高,这对热切渴望能够“走出台湾,融合国际”的台湾当局和广大台湾同胞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台湾实现与祖国统一后,广大台湾同胞亦能像澳门居民一样,充分享受到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荣誉,他们在国外的合法权益也将能得到更切实的维护。
   
    另外,澳门回归后,特区继续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并继续作为祖国内地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和桥梁发挥积极作用。澳门正逐步建立起“以自由港为核心,以旅游博彩业为主导,以服务业为主体,以祖国为后盾”的发展模式,为外来投资者创造良好机会。目前,澳门与祖国内地经济合作的机制更加完善,合作领域和层次逐步推进,两地互补互利,保持了共同繁荣发展的势头。中央政府在设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区,并在政策上大力扶持澳门经济发展,包括开放内地居民到澳门旅游的名额,禁止中资机构参与澳门博彩业经营,在民航机场的国际航线专用权上采向澳门倾斜政策等,使得基础薄弱的澳门经济能够战胜重重困难,走上复苏,振兴之路。
   
    可以肯定的是,两岸按“一国两制”实现统一之后,台湾可以更好地利用祖国大陆的资源、人才和市场发展经济;祖国大陆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台湾的资金、市场营销经验发展经济。两岸产业可以更好地分工合作。目前,两岸已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统一后,台澎金马作为单独关税区与祖国内地将可以按通行的规则更直接地发展经贸关系,迈向共同繁荣发展的新阶段,从长远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两岸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可以凭借经济互补优势,共同应对世界经济挑战。
   
    四、澳门可在两岸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间,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澳门特区筹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讲话中指出,“澳门在两岸关系交往中起着独特的作用,澳门回归后我们希望能继续发挥这种作用”,钱其琛所指的“独特作用”当然主要指的是由“澳航”执行的“一机到底”飞航两岸的“间接直航”方面,实际上“一机到底”飞航两岸确是澳门对两岸关系的一个特殊贡献,因为它不但实现了两岸之间的“变相直航”而且还冲破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含有二成以上陆资的外国企业进入台湾开业的限制(中资“中航”占有“澳航”百分之五十一股份)。不过,如果以钱其琛“澳门回归后我们希望继续发挥这种作用”的期许来衡量,似乎澳门在两岸关系交往中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并非仅仅是类似“一机到底”等经贸及人员往来范畴的事务方面的,因为倘若日后两岸实现“三通”,就不需要澳门在这方面“继续发挥这种作用”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钱其琛所指的“澳门在两岸关系交往中起着独特的作用”,除了是指前述的“一机到底”等经贸及人员往来范畴的事务之外,更有可能是有关政治范畴方面的事务,亦即是利用澳门的特殊有利条件,进一步提升澳门在两岸关系中的中介地作用的层次,倘在日后两岸开展政治谈判之后,充分发挥澳门可作为“中间缓冲地带”及非正式磋商的地点的作用。
   
    澳门确实是两岸领导人会晤的理想地点。这除了是澳门具有中国领土与“第三地”的双重特点之外,还因为在目前阶段,无论是持中国护照还是持台湾“护照”的旅客,经澳门国际机场入境都是不需要签注的,十分方便。而且,澳门是孙中山先生最早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他在澳门迈出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步,而如果两岸政治谈判的第一步也是在澳门迈出的话,就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周而复始”的传统,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告慰强烈追求国家统一的孙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尤其是在从澳门国际机场到路环威斯汀酒店的路途上,可避开外人耳目,有利于保密的较佳条件下,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在进行不便于公开的接触和磋商活动时,澳门就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实际上,自澳台航线通航之后,台湾的一些知名官员曾到过澳门旅游休息,都没有惊动媒体及社会,故不少官员都认为澳门是他们这些身份尴尬不方便出外旅游的官员,进行短期渡假的好地方。按此推理,海峡两岸有关官员利用澳门来作为就两岸政治谈判的种种问题进行非公开接触及磋商的地点,是较为理想的。
   
    现在,大陆海协已在澳门设立办事处,其职能主要是,依照海协指示,加强同赞成海协宗旨的台湾及海外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与合作,为台湾同胞、工商团体和各界人士提供两岸交流交往、经贸合作等方面的联络、咨询等服务。协助办理维护两岸同胞利益的事项,办理海协及其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另一方面,澳门特区政府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允许澳门台北经济文化中心为澳门居民赴台及经澳门赴台的内地居民,外国人办理入台证件和提供旅行服务,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将可在台湾海峡架构起一座沟通两岸人民的桥梁,为促进两岸人民的交往,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作出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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