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文坛

    1923年5月。19岁的巴金随哥哥尧林离开四川老家，乘船顺江而下，到达上海。4年后，一艘油轮又将他带离上海，去往法国。出川、出国，巴金经历了人生两大转折，从而闯入文坛。

　　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是在巴黎写成的。去巴黎，他本想是学经济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却改变了他的命运。一次，他一下获得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左拉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他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如饥似渴地读着。他深深地被感动了。那时，他蛰居在拉丁区一个充满煤油气和洋葱味的小屋里，寂寞难熬，心冷得很。于是，就试着想把自己的所思所虑写出来。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巴金后来自己写道：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这样在三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前四章。

　　《灭亡》是一部中篇小说，从巴黎寄到上海后，第二年由叶圣陶先生推荐，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巴金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巴金这一笔名随着《灭亡》的问世而走入社会的。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巴金创作的旺盛期。《新生》、《雾》、《雨》、《电》、《家》、《春》、《秋》、《憩园》、《寒夜》等名作，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他多次回忆自己的创作情景：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抱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我写作时差不多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跟活人完全一样，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而是他们借了我的笔在生活。他们永久不息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赵兰英）

        探索人性 追随真理

　　巴金是那个时代仅存的大师，他的存在仍然让我们有机会缅怀那个早已成为历史的时代，让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巴金的作品如此鲜明地表达了“五四”一代人的全部热情，也体现了他们的局限和矛盾。他是“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

　　巴金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个阶段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阶段是从他开始创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巴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断以他的杰作影响着他的读者。这个阶段是他的创作最为活跃，对于中国社会不断构成冲击的时期，也是创造力强大的时期。他在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随笔的同时，还编辑刊物主办出版社，对于当时的文学界有巨大的影响。

　　当时巴金声望的来源主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其中以《家》为人们熟悉，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由于其中对于传统大家庭的复杂和压抑的深入表现，变成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源头。但其实巴金的许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和《寒夜》都是感动中国的作品。

　　他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而他对于人的持续探索也使得当时的青年为之震撼。

　　巴金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之后，在这个时代，他主要的代表作是他的五卷《随想录》，这些短章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强烈的人道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和自由的渴望。第一个阶段，他的作品期望让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和压抑中解放，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而第二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解放的要求，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表征。

　　真正使巴金进入大众流行文化的无疑是《家》《春》《秋》。这些作品至今仍有强烈的热情，却又有曲折的情节，有类似情节剧的催人泪下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巴金真正变成了一个当时高度流行的作家。中国内地城市的压抑，传统大家族的勾心斗角，感伤的情绪和复杂的纠葛，都让当时时代青年之外的主要阅读群体——市民阶层也迷恋这些作品。我们今天熟悉的觉新的软弱和他与梅的情感、瑞珏的难产等情节都是我们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熟悉的，是容易得到当时的市民品味认可的一种现代性。

　　讲真话的追求一直是巴金执着的信念经过了解放后的许多波折和历练，新时期之后的巴金通过《随想录》留下了一个老人对于生命的关切。他的“五四”情怀仍然是文章的主调，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仍然时刻体现出来。《随想录》的第一篇是《谈〈望乡〉》，其中通过为当时上映引起争议的日本电影《望乡》辩护，对于人道主义的情怀进行了再度的重申。《随想录》无论是怀念逝去老友亲人，还是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世象人心，或是忏悔自己的人生失误，都贯穿着这种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讲真话的追求一直是巴金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在他的晚年也表现得格外清晰。他的坦诚无伪的表达再度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力量，这使他穿越了历史，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一个“五四”长者的作用。

　　巴金曾经在二十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感动过中国，这种感动已经铭记在历史之中。可能他的作品的高度的价值已经回归历史，也不断有对于他的作品的表现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质疑，但他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青春精神和现代性的象征。

　　巴金虽然老了，但他的青春的精神却因对真理的坚持而永远常在。（张颐武）
　
    （2003-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