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我曾见到一份巴金在文中写的关于作家严文井的交代材料，虽因价格太贵没有买下原件，但我保留了一份复印件，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巴金当年的情况了解一二。

　　这份交代为两页信纸，约八百字。标题为“材料”，另在抬头写着“关于严文井”。交代写于1967年6月28日。严文井是儿童文学作家，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这份交代显然是严文井的“文革”档案中的一部分，似是由中国作协流失而出。可以断定这是当年外调严文井情况时，造反派组织特地派人到上海逼迫巴金所写。

　　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巴金这样说过：“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写作的动力。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正是巴金对当代史的重要贡献之一。晚年的梦，正是巴金现实生活中反思历史、自我忏悔的继续。

　　自1989年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气氛越来越活跃，宣讲论文、讨论、甚至辩论，真正开始了一种学术与心灵的交流。听了这些介绍，巴金没有说别的，只是说了一句：“要实事求是。”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讲这句话。我理解，正如他这些年反复强调的“讲真话”一样，他也希望对他的研究，立足于实事求是，不切实际的推崇或粗暴的批评，都是不可取的。

　　谈话中，我提到了巴金在“文革”所写的交代。巴金的女儿小林说有很厚一摞。我便说，应该整理出来。的确，巴老一直为建立文革博物馆而疾呼，他把这作为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对巴老说：其实可以将它整理出来，如果出一本书，会有很大价值的。他马上反应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出。一年之后，我又向巴金提到他的“文革”交代。他还是说，等他死之后再发表。我说趁现在身体还好，写一个序，哪怕几句话也行。我和小林都这样试图说服他。他说：让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去问他，他还是执意不允。他说我：你性子怎么这么急？我笑笑，说：我哪有你的性子急？有时候你急起来可比我急得多。他说：下次你来再说吧！

　　谁料想，随后不久他的病情便加重了。（李辉）

        病中的巴老

　　巴金卧床住院期间，每天清晨，年轻的护士走进病房，总要握住巴金的手，柔柔地问一句：“巴老好，昨晚睡好了吗？”巴老含笑点了下头。这些年轻的姑娘们上小学时就读巴金的作品了，因此十分敬仰巴金。她们说：“能够为巴老服务是我们的幸运。何况，巴老是我们这儿最随和、最听话的病员。”

　　年近七旬的心内科崔主任和神经科邵主任来到巴金身边工作有好多年了，她们多次说：“巴老真是一个好人，他用他的人格力量感染每一位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巴金有一段时间因为手术，不能进水。一个正常的人，一天不喝水都难受，何况病人。巴金却有十多天没喝水了，护理人员只得时常用海绵吸点水，在他嘴唇上擦几下。因为年老，加上几乎天天要打吊针，巴金的血管早就硬化了。每次打针常常要戳几次，这只手打到那只手。可是，巴金从来不言一声，默默地自己忍受，不怪罪任何人。病情稳定时，巴金每天都要坐起来，看当天的重要电视新闻，兴致好时，还看一段京剧，听些著名乐曲。他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工作人员还时常念些报刊文章，说些“热点”问题给他听。（赵兰英）

       《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

　　在《随想录》写作8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巴金对待荣誉的态度。《随想录》读者大概会发现，1978—1986年他抱病写《随想录》期间，从不事先提到他将出国参加什么会之说。他1984年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也是如此。他说：我大约10月赴港，但至今还没有顺利动身的把握，我还是一个每天服药的病人。又说：香港之行还定不下来，我很担心身体吃不消。我清楚地记得，他成行了，我们欢天喜地，他老人家下飞机后在官方隆重接待下进入贵宾室，然后乘轮椅走出机场时，遇到众多传媒的记者，他却一直说：我不是一个作家，只是写家，甚至连写家也不是，是个老弱的病人。他那真诚的而太过谦逊的话，反而使香港的“巴金热”更加热烈。据我所知，负责在典礼仪式上宣读的赞词，是中大学者连夜赶写的，愈写愈觉巴金一生对文学界对社会的贡献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太多，因此一再修改他的中文稿，而且又写了一份英文讲稿。

　　在欢迎巴金的小型座谈会上，80岁老人表现了惊人的记忆力。马蒙，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的哥哥，而且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站起来说：“巴金先生：我30年代读过您的《家》，我觉得《随想录》比《家》更好，可是我记不清在燕京见过您是哪一年的事？”巴老随即答道：“1931年，我去燕京看郑振铎教授，他当时是燕京图书馆馆长。”不久，又一个人站起来，他是以撰写武侠小说著名的梁羽生，他说：“我拜访过您，巴老，您记得是哪年吗？”巴金随即答道：“某某年。”梁点头称是。我为什么只能说某某年？因为，当时记得，不久就忘记了。

　　巴老在创作《随想录》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困难与压力，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他曾说过：“没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是的，他没有屈服，而是一一克服了困难。（思和）

    （2003-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