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 李发平

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它既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一点已成为社会共识，因此，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但是，在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不同的人往往看到遗产不同的价值，而其经济价值与经济效益往往成为很多人关注的头等目标，更加倾向于将文化遗产看作一种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资源，这就必然带来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矛盾问题。如何做到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和谐统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充分认识武当山的价值，是实现武当山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

武当山古建筑群是中国古代建筑杰作，集中体现了皇宫的宏伟壮丽、道教的神奇玄妙、园林的幽静典雅、民间的淳朴节俭等多种特色。据史志记载，武当山古建筑敕建始于唐，贞观年间（627—649）敕建五龙祠。宋、元两代又在此山进行大规模扩建庙宇，到明代达到鼎盛。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1412）动用江南九省钱粮贡赋，役使30万军民工匠，历时12年建成武当山9宫9观等33处宫观建筑群。至此，武当山升格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皇帝拨内帑银11万两，调湖广军民在武当山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明代张开东称武当山建筑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寰宇所无。”明代诗人洪翼圣赞道：“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气，林岫回环画镜中。”武当山古建筑虽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现仍保存较完好的古建筑有129处，庙房1182间，建筑面积4.34万平方米。现当代许多建筑专家考察武当山后称赞说：武当山古建筑群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时，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体现了‘仙山琼阁’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瑰宝，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资源。它是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可供人们研究、教育和鉴赏等价值，远远超出它作为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它具有时代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它的损失是绝对的损失，损坏一件就永远失去一件，就永远少了一份历史记录，就会造成文化遗产不可逆转的枯竭。其价值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对一代一代人发挥永续的作用。这些宝贵的财富不仅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我们子孙后代，因此，保护、开发、利用好历史文化资源，对弘扬文化，传承文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让其不仅为当代，而且永远为后人所享用，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胡锦涛同志在《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贺辞》中说：“加强世界遗产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也是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有效保护，是实现武当山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著名的文物与旅游研究专家耿留同教授认为，发展旅游与遗产保护这两个方面本身没有对立的必然，两者之间并没有一胜一负的必然，它们本来就是互相依托的当代社会文化活动的形式，关键要从价值认识的高度来把握与对待。我们也可欣喜地看到，经历了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迷茫与失误，付出了惨痛代价后，遗产保护与开发受到人们的空前重视。武当山在遗产保护与开发上，始终遵循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的原则。2003年6月17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召开武当山现场办公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提出了“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科学规划、严格管理”的“十六字方针”，进一步明确了武当山保护和利用的方向。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提出并竭力实施了“保护型开发战略”，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自1980年以来，累计投资1亿元资金用于古建筑维修等。仅2004年，投入2000多万元，维修了玄岳门、南岩宫等10多处古建筑，添置了文物消防安全设施，建立了文物电子数据库，以及景区实施封山育林和移民工程。而这些资金单纯靠向上争取、地方财政结余是无法达到的。所以，融入经济内涵，是保护文化遗产资源的积极选择。虽然旅游开发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赢利，但它的赢利是以文化遗产资源有形和无形的增值为前提的，这个“值”不仅是指金钱，也是指自然和文化价值，而这些都必然在保护文化遗产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的。

但是，目前对遗产资源“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不讲科学盲目蛮干”的现象在许多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的实质不是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而是保护与破坏、科学与愚昧、急功近利与永续发展的矛盾。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说，失控的旅游和过度的开发是破坏我国世界遗产的重要原因。西双版纳景洪市建设性开发很值得深思。2000年7月23日，云南电视台《今日栏目》播放了这样一则消息：西双版纳景洪市的某一条街，原为青一色的傣族传统建筑，被开发后，游客纷至沓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居民的经济收入也不断提高。后来，当地居民把传统傣族民居结构拆除，建起与都市里一样的楼房。许多游客到景洪看不到原来的特色建筑后大失所望，从而导致旅游业下降。当旅游管理部门意识到由于民族文化变迁对旅游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时，当机立断把其周围还没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村寨加以保护，由此出现该地旅游业的上升。从这里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保护就是发展，保护就是开发。

三、合理利用，是实现武当山保护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对待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问题，如果只讲开发，不讲保护，势必造成遗产资源的破坏、枯竭，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况，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只讲保护不讲开发，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消极的，是难以行通的，已被实践所否定的。《陕西日报》曾有一条消息说，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公一号大墓，自1986年发掘以来，深24米、面积5400平方米的巨大露天墓坑任凭风吹雨打、水淹土埋，几乎成了臭水坑和垃圾场，风化塌陷十分严重。究其原因，是在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没有突破性认识，不仅在于传统理论的束缚、思维方式的僵化，而且在于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缺乏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不可逆转，解决遗产资源开发方式的问题只能从市场经济中寻找出来，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将资源推入市场，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在强调保护原则、合理利用的前提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按经济规律办事。

胡锦涛同志在《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贺辞》中说，要高度重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保证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充分保护和适度利用，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论述，是如何解决和处理好遗产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矛盾和关系的新突破，既是改革与实践的升华，也是辩证思维的结晶，它间接地告诉我们，遗产资源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方针，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保护与开发并举是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开发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保护与开发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武当山从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旅游冷点，迅速发展成为“旅游热点”，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立足于自身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资源，通过严格保护和管理，并适度进行开发利用，先后对外开放了金顶、紫霄宫、南岩宫、太子坡等十几个文物景点，开发了道教法事、道教斋饭、信物开光、太子读书、武术表演等旅游项目，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4年，接待游客66.2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680万元，旅游收入14500万元。这说明了遗产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反而能相辅相成；遗产保护不是经济发展的包袱，而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力因素。可见，合理进行旅游开发是发挥遗产功能的最佳途径，也是保护遗产代价最小的一个必然选择。

总之，文化遗产无法置身于世外桃源，保护并不意味着将其封闭。旅游是发挥文化遗产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途径和一个非常好的形式。两者如果处理得好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双赢目的；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两败俱伤。在遗产资源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上，我们必须始终遵循和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科学规划，严格管理”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正确认识、理性分析新时期资源保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改革，积极探索；纵观全局，精心策划；准确把握和处理好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形成保护、开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协调并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