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盼把酒欢庆华夏民族大一统
华夏民族的文化核心即“文武之政－孔孟之道”，其原则和方向，具有很重要的现代意义。
自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大政，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和平崛起。建立面向以及迈向全世界时，属于中国自身本有的文化原则和方向，才是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全体中国人民华夏民族的生存繁荣的大法。
台湾属于华夏民族的台湾，其根本精神亦属儒家之文化主体性。台独党人之性格属于汉奸形式，在主体性的文化原则和方向上，已经迷途失足。如果神州在历尽劫波数十年后，都能以儒家文化相逢于海峡两岸，自然将于可见的未来在轩辕黄帝陵以及曲阜孔庙之前，共祭先祖与先圣而把酒欢庆华夏民族的大一统。(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潘朝阳)
文坛起劲旅艺苑多奇葩——咸阳现代文化浅谈
建国50多年来，咸阳文化事业发展迅猛，成就卓著。
各级政府十分注重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陆续建成一批群众文化活动院馆和场所，为群众文化活动的普遍开展创造了条件。据统计，全市有专业剧团14个，演出剧院（场）36座，电影院、站550多个；基本达到了县县有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大部分村有文化活动室。全市有公共图书馆12个，馆藏图书120多万册，年接待读者60多万人次。馆藏图书中，有不少国家级善本图书。
近年来，知名人士出资兴办公共图书馆，给咸阳图书馆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全市共有新华书店13个，图书销售网点布点稠密，年销售图书1000万册以上。
咸阳的文学创作全省闻名、在全国亦有较大影响。诗词歌盛世，美文娱百姓。文坛涌劲旅，声名噪四方。毛、雷抒雁、李若冰、阎纲、峭石、冯日乾、沙石、邹志安、程海、文兰、张鼎全、王海等一大批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新人辈出，佳作如潮，文学创作的群众性成了咸阳文坛的突出特色。
咸阳戏剧，秦腔、豫剧、眉户、弦板腔、木偶、皮影遍地开花。编剧上专业和业余作相谐共振，石匠、邓春松、张汉等一批剧作家创作出了以秦地历史和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推动了戏剧艺术的改革和创新。表演上有焦晓春、任哲中、郭明霞、马友仙、马金仙、赵斌等表演大家，也有白萍、王辉、何丽萍、张建芳、李清泉、陈雪红、税晓玲、张虹、安娜等后起之秀，这些戏剧赤子以艺术为天职，倾力拼打，辛勤耕耘，在全国和省上的展演、评赛中获得了较高的奖次。市文化局开展的优秀剧目调演、展演、群众秦腔大赛、曲艺评赛等各类戏剧赛事，为我市戏剧艺术的发展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积聚了人气，使咸阳的戏剧艺术苑园呈现出百花竞秀、异彩纷呈的局面。
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咸阳的文化市场现代气息日益浓厚，在规范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日趋成熟，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报刊业、印刷业等文化行业近年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咸阳日报》、《秦都》杂志和院校报刊编辑、印刷、发行在全国地市级报纸中处于领先地位，成了我市群众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多元文化与客家文化的通融
谈到客家文化与周边文化圈之间的相互接触上，与同属汉族文化体系的广衬文化圈、福老文化圈、赣文化圈、湘文化圈、巴蜀文化圈以及其他像瑶族文化圈，或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文化圈等的交流接触上，可从文化人类学来做研讨，特别是方言和民俗方面。林浩在其《客家文化新论》上，亦论述到客家文化与汉族文化等诸民系文化的接触形态问题，说到客家文化与广衬文化、福老文化等等文化的接触中的文化转移或是文化取代问题。同时说到在接触中的文化创新等问题，这都是我们为客家文化的地球化、国际化所应努力达成的方向。客家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将为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安详与繁荣。 (亚洲文化综合研究所所长钟清汉)
论汉儒风节
首先，汉儒风节传承并发扬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现了以仁义为心，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其次，汉儒风节的核心是忠义、刚正、诚信的婞直之风，表现为坚持正义，疾恶如仇，勇于为真理舍生取义。再次，汉儒中的处士派“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专心学问，培养人才，播火传薪，以其道艺弘扬文化，服务于社会。
笔者以为汉儒风节仍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第一，重视文化教育和建设，重塑良好社会风尚，提升国民素质，是维系国运的大事。第二，强化国家意识，高扬民族传统，传承爱国精神。第三，高扬追求真理和维护正义的旗帜，倡行实事求是的作风。 (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李建国)
如何理解“和”的理念
中国的哲学思想强调天人是合一的，人与人是并生的，主张“和而不同”，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始终处在一种极其密切的和谐的关系之中。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就是和谐。那么如何理解“和”的理念？首先，万事万物源自和谐统一的状态，事物或世界的形成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就是不要排斥不同的事物，要允许不同事物或不同的文化价值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方式就是多样性的。生命或事物都是由不同的元素有秩序地组合成的。每一个有机体都是多样性的统一。没有这样的多样性，绝对不可能形成多姿多彩的事物和现实世界。其次，和并不仅仅是事物的源头活水，是形成万事万物的本体，也是事物或世界存在、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最佳状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军)
儒家的贵和精神与社会和谐
儒家的“贵和”精神主要包括：
一、礼之用，和为贵。任何社会都要以一定的社会规范、社会秩序做保证。社会要和谐，就必须有健全的法律、伦理、法规、制度、纪律等一整套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否则就会陷入混乱。
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在儒家学说中，“和”又叫做“中和”。“中”即各种不同事物的结合点，包含均衡、公平、适当之意。“中和”是天地万物最好的存在状态，也是社会最好的存在状态，要想使社会达到这种状态，就必须对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不偏不倚，必须要保持社会的公平和均衡。
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社会和谐要比有利的自然条件更重要。
社会和谐了，国家有凝聚力了，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和谐是任何事物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一个不和谐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只有和谐，社会才能存在；只有和谐，社会才能发展；只有和谐，人民才能平安快乐地生活下去。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陈战国)
中庸刍议
朱熹在《中庸章句》中，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释“中”，以平常释“庸”。“中庸”作为一种德性或说道德品质，表示人们行为中的一种主观动机和价值取向。
今天，我国人民正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总结实践经验，也需要借鉴和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发掘和沿袭优秀的文化传统时，我们无法忽略也不应忽略儒学的传统与价值，尤其是儒家伦理的传统与价值。但从我们对儒家中庸学说的辨析来看，评断儒家伦理，应特别注意儒家的中庸学说；而对儒家中庸学说的认同，又应将目光主要投向早期儒家主张的道德的中庸。因为，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也是一个道德的社会。而早期儒家的中庸观念，既可以在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中，作为人们生活的价值取向，又可以成为人们道德行为的思想理论基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文军)
儒学与现代社会刍议
纵观整个“儒学与现代化”的讨论，企图为儒学仍能存续于现代化社会辩护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论式：
一是说儒学的基本精神并不违反现代社会的性质（如民主、科学、自由、工业化等等）与发展。其实只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辅助或补充，最多只能成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调节因素。第二种论式，则企图说明儒学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具有增进及强化的积极功能。第三种论式认为儒学可以直接作用于现代社会，可有效增进强化其现代性。
第一种论式，着重面在于儒学的伦理道德价值；第二种论式，着重在于讨论儒学与民主科学之关系；第三种论式，则侧重于经济发展。都是有选择性地进行儒学现代性的辩护。(台湾佛光大学创建校长 龚鹏程)
阴阳五行学说的意蕴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人理解世界万物最具民族性之思维模式，影响中国文化至为深远。这套学说思想，不仅促进了汉代盛极一时之科学发展，更深刻地体现在诸多层面之中，天文、地理、医学、建筑、政治、人伦……甚至日常生活起居，多与阴阳五行思想有关。
在这凡事讲科学、重实证的时代，虽然阴阳五行学说已逐渐沦为“惑世诬民”之“迷信”、“邪说”，但不可否认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一。若全盘否定其价值，显然是弃置宝贵的文化遗产与漠视传统的民间习俗。(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周德良)
易经和合思想述评
中国大陆在全面振兴崛起的过程中，应发扬民族传统的智能，倡导和平合作的理念，以化解国际争端。
易经为中华文化之源，以阴阳立论，最重视对立两端间的冲突和融合，触类自然旁通，相反可以相成。
干卦取象为天，实述宇宙创化之理；坤卦取象为地，藉山川起伏以明变迁之势。理与势合，人生行事必然顺遂成功；势与理违，则生扞格，占理失势，空想不足以成事；据势失理，纵一时得意，也难以久长。
干卦大象传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大象传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山河大地蕴养万物，人生行事亦当顺势包容，与群众和谐相处。(台湾周易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刘君祖)
激活海峡两岸和合文化之路
如今华人世界有可能成为这个世纪的强大国家和强势文化，为因应如此的现实，华人世界应该做好准备，文学上文化上不断的鼓励创作、交流、沟通、甚至于合办研讨会，联合征选各项艺文创作奖、表演奖等等。
目前大陆研究台湾文学文化的现象很积极，且有一定的成绩，反而是台湾研究大陆文学文化的进展不大，这点固然是台湾文学界要做的省思，也需要大陆作家、学者提供可资研究的信息，尤希望大陆官方推动此一方案，引导而不干涉，假以时日，自然有成。
海峡两岸在文学文化的和合脚步，两岸官方宜乐见其成，宜多加实质鼓励和环境的营造是最好的方法。(台湾明道管理学院教授郑定国)
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两岸主轴
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每一个成功的民族文化都是既发扬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又吸收其他文化的各种养分的结果。中华文化体系的形成，本来就是民族、区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结合。两岸必须更正视在经济文化圈中，寻找适合于自身历史条件的现代文化，以增强本身的力量。
两岸目前迫切的主轴无疑是和平与发展。对此，吾人当然不敢奢望世界各国均认同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但身为炎黄子孙的两岸同胞，却不能不深切体认“和合”的重要，因为在“和合”思想下，两岸可各保有生活特殊性的一面，可各保有经济特色的一面，一如香港、澳门的回归，即为明显之例。(台湾花莲教育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教授杨振良)
秦文化的主要特征
秦人从公元前350年定都咸阳，前后历时144年，不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文化，与当时山东六国相比，秦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是“便国不法古”的原创性。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建统一转变，而且在于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创立了一种影响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无论是为加强中央集权而构建一套相互制约、监督体系完整的制衡机构，还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探求的以“郡县制”为框架，以地方基层政权建设为基础的单一政体，秦始皇所从事的实践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二是“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开放性。对外来人才门户大开正是秦人的一个优良传统，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期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期的李斯、韩非、蔚缭、郑国，都是外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秦国找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舞台，而且这些人才的引进，带入了大量外部世界的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对促进人文融合发挥了显著的引领作用。而更值得称道的是，秦国统治者对待外来知识分子的姿态，据史书记载，秦孝公当年与商鞅探讨变法图强，常常通宵达旦。每当思想碰撞出火花的时候，双方都情不自禁地向对方的座位移动，以致双膝相促。秦人的这种胸怀，使得秦国成为当时人才云集的舞台。
三是“河海不择细流”的包容性，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秦文化吸纳性概括有助于我们了解秦人“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所谓“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剑”，“郑、卫、桑闲、昭、虞、象”之乐，都不过是异国文化的象征，而秦人抛弃击叩缶而纷纷演奏郑、卫的旋律，丢掉弹筝而演奏昭乐和虞乐，不仅反映了秦始皇执政时期文化的繁荣，尤其体现出秦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宽松态度。尽管在秦建都咸阳的144年中，法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占据着主导位置。然而，事实上从秦孝公建都咸阳时起，咸阳就一直是一个诸子百家十分活跃的舞台。在商鞅变法的初期，的确存在着“燔《诗书》，明法令”的禁绝儒术政策，但这只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到秦昭王时，学术风气已经出现了“纳六国之士”的可喜变化；特别是在秦始皇执政以后，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开了秦国学术的新风。
足下文章大养生天地宽——咸阳足疗养生文化门外谈
改革开放后，咸阳人生活好了，企盼健康的愿望日趋强烈。近年来，市上强势推进各行业的发展，以全新的经营理念和驾驭市场的大手笔，发展起了咸阳足疗产业。咸阳足疗以其独特的养生健体功效，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和喜爱，在一两年间，迅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刷新了咸阳养生文化的记录。
足疗的妙处，一是用料配方依据中医熏蒸外敷的医学原理，精选中草药，科学配方，医防并举，以求其效。二是利用中医推拿、按摩的保健原理，选穴定位，调配手法套路，或取对症施治之效，或尽养生保健之力。三是营造一种轻松、恬静、雅致的休闲养生情调。用周到的服务和文明、礼仪、亲和的经营方略，使消费者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一种养生休闲文化，得到全身心的放松和休整。
咸阳足疗正规、老到，守道德之限，尽服务之责，遵养生之旨。所以，全国足疗的店家大都在招牌上标出“特别聘请咸阳浴足师驻店献艺”等，光顾的客人也就会因此多起来。咸阳也为各地培养过不少浴足师，也有人以咸阳的名义培训浴足师。干足疗这一行的，不少人改变了家庭经济状况，改写了命运。（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