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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海峡对岸的老兵,烽火连天的回忆
华夏经纬网   2017-06-20 08: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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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时的回忆

    我叫孙云武,出身于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作者)3月27日,老家在云南昆明,现居住地中国台北市士林区阳明里24邻40巷3号。我的父亲名叫孙金华,母亲刘氏。

    我是家中的独子,九岁前读过私塾,后来家中的房子改做了洋学堂,我才正式入门读书。洋学堂叫聚奎小学。我家大门两旁有一对石狮子,我小时候爱爬到它们的背上骑着玩耍。

    我小时候家里是做猪毛出口生意的。我还记得家中客厅墙上挂得有把指挥刀,那是父亲的。我家几代都是行伍出身。我妈当时缠脚。在我们那一带,只有大户人家小姐才裹脚,大脚叫丫头,小脚叫太太。我妈是虔诚的道教徒。从小念私塾,认识字。因为我十五六岁就出去打仗,从此再也没回去过,所以在至今的记忆中,我妈只有三十来岁,年轻又漂亮。

    我小学还没毕业就不读书了,日本飞机来轰炸昆明,学不能上,做生意也不能做了。每天清早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防空警报。陈纳德将军十四航空队刚来的时候,大家以为是日本飞机,还跑过警报。

    美国和日本的飞机都是单翅膀,只有国军的飞机才是双叶子,不灵活。我看见过飞虎队和日本飞机交战,追上追下,不停地翻筋斗。美国飞机明显比日本的火力强。有飞虎队呆在昆明,日本飞机就不敢来了。

    还抓到过一个日本飞行员,他的飞机被打燃了,只好跳伞下来,结果被包围在稻田中间。抓住以后,装到车上的铁笼子里游街,让大家看,因为我们是后方,没见过日本人。大家都很高兴。很多人喊打,有的吐口水,有的打耳光,还有人脱下鞋子来打。然后上面就说,不准打,不要打。这都是蒋介石下的命令。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对日本有好感。老百姓很听话,果然就不打了,游完街就把他关起来。

 

二、参军打日本人去

    到我大一点,大概十四五岁,还在上小学六年级,那个时候云南境内都有日本人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见情形不对,就相约起来不读书了,说我们打日本人去。

    去参军的总共有四个人,一个叫张朝富,一个叫叶克清,还有一个同学叫什么不记得了。听说龙云的部队60军正在招考志愿兵,我们就偷跑去了。我们去了以后,看见几个穿军装的人坐在一排桌子后面,其中一个当官模样的问:“你们父母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说:“没必要让他们知道,知道了就不准走了。”我被分到60军184师一个连部里面,那里的人一看我,还是嫌小,以后又说,好吧,你留下吧,就伺候连长好了!

    我第一次打仗在开远、蒙自,接近越南老街那一带。很多战友牺牲了,不是被敌人打死,而是被自己飞机炸死的。以后再遇见自己飞机的时候,就要摆布板。那叫做通讯布板,实际上就是很长的布条子,大约有两三尺宽,就在地面摆开。比如我是60军,就把这块布条子折来折去,折个60,再折来折去折个军字。这样飞机在空中才能看见。以前没摆布板的时候,飞机经常误会,结果把自己人炸死不少。

    我们在越南老街也和日本人打过仗。那时我是上等兵,带领一班人守碉堡。碉堡很大,对着马路架了两挺机关枪。有一天晚上,日本人来摸我们这个碉堡。他们很笨,不弯腰,站起来低着头朝这边冲。碉堡里的人发现了,机关枪突突突,打倒了,剩下的转身就逃。我们追出碉堡,通知后面部队去包围,把日本人都抓了。

    我后来当了运输兵,最先是助手,跟的是美国道吉,汽油车,载重5吨。我们车上备有两把枪,一支手枪,是云南兵工厂生产的,什么牌子想不起来了,另一支是中正式步枪。直到抗战胜利到了东北,我才当上了正驾驶,那时也配有手枪了。

 

三、到越南接收投降物资

    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我跟随184师去越南,奉命接收日本人的投降物资。本来预计三天路程,只走了一天半,中央军的两个师就来拦截后路,把我们堵在靠近越南老街的地方,只能往前走,不准回云南,一回头就要打。

    当时局势非常紧张,我还记得天刚擦黑,我们走进一个地势险要的山谷,部队在行军途中突然慢下来,有人发现了异常情况,中央军占据了有利地形,荷枪实弹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内部就有当官的出来宣布,上边有公示,部队要不了这么多人,让大家解散。很多人一听这话,立即就交出武器回家了。我们的部门官也被撤换了,不知他们上哪里去了。

    从那以后就归卢汉的中央军了,但还是不让我们回云南,立即被调去守越南海防,说是怕日本人再来反攻。其实日本人那时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起来,没吃的,交通不通,补给也跟不上,所以日本人垮就垮在云南这一仗。

    我们后来才知道,当时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换龙云,才把我们这批人哄出来,派到越南去接收投降物资,出来以后就不许回去了。他们担心我们不服从中央,怕乱,怕流血,因为龙云的部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一贯打仗也不错。60军刚一离开昆明,蒋介石就把云南省主席换成了卢汉。

    接收投降物资的时候,日本军官和全体士兵放下武器,规规矩矩列队站好,然后带我们的人去仓库查看。他们的大部队就在操场上搭帐篷,房子都不准进去住了。他们不敢反抗,规矩得很。

 

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跟随60军去东北的时间大约是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辎重部队接了一批车子,除了大道吉,杰姆西什么的都来了。杰姆西载重3吨,也是汽油车。

    由于部队整编完后一直没回过云南,直接就拉到东北来了,很多人不满,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吵闹起来。60军军长曾泽生就来安抚说:“不管中央军也好,地方军也好,我们都是中国人。”

    可怜!中国部队要是归中国人自己来管的话,就又免不了贪污,当兵的几个月发不到薪饷,饭都吃不饱,整编时美国人发的半自动步枪被当官的偷偷拿去卖给地下军火商,很多人还是继续用国产土造枪,被收回去的那套美国罗斯福呢军服也从此没了下文,河内大街上到处都能见到穿美式军服的越南老百姓。

    去东北是在越南海防上船,然后一直开到葫芦岛。船很大,是美国运兵船,装人,装大米,装战车,什么都装。一艘船能装好几十部卡车,装人起码能装一个营不止。运兵船离岸之前,美国人还找了一些日本投降军人来搬运物资。那些日本军人都变得很听话,很守规矩。搬运完后,美国人就挑了些年轻力壮的带走了,剩下老一点的就交给国军部队。剩下来的日本人咽不下这口气,有的当场跳海自杀。

    当时整个东北战场形势很乱,接收日本投降物资的有苏联、国民党、共产党。因为不愿意打内战,好多人都跑了,抓到的就枪毙。枪毙还算痛快的,其他惩罚才痛苦啊!有的逃兵抓回来,绑在芭蕉树上,拿刺刀一刀一刀戳死。芭蕉树的树干很软,刺刀可以一下子捅进去,不像墙壁那样硬,会震伤胳膊。这就是杀一儆百,大家见了就不敢再跑了。

 

五、进了革命实践研究院

    我记得是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四月间,由舟山群岛、定海撤退,就撤到台湾了。在基隆又遇见张朝富、叶克清他们几个同学,大家就在一起商量开小差,因为都特别想回家。起初我想请长假,但部队没批准,再加上人生地不熟,一是没钱,二是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走。

    我们几个从基隆乘火车到了高雄左营,那时海军第三军区司令是曹开建,他派人来抓我们,我们是逃兵嘛。我们躲在一个碉堡里面,没抓到。后来我就在台湾当老百姓,我和几个同学买了几辆卡车,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运煤炭,由金山煤矿运到台北去卖。以后做着不行,做垮了,就没做了。

    在台湾很想念家里的亲人,但写信到大陆很困难,当兵的写信要报到排部,排部报到连部、营部,层层检查。我后来离开部队也没写信,怕惹麻烦,说你通匪。那时台湾叫大陆毛匪,大陆又称台湾蒋匪。

    后来革命实践研究院招考驾驶员,我和张朝富去应考。革命实践研究院在中山楼那边,是蒋介石找的地方,三面环山,在远处看像个龙椅。我开车技术好。二十几个人就考起了我一个,张朝富没考起。

    研究院的性质是半军半民,院长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我曾给他送过一次文件。他在总参楼上办公,我在门外把文件交给他副官,副官拿进房间去。蒋介石看了一眼文件,转头对我说:“不要走。”他批好后再由副官递给我。那份文件是革命实践研究院总务处派我送的,文件是封好的,看不到内容。即使没封好也不能看,偷看要杀头。我是研究院的老人,知道凡是送给他看的公事都是不简单的。

    研究院每个礼拜一都要做纪念周,文武百官都必须到场,听蒋介石训话。蒋介石经常提到失败的教训,讲着讲着发火了,就用拐杖用力戳地:“为什么一打仗就跑?”

    那时正是两党对立的时候,研究院就是专门研究两岸问题。当官的经常在学院大礼堂看大陆电影,“文化大革命”的都看。有一次放映审判“四人帮”的纪录片,我很好奇,就躲到楼上放映室去看。当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出现在审判席上的时候,我看见楼下那些当官的都在议论纷纷。

    我在研究院里见过蒋介石、陈诚、白崇禧、罗卓英。我还替蒋介石保管过校阅用的敞篷车。检阅时开车的是他自己的司机,不用的时候就交给我管,平时洗车、擦车、保养归我。我每天把车子检查好,擦干净。

    研究院总参楼下面有山泉水流下来。有一年初冬,我们在楼下用泉水洗冷水澡,锻炼身体。陈诚每天从办公出来散步都是固定的时间,那天他提早了,一个人走出来,卫士也没跟他一道。他从后面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研究院军风纪管得很严,我还吓了一跳,心想完了完了。这时他的卫士赶紧跑过来,怕有什么事情,他们就一起走了。

 

六、我给故宫运国宝

    后来革命实践研究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搬到木栅去了,另一部分留在阳明山中山楼,名称改为国防研究院,我就留在国防研究院替罗卓英开小车。罗卓英曾是广东省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带了二十万青年军到印度。

    罗卓英住在信义路10号,陈诚和他住得很近。他没有卫士,除了我以外,另有一个副官名叫张保禄(音),福州人。我是穿老百姓服装,也不发枪。他到研究院来上班的时候,我就相当于他的勤务兵。每次一到了研究院,我就要出去查看,检查四周有没有嫌疑分子。他太太住在屏东思孝巷,没和他住在一起。他太太有一次上阳明山来,还专门找人在这边养鸡。

    我在研究院给罗卓英开车差不多两年。他奉公守法,爱读书,因为有病,不喝酒,不抽大烟,什么恶习都没有。他和陈诚关系最好,陈诚在哪里任官,罗卓英也总是跟到哪里。他们都是十八军的嘛,还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同学。蒋介石和陈诚很信任罗卓英。

    罗卓英患有糖尿病,也有结石病。后来糖尿病太重,眼睛都瞎了,那时我已经没给他开车了。他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后来才听说的。我那时在给副教育长李耀林开车。

    后来,还是在国防研究院,行政院来个命令,说是要派忠实的驾驶员到台中雾峰去装东西。我带的三部车子,都是大卡车。车子上面坐着宪兵和警察。还有个指挥官跟着一道。究竟干什么他也不讲,只说要小心啊,车子千万不能太震动了。我们当时很奇怪,又不敢问。

    最后到了台中雾峰一个破仓库,宪兵和警察就把那地方包围起来。仓库外面放着的木箱子已经烂了,有的稻草都露出来了,里面装的什么也不知道,把箱子装上车就开走。他们一路都用无线电在联络,告诉这个车子快到哪里了,每个十字路口站满了宪兵、警察和便衣,卡车经过工业路,来到台北新公园,在新公园里边我们停下来,又换了车子,不知道是哪个单位派来的卡车,直接就拉走了。

    以后才知道那些木箱被拉到故宫博物院去了,这叫做国宝嘛!

 

七、很想回大陆

    两党的斗争,斗到最后国民党输了,由定海撤退,撤到台湾来,六十万大军到了台湾。到现在为止,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死的死,退的退休了。和我从小一起参军的四个同学中只剩下两个人。张朝富来台湾不久自杀了,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他是在高雄左营上吊自杀的,没有留下遗书,我当时好难过。还有一个同学叫叶克清。他给宋楚瑜的父亲宋达开车,听说去了美国,现在还活着没有不知道。

    我在台湾三十五岁才结婚,为什么呢?也很想回大陆。那时天天喊反攻,以为马上要回去。部队还编了一首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兄弟。”出操天天都要唱的。很多人不结婚,都是这么想。

    我民国四十一年(即1952年)加入国民党,还是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参加的。在台湾感觉还是不错,生活过得好,衣食住行都不错。陈诚搞的“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就是这个土地你耕种多少年以后,土地就属于你了。“住者有其屋。”就是这个房子你住多少年以后,就属于你了。这两样搞得好,这是台湾的政策,大陆还很少有人知道。陈诚最大的功劳就是建设石门水库。

    蒋经国在台湾建立的政策就是“清廉、爱国”。 六十万大军到台湾后,修水道,修铁路,修苏花公路,都是用的这批人。要不然退伍,闲散的人太多,找事不好找,蒋经国就想出了这个办法。把台湾的军人退伍下来,去开山,炸石头,修苏花公路还死了不少人。这样一来,退伍军人也统统安置了。如今这些人,死的死,老的老,剩下的也不多了。等蒋经国走了以后,大家都失声痛哭,老百姓拥护他。如果没有这两个好官,一个陈诚,一个蒋经国,台湾早就乱了。  

    我来台湾六十多年,早已成家立业,儿孙满堂了。我现在年龄大了,以前的熟人基本上找不着了。我个人认为两岸之间的纷争终究还是会解开的。不能搞两个中国,那不成体统。大陆和台湾迟早要合起来,国家不能分离,这是大多数人的心愿。我希望两岸和气,有话好好讲。你一打,老百姓就完了,生活就不好过了。大陆那么大,物资东调西调,还可以维持。台湾你调哪里?从基隆到高雄就完了。

 

八、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第一次回大陆是民国七十六年(即1987年)。初次回大陆很兴奋,很紧张,我预先订好了返程机票,只打算在老家逗留一天,看一下就走。自己毕竟当过国民党军人,和共产党打过仗,我害怕如果呆得太久,会被人将过去的历史旧账翻出来。

  

 

    远远看见昆明拓东路岔街口我家的房子,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大门两旁那对熟悉的石狮子还在,房子里面依然是一所小学,只不过名字改了。我家的房门锁着。我问学校那位看门的工友,这房门是谁锁的?那工友回答我,是上面领导让锁的,听说这一家还有人在台湾。我告诉他我就是从台湾来的。他去拿钥匙来替我开了门。

    屋子里只剩下蒙满灰尘的桌椅板凳和一张老式架子床。那张床多次在我的梦中出现过,它是我小时候和妈一道在上面睡过的。除此而外,家里面其他好一点的家具,包括那些古色古香的铜香炉和铜烛台全都不见了。

    我向那工友打听情况,他什么都不清楚,只说岔街口有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认识我父母,还和我父亲一道喝过茶。于是我让那工友带我去岔街口找他。那人姓李,他告诉我说,我的爸妈早在二十年前“文化大革命”中就去世了。他们二人被批判过,还游过街。

    当晚我在那张架子床上住了一夜。工友为我拿来铺盖和棉絮,还替我点了一盏小油灯。屋子多年来无人居住,电路早就不通了。床上的蚊帐也是那工友在屋子里找到的。蚊帐很旧,大概是我父母生前用过的。我一夜没有睡好,脑子里想的全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当年自己幼稚不懂事,偷偷翻窗逃走,连一句话也没给家人留下。这几十年我一直在外面扛枪打仗,东奔西跑,二老肯定时刻牵挂我,担心我会战死沙场。我家天井里面有菩萨,妈妈或许会一早一晚去那里上香,替我这淘气的儿子祈求平安。一想到这些,眼泪就不知不觉流下来。

    第二天清早起床,也没跟那看门的工友打招呼,我就赶紧走了。当我第二次回到昆明,又是几年以后了。我想去寻找父母的墓地,替可怜的二老烧一炷香。我再去岔街口去见那位姓李的邻居时,他却因病不幸辞世了。我家房门依旧锁着,那条街上已无人知晓我父母的情况,更不认识我这个乡音未改的台湾老头儿。

     第三次再回去,城市的改变非常大,完全认不出来了,我老家的房子也拆掉了。

 

    (此文根据QQ和录音谈话整理。在访谈期间曾得到过老人的女儿孙志珍女士的支持和帮助,特表示感谢。令人伤感的是,就在作者写下这篇作品之后,时隔一年多,老人就去世了。幸好他生前还来得及获悉此文在《当代》发表,虽然没法看见纸质版本,但躺在病床上浏览过电脑里的照片及文章,是他家人给他看并且读给他听的,谨在此表示深深的悼念。)

 

    作者:卢苇 

 

 

责任编辑:唐诗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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