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的十三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流金飞彩的时代，我们与共和国一同走过。蓦然回首，是哪些东西构成了这时代最宏大的背景？是哪些东西构成了我们心中最辉煌的记忆？是哪些东西化为了中国社会最深入人心的语汇？无疑，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香港与澳门的回归无疑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写的一段历史。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全世界表明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的决心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凭借着高超的驾驭力，准确把握港澳回归的节奏和方向，最终使香港、澳门如期、顺利回到祖国怀抱。在港澳特别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里，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面对这些干扰和障碍，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统一。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同志。回顾港澳回归历程，鲁平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就决不会有港澳平稳过渡、顺利回归的局面。。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英明决策鲁平同志说，相对于20世纪最后十年发生在中国的诸多喜事，香港和澳门回归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无疑要更加丰富。对于已经过去的岁月来说，港澳回归标志着中国曾经作为殖民地国家屈辱历史的终结。对于正在经历的现实来说，港澳回归证明了“一国两制”这个史无前例伟大构想的成功。在国内，它极大振奋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国际，它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和声誉。而对于未来来说，登上伟大祖国强劲发展这列快车的港澳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同时，“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还将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上各种纠纷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和途径。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意义重大而且众多，中国政府为收回港澳准备了近20年，这个时间跨度也足以说明要实现平稳过渡、顺利回归目标之不易。作为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同志亲自参与了中英、中葡政府联合声明的起草工作，并亲历了香港在过渡时期的不平静，对于已经翻过去的那一页历史，鲁平同志记忆清晰，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港澳过渡期中所作的各项重大决策，鲁平同志更是印象深刻。鲁平同志对记者说，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收回港澳，经常过问回归前的各项工作。作为开展具体工作的港澳办，只要有问题，从来都是在第一时间直接向党中央汇报，请中央分析、作出决策。如果说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充分预见到了港澳回归前后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那么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以高超的艺术和杰出的能力，准确无误地排除了这些险情，始终保持着港澳回归的方向以及回归前后的稳定。鲁平同志向记者回忆了港澳回归前，特别是香港回归前发生的各种风波。决心不变一定恢复行使主权鲁平同志告诉记者，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的一段时间里，总体来说，中英双方是抱着合作共商的态度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一下子改变了这种局面。当时的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定中国也会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解体。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英国政府对华政策起了根本性的改变，在香港问题上也从合作转向对立，从协商转向强硬，企图在香港问题上占便宜，甚至幻想在香港回归之后继续插手香港事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在香港的过渡期内做了一系列手脚，意在给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施加压力。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给一些势力壮了胆，甚至有些势力企图把中英双方谈好的事情推回到最初完全符合英方利益的起点上，再次提出早在中英联合声明谈判阶段就已被中方否定的以“主权”换“治权”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在国际上大造声势，企图利用国际舆论孤立中国。一时间，香港回归问题上阴云密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鲁平同志说，在香港回归的历程中，这是一个紧要关头，一旦息事宁人的想法占了上风，香港回归就将完全是另一种局面。面对各种叫嚣和压力，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为所动，不为暂时的安宁牺牲民族大义，坚定地表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立场不变。这个态度好似一根定海神针，立即把当时大大小小的风浪压了下去，香港回归重新又回到正确的航道上来。审时度势解决新机场问题表面平静了，暗流却又开始涌动。看到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府的立场，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很快又变换了手法——给回归制造麻烦。1989年底，英方未同中方商议即向香港公众提出了兴建赤角机场计划。英方还为这个计划起了一个甜腻腻的名字——玫瑰园计划。从表面上看，港英当局是在为香港市民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中方却从英方这一超常规动作中洞察出深层次的用意：新机场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上各种配套工程，总投资将超过1000亿港元。新机场计划建造16年，建设期跨越了1997年7月1日。这个计划一旦开始实施，必将花掉大笔香港的财政储备。等到香港政权交接时，港英政府不但只会留给特区政府一个空壳子，而且还会把偿还巨额贷款的包袱甩给特区政府。鲁平同志回忆说，发现了英方建设新机场的真实目的后，我们马上把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当时，英方极力推进建设新机场的进程，大有一蹴而就的架势。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以静待动，这个方针与以往同英方针锋相对的风格截然不同。起初，大家不解其意，听过中央的分析后才又茅塞顿开。中央认为，英方提出的新机场计划预算只靠财政储备是无法完成的，势必要依靠银行贷款，而这一计划又横跨“九七”，银行不可能只考虑“九七”以前港英政府的还贷能力，而不顾及特区政府能否承担这笔债务。在对后者不了解的情况下，银行决不可能贸然放贷。如果是这样，新机场计划肯定无法顺利实施，到时候英方一定是骑虎难下。后来的情况完全证明了党中央的判断和以静待动策略的正确。虽然英方不断向外界鼓吹新机场计划，但各路的投资者却是听的多，动的少，都在看中国政府对新机场的态度。在此情形之下，英方没有多久即不得不请求我国政府对新机场计划公开表态，这个请求等于把新机场计划的主动权一下子交予了中方。利用手中掌握的主动权，中国政府不但打翻了英方企图突击花钱，置特区政府于尴尬境地的如意算盘，而且成功按自己的目标与英方确定了1997年6月30日港英政府留给特区政府财政储备的数额——250亿港元！而此前，英方只打算留下50亿港元应付了事。在这两个事关香港回归后稳定的重大问题上，中方大获全胜。鲁平同志讲，在解决新机场和财政储备问题的同时，党中央还机智地打开了另一个局面。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一度对我国实行孤立政策，他们的国家领导人都不来中国。在新机场问题上与英方达成一致后，1991年9月3日，英国首相梅杰来华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成为那场政治风波后来华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首脑。果断决策以我为主迎接香港回归在香港的后过渡期里，英方除了从经济上干扰平稳过渡，还试图从政治上搅乱香港的平静，给未来的特区政府制造难题。1992年，彭定康接替卫奕信成为香港最后一任港督，这位在英国议会选举中落败的保守党主席一到香港就声称要全面推进香港的民主进程，并抛出了所谓的彭定康政改方案，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想在香港实现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彭定康之举与新机场计划一样，看似是在替香港人谋利，其实却是在极力将香港社会推向混乱。鲁平同志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来没有否认过回归后的香港政治体制应该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党中央对如何实现民主目标也有着非常清醒和正确的认识——任何一个殖民主义国家都不会给予其殖民统治下的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英国政府之于香港也如是。英国人在香港呆了150年，从未搞过什么民主选举，而在离开前却想起来执意要将西方式的直选引入香港，其结果只能使香港的政治和社会大乱。因此，中国政府很早就提出，香港的民主发展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并在香港基本法中制订了详细的时间表。但彭定康所谓的政改方案完全破坏了原来中英双方构建起来的“九七”政治体制衔接的桥梁。鲁平同志回忆，为解决彭定康政改方案引发的矛盾，中英双方先后进行了十几轮的会谈。但英国政府一意孤行，置中国政府以及香港众多人士甚至本国人民的反对于不顾，将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刊登宪报，并提交立法局通过，强行关闭了会谈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审时度势，立即做出另起炉灶、以我为主地完成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1993年7月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在香港回归前的最后4年里，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英方的种种干扰动作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建工作。从利用一些势力和国际舆论对我国政府恢复行使主权施压，到新机场计划，直至彭定康所谓的政改方案，英方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一直在利用各种机会制造干扰和障碍。对此，鲁平同志深有感触地讲，香港之所以能够最终如期、顺利回到祖国怀抱，这完全是因为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在解决新机场问题的过程中，英方是软硬兼施，但我们能步步为营，始终让英方按着我们的步调和方向走，并最终取得一箭三雕的效果，这充分体现出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对重大事件杰出的判断力，驾驭重大事件走向的高超能力和完美的解决艺术。在香港顺利回归以后，透过预备工作委员会在回归前所做的大量具体工作，我们同样可以认识到党中央当时另起炉灶决策的重要性和前瞻性，如果当时没有以我为主完成对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那么香港平稳过渡、顺利交接将很难实现。变化喜人港澳的明天更美好香港和澳门重归祖国怀抱已经过去几年了，回顾两地回归后的情况，鲁平同志说，事实胜于雄辩，当初有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国两制”有这样或那样的怀疑，甚至对港澳的前途悲观不已，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多余的。现实的情况已经说明一切，中央政府对香港与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承诺是绝对守信用的，也绝对是表里如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国两制”以其不容置疑的真实性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香港和澳门回归后都发生了很多喜人的变化，鲁平同志说，这些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港澳同胞从殖民统治下的二等公民成为自家主人的变化。以前作为借来的地方，港英和澳葡政府对两地的利益和发展从来都没有长远打算，所有行为都是短期的，只顾着其自身利益。比如香港，多年来就一直没有像样的高科技产业和有特色的本地产业，港英政府长期靠卖地赚钱，其所实行的高地价政策使香港聚集了大量的经济泡沫。而以博彩业著称的澳门，原来的统治者也只是任博彩业自生自灭，光顾从中捞取财富，却从不考虑如何发展推进它，使之成为强大的产业，致使澳门的博彩业长期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管理水平和硬件设施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所有这些带有浓厚殖民地管理色彩的局面正随着两个特区政府的积极工作和改革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改变。香港目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区政府努力培育第三产业的市场，积极引导旅游、服务等行业向着香港未来主产业的方向发展，多年停滞不前的高科技产业也开始在港启动。与此同时，政体改革也正在香港积极推进，第二届特区政府所实行的高官问责制，使官员们都进一步负起责任来，这对形成高效政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澳门过去也有一些制造业，但都因规模弱小，难以形成强势。如今，澳门特区政府已经明确把旅游业定为澳门的特色，全面向着旅游城市的发展方向进军。澳门特区政府围绕办好旅游业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比如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对博彩业的垄断，用招标的方式吸引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方式进入博彩行业，使之具有国际水准，等等。所有这些新气象都使回归后的港澳呈现出旺盛的活力和勃勃生机。鲁平同志最后说，不能否认，香港和澳门在回归后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香港，刚刚回归即遭遇前所未有的亚洲金融风暴，风暴平息不久又碰上全球经济衰退，这些使得香港的经济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但任何一个有客观分析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到香港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因为风暴和经济衰退无法改变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商业中心的经济地位优势，更无法改变香港背靠祖国、位居东南亚中心、面向世界的自然地理优势。香港人民一直有着敢于拼搏、善于拼搏的优良传统。地利与人和是香港摆脱困难、再次腾飞的重要条件。加上回归之后，祖国对港澳的强大支持，我们不难预见港澳的明天会更加美好。（北京日报 范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