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就像人身体里的血管脉络一样，当人的身体不断的长大时，血管脉络体系也要跟着扩大，否则输送的养份不足，成长就会发生障碍。同样的，当经济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金融体制就要配合，从事改革开放，否则经济的成长就会因为金融市场无法吸纳消化因为成长带来的过多财富，成为瓶颈而停滞下来，严重的还会产生金融危机，使得整体经济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我们观察到在两岸的经济在快速成长的过程，金融体制也先后进行过无数次的改革与开放，以因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同样的经历过一些困难，虽然都能顺利渡过，但是至今，这个过程都还在进行之中。
中国大陆1978年走向改革开放，从事国企改革、财政改革、与农业改革，并开放外人投资，开放外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责中央银行业务，同时建立法定存款准备制度；1986年区域银行拆借中心成立。1988年债券流通市场成立；1990年底上海证交所成立，次年七月，深圳证交所成立，证监会与证委会相继成立，至2004年，在两交易所上市公司1377家，上市证券1574种，市价总值达人民币3.7兆元，同时外国券商在两个证交所共拥有31个席位。1995年金融改革，除将银行分为政策性银行、国营商业银行、与民营或公私合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外，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金融机构所扮演的功能与改革前有极大的不同，转换后的不良资产比重过大，资本适足率严重不足，已影响到其正常营运。近年来，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允许外国的资产管理公司进入标购其不良资产，近日，更开放中国大陆银行股权，允许外国的金融机构并购。如 Newbridge Capital Group取得深圳发展银行18％的股权，并指派其代表Frank Newman为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负责重整工作；而苏格兰皇家银行、淡马锡、香港汇丰银行等分别取得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部份股权，以藉外国的经营能力提升中国大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近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是中国大陆迈向国际市场的一大突破，只有在一个开放的金融体制之下，大陆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中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台湾的金融体制演变颇早，1949年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稳定金融市场；1958年开放外商银行分行设立；1961年中央银行复业，同年，台湾证交所成立，将原本店头买卖的证券纳入集中交易市场，1982年成立柜台买卖中心，1998年纳入兴柜市场，至2004年，证交所上市公司697家，股票709种，加上债券、凭证等95种，总市值台币16.84兆元；上柜公司466家，兴柜公司350家，总市值台币1.69兆元。1976年货币市场建立，至2003年专业票券商有14家，银行兼营者有63家，年交易额高达台币203.6兆元。1978年外汇市场交易中心成立，1982年资本市场改革，共同基金市场开放，允许外国券商投资台湾股市。198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改革，包括取消外汇管制(1987)，改采中心汇率制，1989年台币汇率再改为浮动汇率制，外汇交易量的管制，从“管出”改为“管进”，后逐渐放宽；修订银行法(1989)，废止利率管制，开放民营新银行的设立；证券交易法修订(1988)，开放券商设立，放宽上市标准；岛外期货交易法(1993)与期货交易法(1996)“立法”，成立台湾期货交易所，推出台指期货，目前共九类，年成交契约数为5,914万口。l992年外国专业投资机构(QPII)制度推行，2003年废止。
1990年曾试图规划台北成为亚太金融中心，但是因为开放的决心足，金融管理的旧习难改，未能成功，嗣后十五年，虽仍然断断续续的有类似的计划，均无法落实，成为空谈。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台湾虽未受冲击，但在1998年9月出口衰退，发生产业危机，台当局因应错误，金融产业承受颇大的冲击，货币市场因票券公司倒闭而一度出现危机，股市暴跌，当局护盘无力，反承受极大损失，银行的坏帐剧增，估计金额超过台币二兆元，资本适足率严重不足，2000年通过成立金融重建基金，2005年废止，总共处理了二家银行，四十四家基层金融机构(农会信用部与信用合作社)，仍遗留颇大未能解决的金融问题。
2000年金融机构合并法与金融机构控股公司法的“立法”，主要目的是希望经由购并，将脆弱的金融机构合并成为金控公司，以解决其金融问题。同时，成立大型金融财团，以提高其竞争力。2004年又曾规划将民营化后的公营行库内，当局持有的公股释出给外商银行，以刺激台湾的银行改善其经营。但是在缺乏市场透明化的机制，问题银行的股价偏高，外国银行望而却步的情形下，其引入外商的机率不高，而金融机构问题颇多，不会因合并而自行消失，缺乏当局的正确政策，其危机仍在。
2004年台湾成立金融管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银行、保险、证券等纳入统一机构管理，与中国大陆则分以银监会、保监会、与证监会管理有所不同，但是其对金融市场加强其监理能力的目的与面临的挑战是相同的。
两岸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问题颇多雷同之处，如何将当前的银行体质尽快的转型，进入现代化的经营管理范畴，以因应世界竞争?如何提升金融监理机构的监理效能?如何使得资本市场发挥更大的效率，以作为经济成长的动力?如何以适当的货币工具稳定物价水准与金融市场?如何适度的引入外商力量，协助金融改革，而非带来金融的动荡不安?而以两岸三地超过五千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如果能够合作，在全球市场上，所发挥的经济竞争力又有谁可比拟?
两岸的经贸往来成长快速，从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双方贸易额从13亿美元成长至去年的319亿美元，金融面开放与合作已经显得越来越具有其迫切性。其中，涉及政治面的因素颇多，在两岸恢复协商之前，可能难以解决，譬如在五一二公报中曾提及的通汇问题，人民币与台币的自由兑换，是否可以绕过双方的政治体制，由两岸的民间金融机构直接接触清算?这可能是三通以后，下一个即将面对的、另一个要“通”的问题。而两岸间的经贸依存度如此之大，双方的货币政策互相影响的可能性也出现，两岸间货币主管机关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交流的通道，以谋取共利?当然，在金融往来更加密切之后，两岸的金融监理机构也有相互合作的需求，除此之外，两岸共同打击金融犯罪，在可见的未来，似乎也有其存在的必要。
不过在两岸金融市场都走向对外开放，逐步以市场化为归依，双方可以着力之处仍然不少。近年来，两岸金融界经由各种管道与机制，交流互访日益密切，不久之前，我们亲民党刘忆如“立委”才带领一批台湾金融界的朋友来过上海，参加两岸财经论坛。台湾的银行在香港设分行，在大陆设代表处，而虽然仍有政治因素干扰，大陆的金融业者到台湾设分支机构的时间可能也不会太远了。它如保险业的合作，经由国际再保险的机制，本来就有其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证券业者虽然不能直接进入大陆，但是对中国大陆市场的熟识程度也与外人不同。如何进一步排除金融机构在对方设立分支机构的障碍?应该是我们今天试着探讨解决的问题。
在台湾，目前政治敏感度较大的问题都是两岸间的障碍，许多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消除，金融便是一环。而从大陆的角度来看，如果是市场对外开放，没有必要去特别限制台湾的金融业者不能参与。不管执政者如何的设限，一旦市场开放，商机存在，需求自然出现，回顾台湾的两岸政策，多半是走在人们的后面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许多开放措施讲求的是互惠，大陆也许有些朋友会从这一点来要求，其实两岸的关系较一般的国际关系为特殊，因为如果真的视之如国与国的关系，现在绝不走这个样子了。
两岸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必然的，其中，台湾的证券市场发展的较早，中国大陆可以借镜之处颇多，如可以在大陆证券市场开放过程中，允许台湾券商在大陆经营证券业务，开放台湾的投资人，包括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进入大陆的证券市场去开户投资。未来，随着两岸的情势发展，允许双方的公司在对方上市，甚至如同欧盟的国家，允许双方的上市股票在对方交易所挂牌买卖，均非不可能。
金融机构的并购活动可以进一步促成两岸金融界走向互利合作的方向，中国大陆的并购活动随着其外汇存底的增长与币值的变动而成长，过去一段时间，大陆对外进行的并购案件颇多，而外商在大陆内部的并购案件亦在快速增加，台湾金融界可以参与规划并购，提供法律、财务、甚至资金筹措的规划等服务。当然，如果两岸政治气氛改善时，直接参与并购，扩大市场范围亦无不可。
其实，在台湾缺乏国际活动空间时，于五一二公报内的“两岸一中”前提下，两岸似可携手合作，规划参与如亚洲货币机制与亚元的工作，因为台湾的经贸在亚洲所占的比重颇大，缺乏台币在内的亚元机制，多少也有其缺陷，同时，亚洲开发银行中，中国大陆与台湾本来就共同列席，享有同等权益，两岸如能相互合作，而非相互抵制，则经济的互补效应将会更为巨大。
总之，两岸能够发展到现在的地步，颇为不易。在非常之局内，如何能抛弃俗见，求取突破，在和平进步中，求繁荣，需要极大的智慧。站高才能看远，两岸关系，不在求一时，要求的是千秋。
作者简介：殷乃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金融师资研训班结业，曾任台湾“立法委员”、政治大学金融学系主任，现任政治大学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