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40年，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随着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他的主要助手往往也有所变化。从追随孙中山革命至他逝世，对他的思想与事业都能深切理解并支持到底的人并不很多，而宋庆龄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作为孙中山的学生、战友、同志、妻子，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走过“艰难顿挫”的十年。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历尽险阻而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在时代的大潮中奋进不已。在这个过程中，宋庆龄当然更多地是接受孙中山的指引，但她作为学生，对导师的积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宋庆龄继承和发扬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她无愧于她的师长、战友、同志和丈夫——孙中山。
大致说来，宋庆龄从1913年秋开始协助孙中山工作，1914年9月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与孙中山结合至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是宋庆龄向孙中山学习、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并在参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实践中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时期；从“二次护法”失败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宋庆龄同孙中山一起“与时俱进”，探讨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思想，探索拯救祖国的新道路，成为孙中山后期的重要助手与忠诚战友。她协助并促成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后至宋庆龄1927年8月出国访苏前，她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磨砺，团结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坚决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1927年8月以后，宋庆龄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了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自我超越，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其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中，她捍卫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以此为旗帜，召唤国内外各阶层的爱国者和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外国朋友，组成广泛的统一阵线，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不懈奋斗。
（一）
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开始并肩战斗时，形势极为严峻：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袁世凯窃夺，“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孙中山的共和理想只是昙花一现。再次作为流亡者，孙中山陷入极端痛苦和困难的境地。他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终因这个新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的战友。革命事业处于低潮，孙中山的前途也难预卜。宋庆龄的到来，使孙中山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抚慰，长期流亡生活的孤寂得到慰籍。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与孙中山的第一次婚姻不同，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前夫人卢慕贞是中国式的贤妻良母，承担了孙中山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所有后果。但她不可能深切理解和直接帮助孙中山的事业。而宋庆龄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统治的英雄，了解到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1908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经常给她去信，告以国内发生的情况，还寄发剪报材料。她认真阅读各种材料并加以分析对比，进行反复的思索。及至得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时，这个一向沉静温雅的姑娘，将她的全部激情倾注在她那篇著名的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文章讴歌了辛亥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她表达了自己对祖国殷切的期望和深挚的爱：“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爱，应该作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这篇论文表明了宋庆龄对革命的理解：革命的必然性——“压迫导致了革命”；革命的合理性——“造福人间的喜事”。她把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表明宋庆龄的政治思想在剧变的形势的推动下有了迅速的进展，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宋庆龄1913年8月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父母时，她会见了久仰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资料的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和书信往还。由此大大加深了她对孙中山的人格及他的事业的理解。所以当宋蔼龄因婚事离开日本时，宋庆龄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正式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孙中山、宋庆龄的结合，是中国革命的奇妙的产物。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神奇的感情——给他以慰藉，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这桩婚事绝不能也不应以世俗的眼光来评判。年轻美丽、温柔深情而且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对于当时的中国说来是最先进的西方民主思想。宋庆龄后来忆述：“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她1915年夏从东京回上海省亲前对孙中山这样表明心曲：“我曾详细地想过好久，觉得除了帮助你为革命工作外，没有什么再使我快活的了……我极希望自己能这样地献身革命”。宋庆龄这种“委身革命”的高尚情愫，也表现在她给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信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真正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宋庆龄将自己的幸福，与中国革命事业连结了起来。她抛弃了优裕、舒适的生活，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曲折而又伟大的道路，勇往直前，义无返顾。@pages@
（二）
尽管宋庆龄在学生时代就表现了她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热忱，但对于中国真正具体的了解，还是在与孙中山结婚以后。以往，她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农村的情况以及广大农民的痛苦，理解极为抽象。是孙中山帮助她认识自己的祖国：“孙中山很穷，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40年的生命。“正是孙中山帮助宋庆龄具体深化了她原来的认识——”压迫导致革命“。
当然，对于旧中国的直正了解，主要来自于革命实践。结婚以后，宋庆龄马上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她参加了讨袁、护法、北伐……革命实践开阔了她的眼界。孙中山对她极为信任，她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来往涵电和对外联络的工作。孙中山革命活动中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亲率红十字会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视察军事要塞……当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他的《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资料员、抄稿员和翻译。革命实践加深了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理解，使她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当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至中国，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为与苏俄联系作好准备。1918年夏，宋庆龄、朱执信帮助孙中山起草了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及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他们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孙中山的许多文件、声明、涵电等等，都出自宋庆龄之手。但是，当她还是孙中山的学生和秘书的时候，她也不是机械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熔铸其中。她的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孙中山思想的前进而发展。孙中山因年龄、阅历以及在国民党和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从各种力量的平衡及策略上考虑，他迈进的步伐会十分审慎。那么，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庆龄，以她敏锐、活跃而激进的思想，对孙中山肯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极度悲愤。但物极必反，这次事变成为孙中山后期政治生涯的转折，起了促进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催化剂的作用，也成为孙中山、宋庆龄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契机。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她“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及至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以免落入叛军手中。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支持孙中山的事业，宋庆龄是随时准备牺牲的。事实上，在为新中国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她的生命一直受到反动派的威胁。
孙中山不愧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找到自己事业的真正朋友和同志。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孙中山）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孙中山毕生期望有能帮助中国革命的拉斐德，终于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中找到。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孙中山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日益密切，交往频繁。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多次派出代表会见孙中山并提出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各阶级的政党的建议。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探讨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对于国共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促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方面，宋庆龄做了大量的工作。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涵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回到上海。此时，中国共产党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是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指出，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确认了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形式。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就在孙中山回到上海仅十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到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和宋庆龄不断总结与探索。曾任孙中山秘书的田桓回忆1923年2月的一天，他向孙中山汇报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一事时说：“宋庆龄同志也和我谈了一些关于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她鼓励我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着想，要继续努力为革命工作。”说明在酝酿国共合作时，宋庆龄与孙中山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还在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说：“在1924年，为国共合作问题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这是孙中山、宋庆龄从爱国主义的基点出发，经过痛苦的探索而得出的极其深刻的共识。以后，宋庆龄还多次谈到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正是通过多次的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国共合作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右派反对这一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当时彻底并始终支持三大政策的党员并不很多，廖仲恺、宋庆龄是寥寥者中最坚决的两位。宋庆龄对于促成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制订三大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没有人能代替的。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孙中山在制订三大政策时压力重重。对于这样一个关乎国民党命运的重大决策，他当然会思虑再三，内心也会有矛盾。这时，宋庆龄的理解与支持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由此，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的高涨，也体现了孙中山、宋庆龄革命思想的升华。他们的思想适应历史的潮流，表现了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高度进步性。
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国民党内的主要助手大多逐渐背离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宋庆龄在廖仲恺牺牲以后，能够坚定高举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继续与时俱进，实与她同孙中山的思想认识一致并参与制订三大政策的革命实践所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pages@
（四）
1927年，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公开绞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历史把继续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的重担放到宋庆龄和她的战友的肩上。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后期的重要助手与战友，作为高举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革命旗帜的旗手，在捍卫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斗争中，以她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她仍在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首先，宋庆龄始终把握住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灵魂与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理论上，她强调三大政策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内涵，是实现三民主义的策略与途径。她反复指出“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在实际斗争中，宋庆龄更突出强调三大政策的实行。把三大政策作为推动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宋庆龄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理解与发展。也是她在新的形势下给革命与反革命划出的分界线。任何抛弃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都是假三民主义，都是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的背叛。
其次，宋庆龄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学说，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赋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时代的内容和特点。因而，她把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贯联起来，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
“民族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第一面战斗旗帜。孙中山在4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断进步，从旧三民主义时期的对内反对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对外避免帝国主义瓜分、“共管”，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时期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孙中山始终对帝国主义存在或多或少的幻想，没能提出明确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帝斗争纲领。宋庆龄继承孙中山“联俄”及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志，继续奋斗。在实践中，她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提高与深化。还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宋庆龄第一次独立地以政治家的身份就五卅惨案发表谈话时便指出与帝国主义“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必须“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表达了她与帝国主义绝不妥协的立场以及在反帝斗争中民众联合的思想。不几年，宋庆龄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又有了质的飞跃，她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争取祖国和民族的独立；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斗争，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相联系。她指出“目前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时代”，无产阶级“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而这个斗争必然导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日益扩大和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肆虐，宋庆龄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行动”，她自己并长期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领导人，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而不懈斗争。把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以铲除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铲除殖民主义，铲除民族压迫，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这就是宋庆龄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列宁对民族问题的分析完全一致，也是她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建立了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统治基础的独裁政权，孙中山的建立人民“享有一切自由与权利”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大旗，并对民权主义的要义作了充分的阐发和重大的补充。宋庆龄以工人农民这“两大基本群众”是否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来衡量民权主义是否得到实现。因此，她赋予了孙中山民权主义中的“民”以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同时，她肯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才能使民权主义得以真正实现。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熏陶的宋庆龄对于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资产阶级的形式的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孙中山理想中的新式共和国“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宋庆龄坚信工农大众必须以革命武装斗争的手段，才能夺取真正的民主权利。以革命武力去实现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民权，是宋庆龄赋予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新的内涵。从而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阶段的时候，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宋庆龄对于民权主义的补充与发展，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认为民生主义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旗帜。在“宁汉合流”以后，宋庆龄高举民生主义的旗帜，且大大扩展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力图重新集结革命力量，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她把民生主义作为新时期社会革命的总纲，强调“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孙中山为了使贫困落后的祖国臻于繁荣富强，预防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提出了民生主义，企图采取“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手段，医治资本主义的溃疡。孙中山怀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在他的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切望实现“耕者有其田”，但他希望通过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来进行。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阶级基础，因而他从来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对象，因之，他也并没有把农民看作是革命的主力军。孙中山没有把民生主义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同国民革命——政治革命密切联系起来，而宋庆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重大的发展。从而把孙中山的带有改良主义和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民生主义，使民生主义具有更为深刻和宽广的内涵。宋庆龄以最明确的语言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宋庆龄对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的论述，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所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完全一致，表明她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是何等真切，对历史发展的方向把握得何等准确。
对于社会革命中的主力军，宋庆龄认为工农阶级“是我们力量的基础”，“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是“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
同样，虽然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节制资本”比过去给予了更大的注意，但他也没有深刻认识工人阶级在新的革命阶段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社会革命的领导权，宋庆龄早在1927年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如果说1927年，由于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国民党左派旗帜的特殊地位，在当时因受各方面力量的制约，还不能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几年以后，即1933年9月，宋庆龄在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的讲演中，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问题：“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有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她已经确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宋庆龄关于社会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论述，是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具有本质意义的补充与发展，使得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达到了一致，使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成为团结广大人民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欣喜地看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她仍然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团结国内各阶层爱国人士参加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并为这个伟大的事业争取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多年以后，宋庆龄在回答斯诺对她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的提问时，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是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这是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和影响的最好总结。（作者：盛永华，来源：《孙中山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