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考古世界瞩目已久。2004年夏，周公庙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一处由两墓道、三墓道与四墓道等形制的西周最高等级墓葬组成的大型陵坡墓地、1500余米的大型夯土墙、700余片甲骨和多处大型建筑基址“集体出世”，更使这里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以及由“祀”延展的“礼”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色，它在历时性的演进中成就、构筑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之一。作为诸子百家的先声，西周时期恰恰是中华文化最最关键的分蘖点；西周在古代中国的小统一上，可用天枢——中华民族的天命之枢纽来比称。此时此地的发现，对研究与探讨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和墓葬文化，具有无可估量的思想和文化意义。

　　西周的大型墓地竟然埋在山梁上？

　　人们或许会对小山一般高大的一座座陵墓渐渐习以为常，因其毕竟只是比我们日常所见的普通坟墓高大一些罢了。按传统的说法，我国古代商周时期的墓葬是没有今日所见的坟丘的，坟丘墓的出现已到春秋晚期，正是孔子生活的时代，孔子本人就是其实践者，而其普及则是战国时代的事了。

　　佐证这种已有2000余年观念的首先是明确的文献资料。《易·系辞传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由此，“不封不树”（即没有封土堆，也不种植树木以为标志）便成为后世人们谈论古代墓葬的基本原则。《吕氏春秋》如此看法，西汉末年的刘向也认为“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垅之处。”

　　由殷墟发掘而兴起的中国考古学的长期实践也基本肯定了这种看法。殷墟发现的商墓如妇好墓，周原发现的西周墓如黄堆墓等，都没见坟丘。但意外还是有的，如南方有的西周墓就是封土的，周原的黄堆墓的“黄堆”二字，也曾使人联想到“皇堆”（皇家的大土堆）之义，但它们仍缺乏足以改变人们原有看法的力量。

　　如今，举世皆惊的西周大型墓葬群竟然在周公庙旁的山梁上！孟子就称关中为“天府”，西周时期的关中更应“陆海丰饶”，周公庙附近的生态环境应当是很好的（今天的周公庙内仍生长着百余种植物，小松鼠时常在路边戏耍）。那么，埋葬着至少19位重量级人物的大型墓地——山梁，大概不用封土也足以让人仰视，不必植树而树也已成荫了吧！？

　　问题仍不至此。活着时人分高低贵贱，死后所埋之处也要分子丑寅卯：墓的名称也不是随便用的，否则杀头事小，灭门事大。文献记载，只有君王的坟墓可以用“陵”，最早用陵的是战国时期，表示坟墓如高大的山陵一般，故有“山陵崩”诸说。或许是事后诸葛亮，周公庙又称“古卷阿”，“卷阿”音“全窝”，卷意曲，阿则指大陵。于此或许可知，周人早就以山为“陵”了，当孔子为母亲堆坟之时，难道不属于“复周礼”的一部分吗，只是他没有言明周代早就如此而已。

　　这儿是周公墓？

　　最高等级墓地、大型夯土墙、刻有“周公”的甲骨和多处大型建筑基址等遗存的结集出现，对稍具西周考古常识的人来讲，都确凿地表明这是一处大型周人聚落遗址。要知道，墓地、巨墙、甲骨和高等级建筑“四位一体”地同时出现，在考古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因它们使某个族群的集体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它又是这个族群文明生活的标志性具像表现。

　　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和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771年）使用的占卜文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意识等提供了最直接的宝贵资料。在崇拜神灵的商周时期，人们对占卜非常认真，有一套完备的规定。《周礼·春官·占人》中载：“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可知占卜的分工或对兆象的特征要求是十分明确的，其刻辞则是因事而就的，留下了诸多活生生的时事时文。

　　徐天进教授发现两片50余字甲骨之余绪；农民技工史浩善以专家的目光敏锐地从一处断崖处发现了“重要情报”：灰坑里拥有众多甲骨片。“考古，考古，就是看土。我在某些方面都不如史浩善。”谈起“浩善坑”的重大发现，徐天进教授不胜喟叹。

　　清理发掘“浩善坑”等多处地点后发现甲骨700余片，经专家初步辨识、拼对、缀合，甲骨为西周早中期，刻有甲骨文430余字，卜甲刻辞内容涉及战争、祭祀、纪事等，其中有“周公”字样者7片，并有几片是记载着周王活动的刻辞。在表示着此地重要性的同时，“新邑”等字的出现更使人联想到“周公营造成周洛邑”的史实。此外，唐高祖李渊选址理应有所依据，否则不会于此建立所谓的“周公祠”（现周公庙）。

　　北京大学教授邹衡说：“西周考古已有六七十年，这是唯一一处同时发现西周大型夯土墙、甲骨文、高等级建筑和墓葬群等遗存的大型周人聚落。‘周公’字样甲骨的多次出现，说明此处当是周公采邑，进一步推测的话，墓地应是周公家族墓。”

　　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著名西周史专家尹盛平说：“过去发现的诸侯国君级墓葬只有一两条墓道，在周公采邑内的四墓道墓葬为首次发现。周公是享有周王待遇的人，完全有资格使用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在他的家族墓地发现四墓道墓葬不足为怪，其规模较小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随着对出土甲骨认识程度的进展，专家最近发现了有关召公的甲骨文字：“太保”或“保”字出现3次，仅从数字上说只比“周公”少了一次。要知道召公与周公在西周初期可是平起平坐的人物，由于二公的爵位子孙都是世袭的，后来的西周史上才出现了周公与召公的“共和”之治。判断墓地性质的准星——时间似乎又有些模糊了。

　　是公墓，还是族墓？

　　对“上帝”的敬畏使商周时期的人们普遍具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否则很难理解他们对祭祀的极端重视：行军打仗离不开甲骨的占卜，更离不开在宗庙内祈求祖先的帮助和神灵的保佑。《诗经·大雅》记述古公亶父迁居到岐地时载：“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可知周人对建造宗庙是与建造宫室至少是同等对待的，其住地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有宗庙建筑。

　　祭祀祖先在宗庙，而埋葬祖先的地方则是墓地。《周礼·春官》载，同一宗族的墓有两种：一种是“公墓”，葬的是贵族，“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一种是“邦墓”，“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当是给予贵族之下的“国人”划定的墓地。或许“国人”地位之下的人可能都是奴隶身份，没有入葬的资格，“礼不下庶人”嘛！

　　虽然《周礼》（一般认为其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有删补）的记载很明确，也很有规划，但是周公庙发现的大型陵坡墓地与其形制上的要求很难相符：它处地斜坡上，难以形成“居中”的分布格局。从考古实践看，这也许是一种理想化的描述，后人对周礼多有溢美当不会自孔子始，“厚古薄今”的思想倾向是部分人类一贯的思想倾向，它从貌似向后看的视角给后继者提供面向未来的思想动力，先贤的榜样至今不仍在激励着你我吗？因此，周人除在宗庙祭祀祖先外，还常在先人的墓地进行告祷，犹如知识分子在斗室内神交。

　　就目前而言，说周公庙大型墓葬群是公墓不存在什么风险，这个“公墓”如按照《周礼》的“公墓”标准来定的话。但进一步言，是“周公墓”（与召公相对的周公的墓），还是“周公墓”（周族的公墓）？换言之，《周礼》记载的公墓与邦墓是一种共时性存在，还是一种历时性演变的结果呢？西周时期三四百年的历史，我们基本没有大量可资凭据的第一手资料，所谓诸侯国的考古自不待言，就是周人发祥地——周原的考古状况也不容乐观。谁能证明这不是一种对历时性结果进行的回溯性描述呢！

　　尤其令人难以释然的是，在周公庙大型陵坡墓地（即最高等级西周大墓群）之西的第二个山梁上，又发现了一处西周中小型墓葬群，在对其192座墓葬中的两三座抢救性发掘时，专家竟在其盗洞内出土了铭文青铜器，而32号西周大墓的八九个盗洞中只见原始瓷器碎片，让找宝的人失望不已。

　　周公庙遗址考古尤其是大型陵坡墓地的部分发掘将解决许多问题，但它未能解决的问题或许会更多。除非出土言之凿凿的直接证据，周公采邑的断语才能行世，否则，“周公墓”的句读虽然有些“戏剧”，我们也只好“戏剧”下去。不然，盲人摸象式地解决问题岂不让后人晒笑！西周王陵的追寻为何一直处在摸索阶段就是近证。（新华社  冯国、边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