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吴瀛，算是在故宫创建前后，对前后渊源及各种纠葛最知情的人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致函确认“吴瀛为我院开创者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林伯亭副院长也致函确认“吴瀛先生乃故宫博物院创院时之接受代表、常务委员。曾参与古物鉴定。文物南迁等重要院务。”在收拾母亲新凤霞和父亲吴祖光遗物时，我发现了祖父卸写于1948年10月到1949年7月时的手稿，其中详尽实录了故宫当年创办博物院的起因和创办经过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以及故宫国宝南迁、故宫盗宝案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人事交错。其中涉及到孙中山、冯玉祥、段祺瑞等政要，这部遗作定名为《故宫尘梦录》，可以说是故宫惟一的一部院史，即将由故宫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作为今年故宫建院80周年的一份献礼。
皇宫文物被大量转移
祖父当年在北京城警政司（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对清宫事务的主管，还兼着北京市市政公所坐办秘书长的职务。当时，溥仪和康有为一众人经常惹事，想伺机复辟，被祖父拿到了作为证据的书信。另外，清宫里的宝物也被大量转移到宫外，并出现了很多清宫物件的复制品。祖父总觉得溥仪留在宫中，事情会越来越糟，几次呈文请求把溥仪迁出宫去。因为祖父本人对文物古玩字画等有很深的感情，想学习法国的卢浮宫，提议把清宫建成故宫博物院。
但当时掌握政权的许多是清室遗老，与溥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祖父的建议被置之不理。幸好，很快上演了冯玉祥的政变，鹿钟麟逼宫，溥仪终于被赶出清宫，但离去时也带了不少宫中物件，后来还几次遣人回来以收拾衣物为借口浑水摸鱼地拿走宫中的物件。
而当时，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与祖父是湖北方言学堂念英文时的同学，比祖父年长11岁。俩人关系密切。易培基了解祖父的爱好，又因为先前祖父也多次呈文，建议故宫博物院的事，所以，请他以顾问身份参与故宫善后、文物接管鉴定等工作，祖父也就成了当初接手故宫的五位代表之一。白头宫女回来挖宝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仓促之中居然举行了开幕典礼。那天，全北京的人，抱着对几千年来高墙内皇宫的好奇，几乎都来观礼，场面非常热烈。开幕礼虽然在热闹中结束了。但故宫博物院还属于百废待兴，只有《临时组织大纲》、《临时董事会章程》和《临时理事会章程》。后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处理故宫文物的交接、清点等事宜。
不过故宫在许多遗老眼里，都是一个挖之不尽的宝藏，这段时间，出现了种种怪事，许多从宫里搬出去的人找种种借口回来看看。比如一个白头宫女，称她是当年被慈禧幽闭的珍妃的宫女，在景祺阁的北三所后墙根埋着一箱黄金。不过即使她说的是真的，她所指的埋宝地也已经动过土，挖了七天，也没有发现，这位白头宫女只能绝望地离去。拍卖故宫“逆产”？1928年6月27日，在国府第74次会议上，委员经亨颐居然提出议案：废除故宫博物院，把宫殿和宫中收藏的宝物分别拍卖或放置别处。他在议案中写道：“据我的理想，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该拍卖……”这个议案和这次的会议的结果是，请中央政治会议再次复议故宫博物院的决定。此时，博物院面临着被拍卖分散的危机。
于是，祖父和沈兼士、马衡、萧瑜、张继，还有易培基等等，都上书力陈保存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性。经亨颐的提案终于没有通过。
复杂人事下的国宝南迁
1932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沦陷。日军势头正猛，大有直逼平津之势，北平一旦沦陷，就会危及故宫大量国宝。经过激烈争辩，当局决定把贵重文物南运。这段历史，也是前段日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国宝》中的情景。但这个电视剧只借了这个史实的由头，但其中的故事和人物描写都面目全非。
国宝南迁在当时受众人瞩目。分歧的问题无外乎运往何处、经费数量和分配、押运人选等，争论的两派：院长易培基和秘书长李伯玄为一派；副院长张继和他以强悍著称的夫人崔振华为一派。后来因为宋子文的支持，易培基的提议被采纳。
但要出发前，又有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发起反对国宝南运的运动，连原来支持并主持的此行的故宫古物馆的马衡也变卦了。因为关系重大，又会惹来闲话，所以易培基自然又找到他能够信任的好友，我的祖父吴瀛担当这个重任。
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含冤而死
故宫宝物南迁这件事，易培基是赢了，但他却遭到张继夫妇的嫉恨。国民党当年内斗很厉害，易培基、李伯玄背后支持的是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张继背后的是汪精卫。宝物南迁一事之后，易培基就被推到了矛盾的前沿，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张继联合他的学生，最高法院检查署长郑烈，一手制造了“故宫盗宝案”。因为认为我祖父吴瀛是易培基的死党，也加给祖父一个“妨碍秘密罪”。面对张继等人的诬陷，易培基最初提出了反诉，但在事情未明朗时，易培基和李伯玄被迫辞职，由马衡代理院长职务。这个莫须有的案件却在继续扩大，最后一共扩大为第六案，但易培基不堪屈辱，激愤不已，在上海一病不起，含冤而死。据我祖父在《故宫尘梦录》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之所以易培基遭受不公平待遇得不到有力支持，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高层也怀疑他“通共”。起因是他曾善待过已故的李大钊之女李星华。而李星华是我的大姑吴珊大学时的同班好友。 在父亲的鼓励下割爱捐宝
祖父收藏的文物，在日本人占领济南时损失了一大半，但剩下的部分，加上他在抗战时在四川等地收集的字画文物，仍然非常可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吴祖光对新中国充满热爱，劝说祖父把文物捐给故宫。祖父考虑再三，认为尽管自己痴迷收藏，喜爱古物，但这些藏品可以不再散佚，流传下去，作为公共的艺术资产被妥善处理，是更好的归宿。所以将一生的大部分所藏，总计241件文物，捐给了故宫。（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