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一：一面旗帜倒掉了；启示二：后人对鲁迅的“捧杀”；启示三：中国作家的反思。在巴金的百年生涯中，真正属于作家的生涯，细算起来不过三十几年，相对于他的前半生，后半生的巴金显然与他投身文学时的初衷渐行渐远。
10月17日19时零6分，“近年来一直靠鼻饲，每天根据医生制定的治疗方案，将流食通过鼻子输入体内”的巴金，终于“熬”到101岁，戴著“中国一代文学巨匠”的桂冠驾鹤西去。
启示一：一面旗帜倒掉了
从17日下午三时一直守在巴老身边的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眼看著巴老的血压从正常一路滑落，眼看著巴老的嘴唇从翕动到静止”，心情开始陷入矛盾，“一方面我不希望巴老走，有他是我们上海文坛的骄傲，另一方面我不忍心看他经受痛苦”。
赵长天所说的巴老痛苦，不仅包括病痛对于巴老的折磨，还应包括广为人知的“巴老个人主张安乐死”，却至死未能如愿的心灵创伤。据赵长天讲，从1999年华东医院发出第一次病危通知开始，六年时间，为了接呼吸器，巴老的气管被切开，之后虽然意识清醒却不能讲话，无法表达。一次他在病中短暂的清醒时间里曾说过：“我是为你们而活著”。
众所周知，中国内地各级“作协”并非香港作协那样，是一个由作家们自发成立的群众团体，而是一个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严格筛选甄别而后再行任命的“官场”（中国作协就是正部级单位），除去名誉职务，大凡在作协里任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名领取相应级别薪水的“政府官员”。
巴金辞世的报道规格之高，虽然与“中国一代文学巨匠”的名衔不无关联，亦不可忽视其曾经担任过的诸多官职。值得关注的是，“从1999年华东医院发出第一次病危通知开始，六年时间，为了接呼吸器，巴老的气管被切开，之后虽然意识清醒却不能讲话，无法表达”。然而，“一直为了所有关心他的人而苦苦支撑著”的巴金，尽管早已丧失了人的正常行为能力，其间却仍被任命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可见巴金老人勉强活著的全部理由中，“官场”需要仍然占了很大的比重。对此，中国作协副主席、前文化部部长王蒙在接受新浪网的联机采访时说了一句真话：“我感觉到这是一颗巨星陨落了，一面旗帜倒掉了。”
笔者之所以把“一面旗帜倒掉了”看作是一句真话，是因为在铺天盖地有关巴老的溢美之词中，只有这句才真实地反映出，老人存世时的意义并不在于“作家巴金”的作品，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坛乃至文学青年们是否还有“时代的呐喊”般的影响力，而在于“旗帜巴金”对于现阶段中国人“革命、爱情、文学三位一体”的号召意义，这也是巴金辞世的最大看点。
启示二：后人对鲁迅的“捧杀”
由于巴金既是作家又是官员的双重身份，官场和作家们对其辞世同时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内把花圈送至巴金灵堂的举动，足可验证官场的重视程度；以王蒙为代表的许多健在作家通过网络联机方式，纷纷向社会公众表达各自内心的复杂感受，则是另一方佐证。不同之处在于作家们的联想是丰富的，诚如很想见到巴金但却错失了见面机会的作家余华所说，“巴金的去世让人很难受，但我想，巴金把人生小说写完了才走，而另一位文坛巨擎鲁迅，人生小说没写完就走了”。
因巴金而联想到鲁迅，应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因为鲁迅与巴金有许多共同点：两人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活跃的文人；同是今人眼中的“大师级人物”（鲁迅头上的“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桂冠，足与巴金的“中国一代文学巨匠”相媲美）；两人都曾“影响了几代人”。不同的是，巴金后来做了大官（全国政协副主席属于“四副两高”序列，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鲁迅却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英年早逝。
说鲁迅是一名悲剧性人物，不仅在于他少年时曾经经历过“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以及创作旺年就英年早逝的人生不幸，还在于他与文学结缘时的某种“被动”，而非是文学的自觉。正如他在《呐喊》结集时的自序中谈到的，他是在抄录没有任何意义的古碑钞本时，被“他们”提醒“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所言的“他们”，是指一九一五年创刊，一九二三年成为中共机关刊物的《新青年》，以及该刊团结的一批包括钱玄同在内的左翼文人。 鲁迅说：“我虽然没有自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著好梦的青年。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显然，鲁迅是以“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的心态开始文学创作，并在“将令”驱使下，“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梁实秋语）。尽管鲁迅后来对此解释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除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却非他刚刚步入文坛时的初衷。
从“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这个看点上分析鲁迅，可见鲁迅的自知之明，还可见后人将其抬到吓人的高度，既与事实相悖，也非他之所愿。
启示三：中国作家的反思
在巴金的百年生涯中，真正属于作家的生涯，细算起来不过三十几年，相对于他的前半生，后半生的巴金显然与他投身文学时的初衷渐行渐远，他在新中国创作的唯一能够被大多数人们所熟知的文学作品，就是一部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的中篇小说《团圆》，而他的《家》、《春》、《秋》三部曲，以及后来的《寒夜》等“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学作品，大都出自青年巴金之手。
作家刘震云说“巴金先生的去世，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李承鹏则认为，巴金的辞世并不是一个作家的离开，而是一个时代的离开。那是一个可以把革命、爱情、文学三位一体的时代。邓友梅说，巴老对我来说，是让我理解了做一个作家先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人。
笔者以为，或许巴金老人的人品要比他的作品流传得更为久远，因为他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一个作家的良知，而这恰恰又是中国文坛上时下最为常见的一种缺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金老人的辞世，恰与200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相隔四天，两件文坛大事，虽然是以“巨星殒落”和“诺奖再与中国无缘”的悲悯面孔，向当代中国作家们的心头撞来，若能收到促人深思和猛醒之功效，则又是不可多得的好事了。
大公报\甄城（作者为资深传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