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终于离我们而去，他解脱了。我们既悲痛又开始轻松起来。

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巴金就帕金森症缠身，１９９４年胸椎骨折，１９９９年春节，因呼吸道感染住院。从此他无法行动，难以言声，几度病危，靠鼻饲维持生命。近年来，他是“为别人活着”，但无尽的病痛又时时叫我们惶悚与揪心！

１９５７年，我是踏着“反右”斗争声浪跨进大学之门。庆幸自己没有参加鸣放，暗下决心，不求闻道，专攻术业。面对老师开列的长长作家与作品名单，我的读书计划首选了巴金。可能那时正当年轻，可能巴金离我们更近。我集中地读完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就连他的一些小册子《灭亡》、《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也没放过。

读巴金的作品深深感受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对中国几代青年走向自由的巨大影响。陈荒煤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可巴金这些出于人道与爱情的反叛小说，与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各种运动抓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必然不合拍。就连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丁玲也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作品……”到了１９５８年，姚文元等人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对巴金发起了“拔白旗”运动，指斥巴金作品是无政府主义与个人主义。当时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也群起而攻之，全国文科大学师生中也掀起批白专道路的高潮。可半年后《文学知识》公布来稿统计却是：全部肯定巴金作品的７４篇，批判兼肯定的有３５篇。全部否定的仅有４篇。这说明即便在“左”风劲吹的１９５８年巴金仍是深受读者欢迎的。

文学批评以“鲜花”与“毒草”为标准，当始于“反右”，盛行于“文革”，因为这一简单化标准已发展成在作家中划分敌友的政策依据。即香花是朋友，毒草是敌人；前者培育，后者铲除。运动初始，斗争的来势之猛，就连一直受保护的郭沫若，也在报纸上宣布自己的作品是“大毒草”，要一把火烧掉。巴金也曾承认自己的那１４本文集为“邪书十四卷”，统统是“毒草”。可就这样他也没能逃过在许多场合被点名、被批斗的恶运。如此身心摧残整整挨了八年。到１９７３年巴金才被允许回家，他躲进狭小的顶楼，开始继续他四十年前翻译赫尔岑回忆录的伟大工程。当他从１９世纪俄罗斯社会黑暗中再回到“文革”中的现实，深感“左祸”与沙皇专制竟如出一“辙”。

对于当时满中国的“毒草”一说，巴金怎么也想不通，他曾说，二十多年在自己种着花草的小园子里散步，总也挑不出毒草来，只找到不少中草药，“良药苦口”利于病，这是有理性的人都懂的道理。他担心这种“毒草”病的蔓延，终于什么也写不出来。“文革”时期文坛一片荒芜，不正是巴金担心出现的景象吗？

巴金解放前共写有２７部中、长篇小说，７０多个短篇，他是一位在４０岁已完成意义上的顶峰作家。巴金对解放后到“文革”这段时期只有深深的伤痛，他感叹道“我在１７年中，没有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作品”。

粉碎“四人帮”后，巴金和全国人民一起沐浴在文艺春天的阳光下，他虽然没有拿起笔再写他驾轻就熟的小说，但巴金以杰出的文学杂志编辑的眼光与胸怀，为新时期文学人才的培养与优秀作品问世，作出了巨大贡献。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他复出担任《收获》主编后，毅然拍板发表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顶住压力，为刚出狱不久的从维熙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叫好；他为谌容《人到中年》遭横加指责而仗义执言；他为仍是学生的水运宪《祸起萧墙》指点迷津……巴金的慧眼与胆识，催生了一代文学新人。

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长最痛苦的作家，晚年他用了整整八年时间于１９８６年完成一部讲真话的《随想录》，他是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警示人们不要忘记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说真话”是巴金在《随想录》提出的一个美学原则，这是中国有理想有作为的作家，理应追求的文学品格！

巴金走了，他留给我们的２６集《巴金全集》，是后人久远的追忆与无尽的话题。

巴金仍活着，永远……

（江淮晨报）

●曹志培